1919年5月4日，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全国各地学生运动蓬勃兴起，社会各界纷纷发布声明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即使是当时的军阀吴佩孚，也通电全国呼吁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全国如此，作为最先响应、支持北京“五四”运动的天津，当时又是什么情形呢？“五四”运动第二天，天津学生就着手成立学联，联络人就是在天津求学的织金人谌志笃。5月4日北京学生的示威游行，在天津引起了共鸣。天津大中学生与北京学生同频共振。“五四”运动似乎将这两座城市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在谌志笃的推动下，5月14日就宣告成立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并推选谌志笃为会长。
天津学联推选的会长
“在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一次讲演中，为激励国人，谌志笃毅然破指写下‘学生作事，纯本天良，不为势迫，不为利诱’的血书，表示愿与北京爱国同学共同斗争的决心。”（《天津日报》2004年4月27日）可见，谌志笃的会长一职并非从天而降，是天津学生对他“纯本天良”的一腔爱国热忱的认可，也是他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不息、战斗不止的担当和表达。
谌志笃，号石僧，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人，1896年生于织金县城东的一个书香门第；幼读私塾，1907年随父到贵阳，1908年进贵阳私立南明中学，1915年考入天津工业专科学校，初学化学、后学机械，1921年毕业。他曾与1957年4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的谌小岑同学一年，后谌小岑考入北洋大学。“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二天，谌志笃去北洋大学找谌小岑。他们1916年“曾在高等工业学校同学一年，加上同宗的关系，因此很熟”。谌小岑把谌志笃介绍给北洋大学高年级的同学，讨论了如何响应北京学生运动的问题。
按照谌志笃的原意，是想推北洋大学的同学出来主持天津的学生运动，因为天津只有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后来，北洋大学毕业班的学生要进行毕业考试，于自己的前途而言，他们有所顾虑；再加上北洋大学远在西沽，距离市中心太远，联系不太方便。几个学校的学生代表商议，决定以水产学校和高等工业学校作为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天津学联”）的会址，5月14日，天津学联正式宣告成立。天津学联推选谌志笃为会长，南开中学代表马俊和天津第一中学的韩致祥（即韩麟符）为副会长，下设各科负责各项工作。另外，还由各校抽选一人为代表组成评议会，决定5月23日举行罢课。
珍藏于天津博物馆的谌志笃血书（资料图片）
接着，天津学联又在5月中旬和下旬连续举行了几次示威游行，强烈要求罢免北洋政府中的亲日派、收回山东主权、否认“巴黎和约”条文、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在天津学联的推动下，有几个学校还出版刊物，开展了文字宣传工作。《北洋大学日刊》围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学生何罪、爱国其罪”“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焦点发表社论，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这期间，天津第一师范学校、第一中学也相继出了日刊。
掀起天津“五四”运动高潮
在天津学联的推动下，天津各界联合会相继成立，天津的教育界、新闻界、宗教界、工商界等团体及人士纷纷加入进来。天津作为华北最大的商埠，商会对抵制日货的活动拥有天然的优势，许多商店的青年店员斗争情绪极高，督促检查各商号制订抵制日货的办法，行动十分活跃。6月5日，天津商会罢市，码头工人拒绝起卸日货，三个火车站（总站、东站、西站）的铁路工人罢工……天津“五四”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这天也是天津学生运动进入高潮的一天。
在天津学联的统一布置下，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近万人，一早就齐聚南开中学的广场举行宣誓仪式，准备大规模游行，并向省长公署请愿，提出否认“巴黎和约”条文、废除“二十一条”、罢免卖国贼、全面抵制日货等要求。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直隶省省长曹锐派来的武装军警阻止。南开中学广场被直隶省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率领的北洋保安队包围，各个出口处都有保安队员围堵。军警以“奉了大总统的命令，禁止学生游行”为由，想要驱散学生，但学生们坚持不散。几经交涉，到下午才允许学生推选的谌志笃、孙越崎、马骏等四名代表去见曹锐。曹锐对代表们提出“电请政府收回山东权利，取消‘二十一条’，否认‘巴黎和约’条文，罢免卖国贼等要求，拒不作答，反而要求学生即日复课，不准上街游行，更不得有损日本人的生命财产……胡说学生示威游行会造成天津地方糜烂、日本海军登陆、引起战祸的种种危险”。谌志笃等学生代表据理力争，坚持“不达到罢课的目的，决不上课”。事后才知道，“曹锐对学生代表一派怒气冲冲的言词，是在他出见学生代表之前，日本总领事见他时所提出的恫吓后的反应，足见其当时的何等情景”。
当天下午四点多钟，在南开中学广场坚持斗争的广大学生终于冲破了武装军警的包围，浩浩荡荡地走向了街头，经过南马路、东马路、大胡同，直奔省长公署。到达的时候，已有几百名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队伍排列在省长公署门前，声援到来的游行队伍。此时，学生代表在省长公署的谈判处于僵持中，直隶省教育厅厅长王章祜设法解围，对谌志笃、马骏等学生代表说:“学生队伍已到东辕门了，你们去看看吧!”代表们就退出来，才知道天色已晚，学生队伍便开到黄纬路高等工业学校的操场。谌志笃对大家说:“省长要我们明天上课，我们说学生罢课的目的一项也没有达到，决不上课！现在上海已经罢市，我们有责任促使天津商界也罢市。”
6月6日早晨，各学校门前都驻扎了武装军警，张贴了一张“奉大总统明令，禁止学生结队游行、散布传单”的告示，不准出入校门。第二天，允许没拿旗帜和传单的单个学生自由行动。晚上，各校学生代表便在法租界新学书院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化整为零”的方法，于8日下午1点在东马路基督教青年会附近集会，然后结队游行。“队伍分作两部分，一部分到省长公署，一部分到警察厅，要求省长曹锐、厅长杨以德书面答复为什么要禁止学生的爱国行动，要求召开公民大会。”这个方法果然奏效，曹锐被迫允许学生在讲演所讲演，并同意6月9日在当时的河北公园召开公民大会。
6月9日，公民大会的成功召开，掀起了天津人民的爱国热潮。当天的河北公园，由天津学联发动大批学生彻夜布置，显得整洁严肃。会场中心悬挂大幅联语：“振民气合民力万众一心，御国敌除国贼匹夫有责。”下午到会的公民达两万多人，天津学联代表马骏首先宣布开会理由:“我们‘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已一个多月，全国人民热血奔腾，抗议呼救，但至今卖国政府在国际外交会议上还未拒绝签字，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至今还未罢免惩办，他们都是官官相护、一个鼻孔出气，要想达到我们救国的目的，只有靠我们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奋斗到底……”接着，被邀请来的教育界、新闻界、宗教界、工商界等团体的代表都在会上讲话，一致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天津人民团结起来，收回山东权利，否认“巴黎和约”把山东权利让给日本的条文，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群起抵制日货。
天津学联率领到会群众组成的队伍到天津商会，要求天津各商店于6月10日响应上海商会的号召举行罢市。商会负责人答应学生们的请求，连夜发出了通告，号召全市各商店实行罢市。这样一来，就吓坏了天津北洋政府当局。杨以德对商会负责人说:“如果商店罢市，警察就要罢岗，这样市面的秩序就难以维持了。”妄图以此来恫吓商会，阻止商会罢市。天津学联便决定由各校的童子军和学生会分区负责站岗，维持市面秩序。结果，商店罢市的这一天，市面上虽行人众多、熙熙攘攘，但并未发生任何破坏事件。
在天津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学生奔走呼号、罢课游行、抵御外侮，反对出卖国家主权。然而，别有用心之人造谣破坏，污蔑学生受人利用、只有五分钟热度。谌志笃对此非常气愤，在6月19日的学生集会上抨击这种行为。他说：“这是企图分化我们的团结，摧毁我们的爱国力量，我们绝对要粉碎这个无耻的阴谋。”为了解除大家的疑惑，谌志笃毅然破指写下血书，以示爱国之心。血书上言：“学生作事，纯本天良，不为势迫，不为利诱。谌志笃代表天津全体学生宣言。”借此表达其愿与爱国学生共同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谌志笃的行为感动很多人，进一步推动了天津学生运动的开展。
邀请周恩来主编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天津的这次行动使北洋政府当局感到十分恐慌，连夜派人来津，威胁利诱，许以罢免几个负责对日外交的官员，要商会停止罢市。这次罢市还是遭到一些买办、奸商的破坏，6月11日便又开业了。这让青年学生清醒认识到，不推翻北洋政府，中国就没有挽救的希望。但当时的北洋政府却密令各省市教育厅让各大、中学校提前放暑假，迫使学生回家，借此瓦解遍及全国的学生运动。这对天津学联而言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其骨干成员大半都走了。
谌志笃看到还有一些离家远的学生没有回家，就采取了一个对策，邀集各校留校的学生会负责人集中到南开中学办公。《北洋大学日刊》的编辑、经理有五个人搬到了南开中学，任经理兼记者的谌小岑也在其中，谌志笃约他担任天津学联的会计科长。谌志笃看见即将出刊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感觉内容有点贫乏，不让发行。他约谌小岑到基督教青年会去见一位刚从日本回来的南开同学周恩来。当时的周恩来只有21岁，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去了日本，因为天津的学生运动才回国，已经做好为此而奋斗的准备。
谌志笃这次约谌小岑与周恩来会面的主要目的，就是邀请周恩来负责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于7月21日出版了。最初是日刊，后来改为三日刊。受到读者的欢迎，销行达2万余份。周恩来在发刊词《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旨趣书》中提出要共大家新生命所在，明确联合会日刊是学生联合会的舆论机关刊，必须一致始终；要本着“革新”和“革心”的精神，立为主旨；要本着民主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邀请学术研究的发表不分派别，但以稿件合于社会进步为标准；介绍现在最新的思潮于社会；文艺的登载，以切合人生为规范……事实上，“革心”就是“改造思想”；“革新”就是“破旧立新”，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这是从中国革命的长远目标着眼的宏伟目标。此后，周恩来就成了天津学生运动的中心人物。
支援山东学生的斗争
山东问题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日本侵占青岛后，济南的学生响应“五四”运动举行过几次示威游行……运动一天比一天激烈，但在8月初遭到武力镇压，济南学生联合会特派代表来天津请求支援。天津学联决定派遣大批同学到北京示威请愿，要求北洋政府惩办在8月初镇压爱国运动、杀害马云亭等人的凶手马良。从8月21日起，天津学生开始分批向北京出发。23日下午，抵达北京的天津学生近千人，会同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北京卫戍司令部、警察厅逮捕了几十个同学，三千多学生围住卫戍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相持不下。北洋政府又动员两千多武装军警将学生包围，企图驱散学生队伍。京津的三四千学生，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马骏的领导下，同军警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马骏指挥有方，常用“声东击西、突破一点”的办法，弄得军警狼狈不堪、毫无办法。
黄昏时候，几千武装军警把学生队伍包围起来，逼近天安门广场。军警看出指挥学生队伍行动的是马骏，便派了几十名士兵将马骏包围起来，将他逮捕。然后又用棍棒驱散群众，把学生和群众赶出天安门。这件事引起北京、天津、济南以及上海等地舆论的强烈抗议，一致要求北洋政府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代表，指责北洋政府残暴、无耻。天津在京的学生和北京学生并未停止斗争，而是继续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要求释放马骏和被捕学生。
8月24日，谌志笃考虑到部分进京学生生活无着，要求谌小岑携带款项到北京去办理天津在京学生的后勤工作，安排他们的伙食、住处等问题。除了部分天津学生被北京学生联合会安排住处、照顾伙食外，只有极少数几个天津同学受到天津学联的接济。8月30日，全体被捕的同学被释放出来以后，分批返回天津。最后，天津学联8个办理后勤工作的人在9月2日回津。
天津“觉悟社”的“武陵”
1919年9月2日下午，天津的8个青年学生在从北京回天津的一列慢车上的谈话中产生了建立一个新组织——“觉悟社”的想法，他们是郭隆真、张若茗、郑漱六、周之廉、李锡锦、周恩来、关锡斌、谌小岑。在当天的列车上，他们做出两项初步决定：一是改组天津学联为男女学生的合并组织；二是由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各选若干人组成一个小团体，出版一份期刊，向北京学习，把运动的方向引向文化革命、改造青年思想方面，也就是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提出的“革心”和“革新”的途径上。在酝酿“觉悟社”成员时，周恩来和谌志笃商议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五个工作人员都推选出来，除了他之外还有潘世纶（述庵）、薛撼岳、赵光宸（丹文）、胡维宪（后改名胡无），再加上谌志笃、关锡斌、谌小岑、张嗣婧（衫弃）、吴瑞燕，总计12人的“觉悟社”于9月16日在草厂庵成立。
后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郭隆真、张若茗提出想把天津男女学校的学生联合起来改组天津学联，得到大家赞成，便产生了天津男女学校同学合组的新学生联合会和由周恩来领导的男女青年合组的“觉悟社”。因为当时天津的女子中等学校只有第一女子师范和中西女校等，而中等以上男学校却有15所之多，男生学生人数远远超过女生。在改组后的天津学联工作人员中，女同学与男同学的比例为1∶3，张若茗当选为执行部负责人之一，邓颖超当选为宣传科长，中西女校的同学也有不少人被推为干事。
周恩来从一开始就是“觉悟社”的领导者，每次开会大家都公推他为主席。第一次会议决定出版刊物《觉悟》，公推周恩来为主编，主办这个刊物的团体就定名为“觉悟社”，原定10月中旬出第一期，但大家忙于参加爱国运动，以至延迟到第二年1月才出版。觉悟社成立后，决定约请北京各大学的名教授来天津讲演。被约请的有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几位先生。9月下旬的一天，李大钊应邀在天津学联讲演，激起大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都很喜欢阅读李大钊在《新青年》上介绍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文章以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时事的述评……大家都热心地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觉悟社成立后，很快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坚力量。作为新生团体的重要成员，谌志笃更加积极地投身于革命斗争中。觉悟社同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一起组织了9月底到10月初的赴京请愿斗争、“双十节”示威游行以及10月20日天津各界万余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斗争。
在10月10日“双十节”这天下午，天津4万多名学生、市民和各界代表人士齐聚南开学校操场，要求严惩马良以及打死唐山学生代表郭友三的凶手，要求北洋政府当局释放为此而遭到逮捕的32名代表，并且举行了天津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国民大会。会上，谌志笃被推举为大会的总指挥。大会结束后，谌志笃等还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讨北洋军阀。
与此同时，觉悟社成员还联系各方人士，积极营救被逮捕的代表。经过38天的艰苦斗争，迫使北洋政府当局释放了被捕代表，反帝爱国运动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离不开以谌志笃为代表的进步学生和各界人士的艰苦努力，他们为反帝爱国斗争的开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受到李大钊先生的启示，觉悟社的社员开始进入一个埋头钻研理论和集体研究问题的阶段。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介绍新思潮的刊物都被他们设法订购来。有一个时期，觉悟社经常在河北三马路三戒里四号的房子开会，每次会议都是由周恩来主持，讨论的结论多由他提出。由于经常开会讨论、探讨问题，彼此了解加深，1919年12月的一天，有人提议，将来分散后，应该用代号通信，以作掩护。大家同意后，决定用50个号码来抽签，20多个社员就用抽到的号码谐音作为自己的别名，用以通信或作笔名。结果，邓颖超抽到1号，别名“逸豪”；周恩来抽到5号，别名“伍豪”；谌志笃抽到50号，别名“武陵”……
“五四”时期天津出版的部分学生刊物（资料图片）
营救周恩来等被捕学生
在北洋政府没有交涉山东问题，天津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继续深入、不时与日本商人发生冲突，天津当局对学生爱国运动的压迫等系列事件叠加之下，发生了1920年1月29日省长公署门前的斗争。在天津学联的领导下，各校1000多名学生，手持写有各种标语的小旗列队到省长公署请愿，要求曹锐代电北京拒绝青岛直接交涉、收回山东权益、催办福建惨案等。队伍进入了省长公署辕门，但大门却紧紧关闭着。相持两个多小时后，里面传话要学生推派代表去见省长。学生当场推举了周恩来、于兰渚、郭隆真、张若茗四位代表，他们一进去就被捕了。
下午5点过，突然来了几百个武装军警，将学生队伍团团围住，企图把学生赶出西辕门。学生们便同军警进行了搏斗……有几十个学生受伤，被送进医院。在斗争中，谌小岑担任后勤交通工作。事后，他到法租界打电话报告北京学生联合会，并发了一份通讯稿，油印寄发各地学生联合会和报社，引起各地各界人士和学生对反动当局的极大愤慨、对这次正义斗争的同情与支持。第二天，迫于日本压力，天津军警又逮捕了20个爱国团体的代表，把他们关进警察厅拘留所。天津学联又发出许多信件，呼吁各地学生联合会和报社声援。
谌志笃、邓颖超等还组织了24个人，其中大部分是“觉悟社”社员，“背着铺盖来到警厅，要求代替被捕的代表坐牢。经过斗争，取得在警厅与被捕代表见面的机会，并迅速商定由谌志笃赴京聘请著名大律师刘崇佑为代表们辩护。刘大律师在法庭上仗义陈词，被捕代表全部被释”（《天津日报》）。天津各团体召集了一次盛大的群众大会热烈欢迎这24位代表被释放，由各界联合会和天津学联组织了100多人慰问队及9辆汽车到地方审判厅门前迎接，并且把大红绸花和铸有“为国牺牲”的纪念章佩戴在每位代表的胸前。周恩来激动地说：“没有你们背着铺盖来坐牢，我们怎么能这样快就出来呢？谢谢你们，谢谢天津各界同胞!”谌志笃与周恩来这一段生死与共的斗争经历，一直深深地铭刻在彼此的心中，几十年之后相见时仍然记忆犹新。
周恩来等在7月17日被释放后，即在8月初就发起召集了一次“觉悟社”会员的年会，14个人参加，在法租界一间小楼房里开了三天，每一个社员都谈了一年多来的思想变化和感受。周恩来最后总结两点，一是大家都还在青年时代，年长的谌志笃25岁、年轻的邓颖超只有17岁，都缺乏革命知识和斗争经验，今后应该继续求学，充实自己；二是应该团结各地的爱国团体，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谌小岑《觉悟社及其成员》《回忆天津“五四”运动及“觉悟社”》；孙越崎《天津“五四”运动的回忆》；潘世纶《“五四”运动中的〈天津学术联合会报〉》；邹宇《天津早期革命运动中的谌志笃》；张欣《周恩来总理与谌志笃的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