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庙，是纪念和祭祀我国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祠庙建筑。毕节城文庙曾是毕节县学“学宫”的一部分。而毕节县学的历史，从明朝到清朝，经历了唐谏、沈闻、陈性学、王国鼎、方瑞合、凌均几任官员的励精图治，还有胡、李、葛三姓人士的无私奉献，在乾隆年间才真正成形。经过李曜、董朱英、王正玺等毕节知县的修葺扶植，毕节文庙才后来居上、遐迩闻名而且实至名归。

从青螺山到长庆山

按乾隆年间《毕节县志》卷之三“学校志”记载：“毕节之学，始自明正统三年（1438）。卫指挥唐谏以所居第奏请建学，在今县治之左偏。隆庆六年（1572），兵备道沈闻迁于东门外青螺山（今毕节四中所在地）。万历十八年（1590），兵备道陈性学迁于南门外之虎踞山（今毕节一中初中部校园背后大山）。天启五年（1625），迁于英济祠（又名“关圣庙”，今毕节三小）下。清朝顺治十八年（1661），兵备道王国鼎迁于城中长庆山之东北隅；康熙二十九年（1690），知县方瑞合改迁于长庆山正中——此系明指挥李灿斗、千户胡大椿故宅，后裔李重熙、胡璟、胡瑄捐出；泮池，雍正十年（1732）知县李曜凿；学宫，乾隆十四年（1749），知县凌均重修，生员葛邻淳、邻奎、邻苍，又以近左一带祖遗址基捐入（详见碑文）。”

在毕邑首倡建学校的，是时任毕节卫指挥、名将唐谏。对于唐谏，在乾隆年间的《毕节县志》卷之六“人物志·忠孝”里，只有30余字的简介：“毕节指挥。才力过人，兵政克举。以所居第建学。征麓川（时有麓川平缅军民宣慰司，治所在今云南瑞丽），战殁。事闻，赐祭，进其子官一级。”同治、光绪年间的《毕节县志·人物志》，则将唐谏列为“忠烈”之第一人，介绍翔实完备，赞美痛惋之情溢于言表：“唐谏，毕节卫指挥也。勇而有干略，见义即为，无所推谢。先是，毕节设卫几六十年，而学校未建。正统四年（1439），谏为掌印指挥，请于朝，愿献宅以其地修学宫，且献材助建，朝廷允之。于是毕节始建学。又言于当道，精选校官，如孙隐、吴济等，咸为名师。毕节文风因以大起，甲于贵州。卫人胥（全）归功于谏。谏治营伍有纪律，军行进止有度，所至号令严明，时以名将目之。正统末调从王骥征麓川，屡立战功。骥不善调度，谏以深入无援，战殁于阵，时论惜之。事闻，赐祭，进其子官一级。”

在唐谏所建“学宫”内，应该有一些类似于文庙的建筑设施，但到兵备道沈闻和陈性学时，毕节城才有了真正的文庙。在乾隆年间《毕节县志》对“青螺山”的简介中，首次出现了“文庙”这个词：“青螺山在城东一里。明隆庆六年（1572），兵备道沈闻建文庙于上。万历十八年（1590），兵备道陈性学改建‘青螺书院’，今废。”将毕节卫学从青螺山迁至城南虎踞山的兵备道陈性学，是今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陈家村人，出身名门望族，万历五年（1577）考取进士，后来出任贵州道监察御史、贵州副宪（都察院副长官左副都御史的别称）等职，曾在老家创修被誉为“越中藏书之冠”的“七樟庵”，其嫡孙陈洪绶乃一代书画巨擘。乾隆年间的《毕节县志·山川》，同治年间的《毕节县志·疆域志》，对“虎踞山”的介绍，大同小异：“在城南一里。明万历十八年（1590），兵备道陈性学建文庙于上，今废。”

另据光绪五年版《毕节县志》卷之三“祠祀门”记载：毕节县学旧为卫学，明正统三年（1438）始建。康熙二十六年（1687）改卫为县，始为县学。由明迄清，毕节县学的办学地址，由南门外虎踞山到城中的长庆山东北隅，几经辗转。一直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知县方瑞合才将其改迁于长庆山正中（今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所在地，彼时西有城隍庙、县学署，东有松山书院、县署）。修建毕节文庙所有的土地，右为明指挥李焕、千户胡大椿故宅，其后裔李重熙、胡琼等捐以建学；左为生员葛邻淳、葛邻羲兄弟九人所捐献的祖遗地基。雍正十年（1732）知县李曜、乾隆十四年（1749）知县凌均、乾隆二十年（1755）知县董朱英几次加以修葺。对毕节文庙所在之“长庆山”，乾隆年间《毕节县志》内有如下描述：“长庆山，在城内正北，即今文庙所枕之山。冈峦特达，状若连珠。遥望远峰，不啻万笏（古代大臣上朝见皇帝时手中所拿狭长板子，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上面可以记事）陈前，极其森秀。”站在昔日“长庆山”顶，西望可见翠屏山、灵峰山等，北望可见北台山、大小文笔山、北镇关和石牛石马山等，南望可见虎踞山、洪家山等，东望可见龙蟠山梓潼阁、嵩山大文峰塔和东壁山小文峰塔等，的确“冈峦特达，状若连珠”“不啻万笏陈前，极其森秀”！

彼时的毕节文庙，计有房屋37间：“崇圣祠”三楹，正房供奉孔子先人5位，东庑（厢房）、西庑各配先贤、先儒各5人；“大成殿”五楹，正位为“至圣先师孔子神位”，东配复圣颜子、述圣子思，西配宗圣曾子、亚圣孟子，“东哲”6人为孔门弟子仲弓、子贡、子路、子夏等，“西哲”6人除孔门弟子5人外，还有南宋理学家朱熹；东庑五楹，供奉先贤40位（前38人为孔门弟子，后2人为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程颢），“先儒”32位（郑玄、孔安国、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李纲、刘宗周、陆九渊、张栻、陈淳、文天祥、方孝孺、张履祥等）；西庑五楹，供奉“先贤”28位（除孔门弟子外，尚有历史学家左丘明，理学家张载、程颐等），“先儒”38位（董仲舒、诸葛亮、韩愈、韩琦、吕祖谦、陆秀夫、陈献章、王守仁、黄道周等）；“大成门”七楹，用来悬挂皇帝的“钦颁文庙匾额”；“名宦祠”三楹，供奉傅友德、陈桓、方瑞合等8人；“乡贤祠”三楹，供奉张谏、陈迪、罗英、沈维藩等8人；“忠孝祠”三楹、“节义祠”三楹。此外尚有“棂星门”石坊一座，泮池一顷，建桥其上；左右黉墙门二，左曰“礼门”，右曰“义路”；墙外大小砖坊四，左二曰“金声”“腾蛟”，右二曰“玉振”“起凤”。

“金声”“玉振”“礼门”“义路”这四座石牌楼，皆为乾隆年间知县董朱英设计建造，做工非常考究精致；“礼门”坊、“义路”坊的两根石门柱，日出日落时的影子，都会重合成一条直线。

似曾相识燕归来

道若江河，随地尽成洙泗；

圣如日月，普天犹是春秋。

一景会山川，百代人文渊薮；

两楹开宇宙，万古吾道宫墙。

在2002年8月由贵州省毕节地区印刷厂印制的《中国对联集成·贵州毕节卷》上卷第159页，有上引乾隆年间安顺拔贡、县学教谕吴纪所作《毕节文庙联》两副。在这本书的第160页，还有《文庙前左右砖坊对联》4副：

（一）德配天地；道冠古今。

（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三）德参天地；道冠古今。

（四）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

在这四副联语下面，还有一个“简注”：“文庙址即现地区人民医院。联作于清代，作者不详。同治年间《毕节县志》记载：正统四年（1509）立，凡三建，同治十年（1871）总成。”这个“总成”毕节文庙的知县王正玺，是来自四川达县的进士，仅任职一年。1871年，他对文庙重加修葺整治，并置佾舞（六佾舞，需舞生36人、执麾1人、执节1人共38人，乐器数十件）、祭器（礼器、乐器、舞器数百件），使这个一共供奉了近200位历史名人的古雅建筑群焕然一新，更加气派非凡。

“万世师表”［康熙二十三年（1684）颁］，“生民未有”［雍正四年（1726）颁］，“与天地参”［乾隆三年（1738）颁］，“圣集大成”［嘉庆三年（1798）颁］，“圣协时中”［道光元年（1821）颁］，“德齐峙载”［咸丰元年（1851）颁］，“圣神天纵”［同治二年（1863）颁］，《顺治九年（1652）世祖章皇帝条教生员卧碑》《康熙十九年（1680）圣祖仁皇帝圣谕十六条》《康熙四十一年（1702）圣祖仁皇帝训饬士子文》，康熙二十五年（1686）颁《御制先师孔子赞并序》，康熙二十八年（1689）颁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御制四配赞》……此时，清朝7代皇帝钦赐匾额、圣训的加入，肯定为毕节文庙增色不少。

“每岁春秋仲月（农历二月、八月）上丁日”，毕节文庙都要祭孔、尊孔，排列仪仗、陈设祭品、奏乐舞蹈、恭读祭文、演示礼乐舞相关器具，想来一定热闹非凡。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士子，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有机会去古色古香的文庙里瞻仰古代圣贤，沾点“文曲星”们的仙气，在那里弦、诵、歌、舞，经受一次优秀传统文化的洗礼，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等儒学文化精髓，一定会更加深入人心。

根据吴其吉老师提供的翔实史料，明清两代，毕节县（今七星关区）出进士46人，其中，文进士40人、武进士6人；出举人422人，其中，文举人340人、武举人82人，在全贵州的“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中占比不小，无论在贵州80多个县份中，还是在毕节市8个县份中，都堪称首屈一指……要把这些举人、进士的绝大多数，都与在长庆山上巍然耸立了四五百年的毕节文庙联系起来，会是一处多么璀璨靓丽的“人文渊薮”！“毕节为人文特秀之区”（两任毕节知县的四川綦江人陈昌言）“毕节文风，甲于全郡”（《弘毅中学校史》）这样的美誉，实至名归。

结合乾隆、同治、光绪三版《毕节县志》上的相关插图，再综合老一辈或老几辈毕节文化人的追忆描述，我们可以这样构建曾经的毕节文庙——

它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后来又增加了一块“斯文在兹”［光绪元年（1875）颁］匾额。沿广惠路往前走，远远就能看见两架高耸的石牌坊，坊高3层，4柱3门。东坊两座中门上方分别刻着“金声”“腾蛟”2字，西坊两座中门上方分别刻有“玉振”“起凤”2字。两坊中间是长约50米的红色门墙，墙上用青花碎瓷镶嵌的“万仞宫墙”4个楷书大字格外绚丽夺目，站在红墙之外就能使人感受到孔庙的威严肃穆。大墙东西各有一道拱门，东为“礼门”，西称“义路”，但两门长期关闭，据说是因为毕节未出过状元；在“礼门”“义路”两座拱门边，立有高约1.5米、宽约40厘米的石碑各一块，碑上刻字“一应文武官员至此一律下马”，可见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孔子的尊重和敬畏。红墙有墙门，墙门前面及左右，各有数十根汉白玉栏杆，连接“礼门”和“义路”。宫墙东西辕门内，过“泮池”桥拾级而上，是两座高大的木制牌坊，东坊上端刻有“德配天地”四字，西坊上端刻有“道冠古今”四字。进入文庙，有一个较大的广场。广场四周，古柏参天，当年男一小、毕节师范学校的学子，曾利用该场地操练。广场北端，有两个半圆形水池曰“泮池”，上架小桥一座；桥下正面有一个水龙头，水从龙口流出，像小瀑布；龙的下口腔上，不停地滚动着一颗石球；石球大过龙口，任水流滚动却滚不出口唇；桥栏板上雕龙画凤、装饰精细。沿石阶而上，是一个平台。平台中央为4柱3门的“棂星门”牌楼，平台右侧建有“忠孝祠”，西侧建有“节义祠”。站在平台上仰望，石阶上黄瓦翘檐的“大成门”威严雄壮，门两侧为青瓦砖墙的“乡贤祠”“名宦祠”。沿石阶而上过“大成门”，就可看飞檐斗拱、黄色筒瓦的“大成殿”，殿内有8根朱红色木柱，桩脚均有石雕石墩。大殿中央供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两侧则供奉孟子、曾子、颜子、子思等72贤人的牌位。

2023年已经87岁的黔南州龙里县退休特级教师糜崇植，在《我的祖先，我的回忆》一书第59页，记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文庙”外部轮廓及周边环境——

我两岁多随父母回到了老家毕节县城，恰好此时三姑父要调到外省工作，他那设计新颖实惠的院宅，以比较低的价格转让给了我父亲。这个宅院所在的老地名叫“钱局坡”，据说是明清时代管理铸造铜币的官署驻地。论其环境，是一个绝佳的好去处。

从山下大街上（广惠路），可以看到规模宏大层层增高到半山腰的孔庙。孔庙坐北朝南，绿色的琉璃瓦，浑厚的砖墙，两人才能合抱的朱红巨柱，石亭、牌坊、月池，令人惊诧：在这西南边城会有这么好的建筑！孔庙的再上面，隔着一片树林，是祭祀孔子父母的“重庆祠”（应为“崇圣祠”）。“重庆祠”与我家同处在一台地上，中间隔两个篮球场。“重庆祠”和我家后边，是从大街上经孔庙延伸上来的长庆山，因在孔庙之后又称“后山”。“后山”是一座浑圆形的土山，山上长满了茅草、泡儿（野草莓）、雨点草、马蹄草……再上是一簇簇的灌木，有榛子、糖榔果、糯米果等……再上是亭亭玉立的杉树，叶子和树皮可拉出长丝的杜仲树。最上是高大参天的白杨树、沙榔树，一些苍鹰在树上筑巢……“后山”的北边被厚实的城墙包围着，站在城垛处可看到白泰山（应为“北台山”）以及更远的“金钟山”……

2023年10月1日晚间，我有幸游览了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袁嘉谷的故乡石屏。在这座古城的“文庙”里，看到了用繁体字写的“礼门”“义路”“玉振”“金声”“道冠古今”“棂星门”“德配天地”“洙泗渊源”等牌坊上的匾额，还有被一座石桥分成两半的半月形“泮池”，都挂着红灯笼，在月光和灯光辉映下愈发古色古香……这让我顿时欣喜：在我家乡的毕节城里，也曾经有一座像这样的“文庙”。当然，现在石屏的文庙，同毕节曾经有过的文庙相比，肯定要逊色不少！

弦歌相继薪火传

在阅读2002年由贵州地图印刷厂印刷的《世纪伴侣：葛天回、赵韵芬合传及纪念文集》后，我才知道，当初捐献祖遗地基的葛家后人、威宁巷“葛家进士第”主人葛明远（？—1903，字子惠），1875年中举前后就曾在文庙内设塾馆，有学生数十人：其子葛亮维（1871—1906），1895年考取进士并担任刑部陕西司主事；其得意门生、大屯彝族庄园主人余达父（1870—1934），35岁东渡日本留学，1910年在北京经学部考核成为法政科举人，是享誉全黔甚至全国的法学家、文学家和少数民族杰出诗人；后来成为毕节商界领袖的侄儿葛亮曾，留日归来同黄兴一起参加辛亥革命、随黎元洪一起任职于武昌都督府的外甥赵晓衡，也是葛明远的文庙弟子。1949年后曾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省文史馆首任馆长的贵州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年轻时也曾到文庙向葛明远请教学业。

葛明远不仅是毕节近代有影响的教育家、书画家、外疡科医生，还是一位满腔热情的爱国者。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5月1日（农历四月初七），贵州举人110人联名撰写《为挟制割地各国生心请更正和议勿割台地以固边防呈文》，交都察院由左都御史裕德“据呈代奏”——供光绪皇帝御览，请求更正和议、勿割台湾、巩固边防，110个签名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葛明远”。葛明远曾将1.8万余字的《上清帝第二书》手抄本带回了毕节，在学生、友人中传播宣讲。

1918年8月2日，唐继尧曾在毕节文庙内隆重举行盛大仪式，宣布就任中华民国参众两院总裁、参议院议长。中华民国七年九月十四日（阴历戊午年八月初十日）的上海《神州日报》，刊载了长篇通讯《唐继尧在毕节就总裁职纪盛》：“毕节通讯云：七年夏，中华民国军政府改组成立，今滇川黔陕鄂联军总司令官，云南督军、省长，会泽唐公，经参众两院举为总裁兼长参议。部公以大义所迫，众望所归，爰择八月二号就职位，庶类欢跃，假毕节文庙申敬事焉……”

1925年3月25日（农历三月初二），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农历三月十八日，在文庙泮池设灵堂，由周西城表弟兼妹夫、时任川南边防总司令毛光翔主祭，毕节政军学商界共奠孙先生。科举末科（1905年）廪生、“模范”小学历史、地理老师糜雅凡（1876—1938，曾任水城县政府科长，都匀县、普定县县长，川滇公路建设工程委员会常务委员），代表学校撰献96字挽联一副。该联语一经文庙泮池灵堂悬挂，便不胫而走广为传诵：

朱元璋驱除奇渥温，不闻宪政；洪秀全反对觉罗氏，未竟功勋。溯从前历代风云，任他石破天惊，哪能使国体更张、民权发展？

美利坚突生华盛顿，摆脱英廷；葡萄牙依仗布拉加，推翻君主。数近世英雄人物，令我神怡心旷，最难忘中华元首、粤岭贤豪！

糜雅凡透过联语所传递出来的进步思想火炬，在当时的毕节城可谓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令有识之士击节三叹。

“1934年1月的一天，地处高寒山区的毕节，大雪纷飞，远山近林，白茫茫一片；县城里户户紧闭着门窗，积雪遮盖了往日灰黑的屋顶，铺满了大街小巷，万般的寂静。清晨，我按林青头一天的通知，独自来到了文庙，林青和缪正元也先后来了……”读回忆录《风雨八十年》第37—38页，我们才知道，毕节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仪式——秦天真同志的入党仪式，由林青领誓，缪正元监誓，就是在“破旧而肃穆”的文庙里举行的，“三人党支部”就此成立，后来的“贵州省工委”也就此萌芽。1936年2月9日，红军进驻毕节。2月27日，红军离开毕节继续北上。而据相关史料记载，红军到达毕节后不久，贵州地下党省工委特派员徐健生，就在文庙内向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汇报了打土豪、分浮财的情况，受到了夏曦的表扬。由徐健生等领路，贺龙、萧克、夏曦等红军领导人，还到海子街壕沟看望了林青烈士的母亲和妹妹，送了一件军大衣和其他东西表示慰问。

1938年秋天，著名教育家、民主人士黄齐生（1929年在上海与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1946年4月8日与外甥王若飞、孙子黄晓庄，还有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达德学校校长谢孝思（1905—2008，著名国画家、园林艺术家），前往四川路过毕节时，应刘安甫（1903—1966，黄、谢二先生弟子，时一小校长）、李仲群（1892—1976，时任县中校长）两位校长之请，部分民众和毕节城区一小、二小、县中三个学校的师生，不仅在“文庙”内聆听了黄齐生、谢孝思二位先生的抗日宣传演讲，分享了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勤工俭学的经验，还跟着13岁的黄晓庄（1925—1946，共产党员，革命烈士，有音乐作品集传世）唱《大刀进行曲》……

1940年12月4日，在从云南昆明搬迁四川李庄的艰辛旅途中，著名女诗人、建筑学家林徽因与毕节文庙惊鸿一瞥。1940年12月3日晚，林徽因等营造学社眷属抵达毕节，住进了设在城外东关坡车站附近“双井寺”内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

2011年2月，中央电视台国际中文频道曾播放过一部名为《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专题纪录片。在这部8集专题纪录片的第4集“流亡”第32—35分钟，年近八旬的梁再冰老人，翻着“12月4日，星期三”的日记，深情讲述了林徽因与毕节文庙的邂逅经过——

12月4日早上，林徽因将正在发烧的儿子交给母亲照料，自己带着女儿，从平街经砂石路到南关桥到小校场到轿子街再到广惠路，从一家中药店为儿子买好药出来，林徽因突然眼前一亮欣喜若狂，因为她看见了毕节文庙——“那个庙已经改成一个小学校（时男一小）了。她就一定要看这个庙！我一去了之后，那些小孩子就来围观。一大堆小学生把我围起来，我非常恼火。我坚决不肯进去。我母亲非进去不可，我非不肯进去。我母亲拗不过，就没有进去。回来后她就冲我发了火，训了我一通。那通训话，后来我还记在我的日记上，所以现在还有点印象——”

这一次，母亲对梁再冰的训斥，可谓声色俱厉：“你今天为什么这么不高兴？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如果要参观的话，就一定要看看这个地方的县政府、重要机关、学校、孔庙以及街道布置法、城墙的建筑法和（所用）树木才对，并不是单看看铺子里卖什么东西就算完事儿了！”女儿太小，对建筑不感兴趣，觉得母亲是小题大做：“我当时心里很好笑。我才十一岁。那个时候，我觉得跟我说这个有点对牛弹琴！我觉得，我又不是搞古建筑考察的，我又不搞你们这一套，我怎么会懂呢？”可是，对母亲那天的不高兴，女儿也有自己的理解：“但后来我想，她那天比较恼火，是因为我父亲不在！我相信，那天要是我父亲在，他们俩一定进去大大考察一番，他们一定会就这个小学的文庙建筑说个没完。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大概就是他们到各地考察古建筑和传统城市规划时的一种调查方法吧……反正，我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2022年，在中央电视总台播出的《国家记忆》中，年逾90的梁再冰老人又讲述了“文庙遗憾”的更完整版本：“……看到了一个已改成学校的文庙，外面有白玉栏杆和红墙（“万仞宫墙”），相当漂亮，里面有很大的场地（学校操场）、大殿（“大成殿”等）和石桥（“泮桥”）等。她对这座建筑物大感兴趣，一定要我同她一起进去看，还指点我看屋顶的结构，结果引来里面的许多小学生围观。我不愿意被他们围观，很不高兴，执意要走。无论如何，就是不肯进去，妈妈使劲拖拽，我就像钉子一样一动不动。最后，妈妈实在拗不过我，就跟着我出来了。”

林徽因一看见毕节文庙就被深深吸引，拉着女儿进去向她介绍建筑的屋顶结构，因为不能进去深入考察而训斥爱女，正是这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学家”的真情流露！

林徽因、梁再冰母女俩肯定不知道，此时与男一小学生一起在文庙里就读的，还有1939年才迁入文庙的“贵州省立师范学校”的莘莘学子——“毕节师范学校”以杨哲一为首任校长，在文庙内办学整整13年，莘莘学子后来成为发展黔西北教育事业的中流砥柱。当年那些围观母女俩并给她们带来了遗憾的小学生，后来都是建设毕节的有用人才。而“男一小”的前身，是创办于1906年的高初两等学堂——

1903年，曾任广东中山土丝厘局总办的“大挑一等”举人李学泮（1844—1908，字芹雍），回到毕节办家塾，用一两年将11岁了还“不辨之无”的孙子李仲群由“学渣”改造成“学霸”。1906年秋，李学泮在文庙内创办了高初两等学堂，到1912年才改名为“模范小学堂”。1907年2月，李仲群升入文庙高等学堂就读，各科成绩优异，名列全校第一，有“神童”之誉。次年，李仲群考入贵阳优级师范读书，19岁优师毕业后，又被保送云南高等矿业学校学习。李仲群20岁从教，曾先后在兴义、贵阳等地教书。1918年底，26岁的李仲群担任毕节劝学所所长。1930年，李仲群在龙蟠山下“万寿宫”（今毕节六小）内开办师范传习所，自任所长，兼授国文课。1931年，李仲群又在百花山上“灵官殿”内创办了毕节历史上第一所中学——毕节县立初级中学。1947年，毕节私立弘毅中学第五任校长葛天回辞职后，由李仲群接办。1950年4月，弘毅中学与毕节县立中学合并，改名为“贵州省立毕节中学校”，简称“毕节中学”。1957—1958年，“毕节中学”从东关坡上迁到城南虎踞山脚下新校区，成为今天省级一类示范性高中——毕节一中的前身。

毕节一中新校区 （毕节试验区　陈再雄　摄）

新中国成立后，李仲群曾任毕节中学校长、毕节一中校长、毕节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毕节县政协副主席等职，曾当选贵州省人大代表。为了纪念李仲群、葛天回这两位曾在文庙里接受过早期教育的著名教育家，今天的毕节职教城毕节一中新校区校园内，特意命名“仲群路”“天回路”两条小路，并在起点处悬示他们的生平简介。2023年6月成为省级二类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的“毕节市实验高级中学”，为了纪念学校与“毕师”（1938年9月创办并于次年迁入文庙）的历史渊源，特意以“毕师”首任校长的名讳，将校园内一段小路命名为“哲一路”。（作者系毕节二中教师、资深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