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底，从上海回到毕节的缪正元和林青，发展秦天真入党，建立毕节地下党支部。在地方的党史书写中，缪正元的革命活动大多侧重于他回到贵州和毕节之后开展的工作。至于他在上海或者说回到毕节前开展的革命活动，只有零星的记载。本文通过对相关史料钩沉与史实考析，以期对缪正元早期的革命活动进行全面了解。
——题记
1887年3月，贵州省第一个电报局在毕节诞生，史称“毕节电报局”，拉开了贵州电信事业发展的序幕。当年，信息传递方式最快的电报在毕节落地，比中国西部其他省区早2-3年。电报为毕节进步青年开启了一道通向革命之路的大门，成为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通过毕节电报局传播的《新青年》杂志、《东方》杂志、《民报·副刊》等进步报刊和国内革命运动的宣传资料，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毕节山城。
1957年被授予军衔时的缪正元（资料图片）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毕节电报局培养了大批电报业务技术骨干，在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同时，也为黔西北打开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民主进步思潮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流进这个沉睡的山城，改变着青年的思想。这些改变与第一任局长缪桂卿间接相关。缪桂卿又名缪联芳，职务用名缪桂，云南昆明人，1887年至1935年任毕节电报局局长。1941 年，因抗战内迁通讯需求的激增，贵州迎来电报事业发展的大好时期，缪桂卿被调派贵阳电报局，布局完善全省电报网络。他的一生不但为毕节和贵州电报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而且还间接为他的儿子缪正元打开通往革命道路的门。
奔赴革命中心武汉
缪正元生于1910年，小学毕业后，原本通过父亲的关系进了毕节电报局当见习报务员。在此期间，他和小学同学李远方（后化名林青、矛戈等）接触最为频繁。因为李远方当时在其姨妈家的百货店当学徒，经常到毕节电报局发电报，缪正元也因此看出李远方对这种学徒生活的不满。毕节电报局整顿时，缪正元被淘汰出局，去当地一家火药铺做工。回忆当时做工的情形，缪正元说：“做火炮要硝石，我同一个姓何的师傅常去贵阳买硝石。在贵阳听说秦天真在学校里（高中读书）搞了不少革命活动，当时我还不太理解这些活动的意义。”
1926年的一天，缪正元刚从贵阳买硝石回来，就接到大哥缪象初发来的电报，要他到汉口去。当时，缪象初从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在武汉休整。到了1926年底，缪正元终于启程，与他的两个同学吴铁铮、张毅中一起离开毕节。到赤水的时候，吴铁铮考入地方军阀办的崇武学校，只有张毅中和缪正元一起到了汉口。张毅中去了周素园的女婿王崇素家在汉口的商号当学徒。缪正元找到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政治部当秘书的缪象初后，于1927年初进入位于汉口的湖北省立第二中学读书，经教务主任、共产党员杨献珍介绍加入了共青团。
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后，国共合作破裂，缪正元所在的学校停课。缪象初便将缪正元安排到王崇素家当学徒。缪正元在这里认识了王崇素的侄子王芸生。在王崇素家进出的有许多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的贵州人，有共产党员杨显之、饶近庄（饶博生的哥哥）、黄英伦（黄齐生的侄子）、董恕和车淑云等。这些人常来常往，对王崇素的影响很大。他的思想比较进步，倾向革命。这段时期，缪正元介绍王崇素的弟弟王文桢加入共青团，王芸生因为年龄小，就没有入团，但却跟着缪正元他们做一些团组织的事情，如上街撒传单，到纱厂、打包厂搞宣传等。
缪正元在武汉期间，当地的革命形势极其复杂。毛泽东的不朽词作《菩萨蛮·黄鹤楼》对此有独特的写照：“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当时，北伐战争势如破竹，革命形势虽然蓬勃发展，统一战线中隐藏的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倾向日益冒头，中国共产党内右倾错误路线占据统治地位。面临此情此景，毛泽东登上黄鹤楼，心潮澎湃，交织的情绪此起彼伏，热血沸腾地在革命的大好形势中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歌咏言、诗言志，《菩萨蛮·黄鹤楼》将这种对革命发展的期盼与担忧相互交织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实际上，1926年9月至12月，中共中央鉴于武汉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就开始从各地抽调大批干部到武汉工作……中央组织部、中央妇女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农委、中央工委及中央军委等部门相继迁到武汉，以期适应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推动中国革命的重心从珠江中下游向长江中下游转移，使武汉成为大革命后期全国的政治中心和群众运动中心。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缪正元从武汉转移到上海，参加当地的革命工作。
革命工作在沪西小沙渡
曾经的小沙渡，位于上海的苏州河西康路桥。晚清时期，“此处沙滩密布、芦苇丛生被叫作‘小沙’，所设渡口则唤作小沙渡，南岸形成的居民点也以之命名。1899年，上海公共租界扩张并很快辟筑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后劳勃生路（今长寿路）东段两侧至苏州河一带泛称为小沙渡，许多工厂相继落户，其中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陆续圈划60多万平方米土地开设了十余家纺织工厂”。20世纪初的沪西小沙渡地区既是早期共产党人开展工人运动的心脏地带，又是当时国人不甘坐视受日本人役使的地方，也是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的策源地。缪正元从武汉来到上海，主要在小沙渡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冬，缪正元从武汉到王崇素设在上海的天丰号当学徒，次年考入上海江湾的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1931年，林青在上海找到缪正元，同在中学部住了一段时间。随着“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相继发生，上海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请愿，积极要求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在上海劳动大学大学部和中学部发起的多次学潮和请愿活动中，反动军警包围学校，当局责令师生离校；再加上当时教育系统内部派系斗争以及国民政府压制学潮、学生运动的影响，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于1931年7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勒令停办。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给每位学生发了20元遣散费便解散了。随着局势的紧张，缪正元和林青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上世纪20年代的武汉（资料图片）
为了生计，缪正元只能和几个同学去了无锡，依靠编音乐书籍、搞罐头公司等解决生活问题。缪正元在无锡的这段时间里，林青找到了组织，由度（庹）予之介绍接上组织的关系，在沪东团区委工作。经过努力，林青也把缪正元的组织关系接上，组织安排缪正元到沪西小沙渡支部任区委发行部部长。再次回到上海的缪正元，与几个贵州青年筹资，在沪西租了一间房子，在黄英伦的领导下成立一个叫“觉人书店”的抗日救国丛书社。当时参与的贵州青年有金啸远、郑彦松、陈倦兮等人，他们都参与了书店里的经营管理和革命活动。
谢凡生在《贵阳—上海—贵阳》中回忆道，1931年“我和乐石麓毅然离开贵阳去上海，我到国立音专（今上海音乐学院）选修小提琴，乐石麓进现代中学。某天，我从学校出来，遇上两个说贵州话的人——一个叫金啸远，一个叫郑彦松，大家认了同乡。我和乐石麓就从四川路搬去武定路和他们同住……对音乐有爱好的青年朋友们都把我们这里作为一个聚会的地方。贵州同乡缪正元来了，四川青年陈倦兮来了。贵州的李远方（林青）被捕出狱后也常生活在我们这里”。缪正元在上海结识谢凡生，能够在一起开展革命活动，一方面是金啸远与谢凡生相识；另一方面，谢凡生和秦天真是在贵阳一起阅读进步书籍的同学。
结识谢凡生、乐石麓不久之后，缪正元就介绍金啸远、郑彦松、谢凡生、乐石麓等加入“社会科学研究会”。会址在沪西，是曹狄秋负责。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兄弟组织，主要是组织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党和团的关系由地方（区）领导……曹狄秋曾一度担任“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负责人。当时，曹狄秋（上海市地下党员，1965年9月任上海市市长）也是党的负责人，介绍金啸远入党。同时，缪正元也在他任职的发行部向林青提供《中国青年》《布尔什维克》等书籍。
这一时期，沪西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觉人书店实际上变成了沪西区团委的接头地点。缪正元除了轮流在书店值班外，还到各个学校推销书籍。他还回忆：“当时沪西的团区委书记叫老朱。”实际上，在1932年底，党在沪西各纱厂“趁旧历年关之际，根据群众提出的年关发双薪……发动群众开展年关斗争，结果党、团组织都有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党、团区委当时为了巩固组织、加强领导，准备将西区划分为两个区，即将日本纱厂划为特区，其他单位都划为西区，同时将有些中国纱厂划归周家桥区领导。将陈心益调出，另任命三个团区委书记：周家桥为小魏（刘雪苇），西区为老朱（袁执中），特区尚未定，可能考虑由我负责，作为中心区，负责联系周家桥和西区工作”。可见，作为沪西小沙渡支部任区委发行部部长的缪正元，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比较清晰，他的回忆和当时在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读书、参加青年学生革命活动于1932年入党的李伟所回忆情况相吻合，类似的回忆刘雪苇在《关于三十年代上海地区的共青团》中也多次提及。
参加沪西工厂大罢工
“一·二八事变”后，觉人书店间接支持沪西工厂大罢工，除转交中央苏区的一万元钱接济外，他们还在社会上为罢工工人募捐。在这次罢工中，“当时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的刘少奇直接参与领导了这场罢工，除了组织工人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外，还指示区罢委要十分注意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区罢委一方面发出募捐启事，向社会各界表明罢工是为了减轻工人痛苦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爱国的举动，要求社会各界募捐救济罢工工人；另一方面组织工人向社会局、地方维持会要求救济。由于工人的斗争目标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是爱国的合法行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大中学联组织募捐队为罢工工人募捐救急”。
当年，正在上海的宋庆龄得悉数万工人坚持反日斗争，吃住都很困难，便立即筹集经费，变卖个人财产，向工人捐助2万元，并指定粮店供工人买米。何香凝也从“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的义卖中，抽出一部分钱予以捐助。区罢委把救济米和捐款通过各厂罢委会发给罢工工人，为沪西纱厂坚持反日大罢工创造了物质条件。由此看来，觉人书店应该是在中央苏区的领导下支持沪西工厂大罢工，否则，中央苏区就不可能汇一万元钱接济工人，但不能向工人说明，他们以贵州学会的名义捐赠一部分，将这笔款项交给罢工工人。同时，这也反映觉人书店和中央苏区保持着紧密联系的一个侧面。
“九·一八事变”之后，为更好地做好抗日救亡工作，由金啸远领头组织了一个“朝阳歌咏队”，成员有缪正元、金啸远、谢凡生等人，林青当时也经常参加歌咏队的活动。“一·二八事变”后，“朝阳歌咏队”成员晚上常常练歌到深夜，好几次都被巡捕干涉；白天上街参加反日大同盟领导的示威游行和募捐，到沪西和沪东工厂区为工人演出。除此之外，还走上街头发放一些党的宣传品。每次外出都必须两人一组，一人放哨、一人散发。有时他们还会把宣传品先折叠好，分发到居民们的信箱里；有时也会成叠放到停在路边的汽车顶上，用小石子压着，汽车开动，传单就会满天飞；有时还把传单盖在报纸或广告下面，往墙上贴。他们开展的这些活动，还是没逃过当时上海街头穿便衣的“包打听”和马路上随时“抄把子”的巡捕的监视，危机随着活动开展次数的增多而日益严峻。
很快，“觉人书店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巡捕就来抓人，抓走了金啸远、郑彦松、陈倦兮、谢铭荣（谢凡生）等人，都关在西牢”。四人不是在觉人书店被捕，而是在其住处被捕，否则，缪正元的回忆也不会这么清晰，因为在1931年冬天，“缪正元也搬来和我们同住”。
据谢凡生回忆，他被捕当天是1932年4月8日，“平常我们照例各人在中午出外活动后回家，等大家到齐后安排当夜的活动。因为已到八日，离‘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那个日子只有四天了。下午六点左右，我由包饭处吃过夜饭回到住处，房里只有金啸远一人。接着，来了郑彦松，过一会陈倦兮也进了门。陈倦兮为了抓时间练琴，喝口水就匆匆坐到琴边，他才弹出几个音符，‘呼嘣’一声，门被踢开了。立在门口的是两个便衣和一个外国巡捕，后面还有七八个人。一个便衣高叫金啸远的名字，金猛然答了一声。‘咔嚓’，他和郑彦松被铐了起来，接着我和陈倦兮也被铐在一起了”。缪正元有幸躲过这一劫，是因为乐石麓的及时通知。觉人书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遭到了破坏，特务到处追捕缪正元。他四处躲藏，先后搬了四次家，可最后还是没有逃过特务的魔爪，于1932年4月底被捕入狱，关在上海龙华监狱，后又转到苏州反省院。
1933年底，英国国王举行登基25周年大典，实行“大赦”，林青提前半年被释放出狱。缪正元坐了一年多的牢也出来了。林青通过杨显之的妹妹杨玉珍了解到缪正元的住处。此时的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缪正元和林青找不到党组织，就商量回贵州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离开上海后，他们经汉口到重庆再回到贵阳。回到毕节时，秦天真带了几个人在城外的马路上迎接他们。［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永不消逝的电波—忆成为贵州电报事业发端的毕节电报局》（宋捷生著）、《我在贵州地下党斗争的历程》（缪正元口述）、《风起云涌小沙渡—顾正红与沪西工友俱乐部》（朱少伟著）、《回忆一九三二年团法南区委和沪西区委的斗争》（李伟著）等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