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在百花盛开的五月，毕节革命前辈蓝芸夫从北京回到阔别48年的家乡，来到1937年他曾经任教过的大定县立职业中学（后改为大方二中，以下简称“大定职中”），当年的学生吴永冰、章正权、吴家臣等“二十多名学生，早就集中在大方二中，迎接蓝老，师生相见，格外亲切”。“这些年过花甲的老学子，谈起当年受教于蓝老的情况时，竟然如此眉飞色舞，如此滔滔不绝，如此情深意笃，真是会前预料不到的”。此时，曾经在大定职中就读的蔡应达为了革命已经牺牲44年了，蓝芸夫1982年为他所作的挽联为“义利当前，志士昭昭甘取义；心香奠嗣，英雄滚滚共扪心。”

大定革命如火如荼

在1985年的回忆中，蓝芸夫说，回想当年抄写在黑板上、带着学生诵读的这些诗句，至今他还酸鼻。他当时还回忆了几句诗，“我静悄悄地来到岳王坟边，我合掌地祈祷：金人啊，侵！宋人啊，征！防御的战争，即和平之神”。当时，他的学生吴永冰背诵老师教过的诗句 “风波亭/我在你历史的故事中/记得你两重的命运/记得你屈辱的奴颜……当北风怒号的夜里/吠犬和马蹄都没有了声音/在皮鞭和火练的下面/施展了‘爱国有罪’的审问/下面跪着的是岳武穆……你交出你的相印/我交出我的大兵/让我们的人民决定/是退还是进/是投降还是战争……暴风绝灭了静寂的灯影/晓鸡啼报了天明/天明/不见了审判公庭/不见了昨夜的审问/绞刑架上挂了尸体/背上刻着‘精忠报国’的字印/风波亭/我在你历史的故事中/看见和知道了许多许多的事情……”这是著名左翼女作家、地下党员关露1936年发表在上海《光明》杂志上的爱国长诗《风波亭》片段，全诗总计79行，是蓝芸夫胞妹蓝运臧烈士生前从北平寄给蓝芸夫的爱国主义革命诗歌，被蓝芸夫作为范文来施教。

“蓝芸夫的情绪教学非常成功，处处掌握学生情绪，注意学生思想变化，因势利导。在朗读《风波亭》的时候，蓝芸夫和学生一起朗朗而读……老师读得哽咽，学生也眼含热泪。”吴永冰说，“我们都为岳武穆的命运慨叹，为东北三省被拱手相让而悲伤和愤怒。文学与历史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我们的情感也从专心读书升华到关心国家大事。蓝老曾给我们出个作文题，叫《我的家庭》，要求大家如实写出对家庭的真实感受，实际就是了解大家的家庭状况和思想状况，然后对应施教。”当时，吴家臣、章正权等都不同程度地对当时大定职中的革命活动进行了回忆。由此可见，在蓝芸夫一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播下的革命种子早已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

在蓝芸夫师生这场时隔48年的相聚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从抗日战争中走来，在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结缘，之后为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各奔东西，又在方兴未艾的改革开放中相聚。但已物是人非，当年的许多同志已经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

1985年5月9日的夜晚，住在大方的蓝芸夫回想当年有感而发，写下了《大方夜吟·四》：“陈氏惕庐到职中，嘘声恐骇势汹汹。宣传抗日当争赛，监狱刑场乃技穷。”诗句生动描绘了抗日宣传活动面临的严峻形势，但乐观的革命者们临危不惧，把它视为宣传抗日的赛场，将当地的反动势力逼向黔驴技穷的境地。受大定职中的这种历史背景、革命氛围的熏陶和洗礼，1938年成为共产党员的蔡应达，早就作好为革命事业牺牲的思想准备了。

追求真理永不怠

1917年，蔡应达出生在大定县（今大方县）西五区（今纳雍县化作乡）一个只有几亩贫瘠土地的农民家庭。蔡应达是长子，父亲蔡德全把振兴家业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不满6岁，父亲就送他读私塾，还要求他文武兼修，每天早晨亲自教他学拳术，晚上讲绿林豪杰杀富济贫之类的故事给他听。在老师和父亲的影响下，蔡应达学习成绩优良，习武刚直倔强，从小就对恶势力具有反抗精神。据《蔡应达烈士传略》记载：有一个同学被地主家的恶狗咬伤了，他知道后，就带着几个穷孩子，把恶狗引到山上打死，丢到深山老林的洞中。

1927年，父亲病故，蔡应达因此辍学在家，只能帮助母亲带着弟弟应侯、应芳种地求生。屋漏偏逢连夜雨，蔡应达居住的村子遇匪，家中被抢劫一空。他们再也没办法在村子里生活下去，母亲便带着几兄弟到毕节谋生，依靠帮人做工生活。时间很快就到了1935年秋天，邓止戈同志到毕节开展革命活动，当时的毕节专署内已有地下党组织的活动。

1936年，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经过毕节，创建了黔（西）大（定）毕（节）革命根据地，所到之处均开展打土豪、分浮财等革命活动。蔡应达坚决拥护红军开展的革命活动，特别是看到一位红军战士把没收地主的一件棉袄给三弟蔡应芳穿后，他便深感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暗自下定参加红军的决心。可是，红军离开的时候，蔡应达的母亲生病了，由于放心不下母亲，蔡应达没有如愿，但红军在毕节的革命活动在他的心灵深处已播下了革命火种。

红军走后不久，毕节城内来了一位四川医生设摊治病，蔡应达带生病的二弟找他治疗。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二弟的病很快就好了。蔡应达非常钦佩他医术的高明，就拜他为师。这样，蔡应达白天给医生守摊卖药，晚上听他讲故事。这位四川医生经常给蔡应达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痛斥蒋介石不抗日，讲红军北上抗日等。这样，蔡应达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立志要学习更多革命道理、从事革命工作。要实现这个志向，非读书不可，于是，在医生的支持下，他到毕节江西会馆办的豫章小学读书。

这段时间，大定县地下党的革命活动也在暗中进行。1938年，蔡应达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大定职中商科班，此时的蓝芸夫已被迫离开了大定职中，但学校的革命活动没有因此而停止。来自四川的地下党员张西屏教体育课，兼任学校童子军的辅导员。来自毕节的地下党员邱在先教英语课。他们都以自己合法的身份在学校开展了系列革命活动。蔡应达在当时进步学生中最为成熟，因为“他有一颗火热的心，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有朴素的革命要求，有求实的工农本质”。之前，蔡应达曾到处寻找真理，在毕节没有找到革命的领路人，来到大定职中，他自然就成了这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参加了张西屏等人组织的“读书会”活动，阅读了《中苏友好月刊》《联共（布）党史》《大众哲学》《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革命书刊，很快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英雄滚滚共扪心

蔡应达到大定职中就读后，参加该校“读书会”等进步组织开展的革命活动。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进步书刊，终于发现自己朝思暮想的革命领路人就在眼前。于是他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奋不顾身地为党领导的革命进步活动而工作。党很快地吸收他加入组织。在大定职中就读时，蔡应达寄住在县城南门的姚庆竺家阁楼上，住所自然就成了党员和进步学生的秘密活动中心。这样，蔡应达很快就得到了党组织的认可，“从张西屏同志的追忆及秦天真同志给蔡应达同志的弟弟蔡松柏的信中，均充分证明蔡应达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入党的”。

大定城区的革命活动以大定职中为主要场所。据吴家臣回忆，1939年1月，新场（今金沙县城）总支派吴家臣与杜华江到大定工作，省工委将邱在先的组织关系转到大定，同时批准原大定职中教员张西屏重新入党，上级指示四人成立大定支部，邱在先（原毕节县工委书记）任书记、杜华江任组织委员、吴家臣任宣传委员。张西屏和邱在先继续在大定职中任教、杜华江进入大定职中读书、吴家臣在大定县西三区以列坡脚（今大方县鼎新乡）小学任教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

蔡应达入党后，工作更加积极。1939年7月，党支部决定开展全面抗战两周年纪念活动，蔡应达主动到各小学发动师生出墙报、黑板报，排演抗日话剧，迎接抗战两周年纪念日。7月7日那天，到会一千多人，蔡应达在纪念大会上作慷慨激昂的演说，抨击汉奸、卖国贼、投降派，宣传要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必须坚持抗战；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号召青年们要做民族的精英，走向抗日救国的前线，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并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的讲话博得了到会群众的热烈掌声。集会后，蔡应达和大定职中的学生纷纷走向街头，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大定山城“团结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秦天真证明蔡应达1938年入党的信（资料图片）

《学生抗日周刊》是当时大定职中主办的刊物，办刊的目的是以此唤醒民众抗日救亡的觉悟。蔡应达调查到大定县西一区马场（今大方县马场镇）国民党区长周月谷贿卖一个乡长缺额、贪污大洋五百元的情况，他就撰写文章，以抗日救国会名义在《学生抗日周刊》上发表，揭露国民党贪官污吏的罪行。大定县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吏看了，无不惊恐万状。这一时期，蔡应达还利用假期，以抗日救国会的名义，率领宣传队深入马场乐公底等农村宣传抗日救亡，为“抗日救国会”“读书会”募集活动经费。

工作中，蔡应达善于团结同志，不但团结了大定职中的党员和进步师生，还团结了房东姚庆竺的母亲，使同志们不但在生活上得到姚母的照顾，而且也让姚母大概懂得他们干的是正义的事业。所以，当蔡应达和同志们开会或研究工作的时候，姚母就会守在门外为他们放哨。蔡应达身居异乡，有这样一位纯朴、善良的老人细心照顾，对他学习和开展革命工作大有裨益，有效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

志士昭昭甘取义

“几度沧桑几劫灰，几多壮士赴泉台！杀头不为儿孙也，刺股岂谋势位哉。”这是蓝芸夫1985年在重回大方县城的诗作《感怀·三》，前两句是对当时大定县城的革命者面临恶劣斗争形势，临危不惧、甘愿为此献身的写照，后两句是对这种精神的高度肯定和赞扬。对蔡应达等为党的革命和解放事业作贡献的革命志士而言，“志士昭昭甘取义”就是恰如其分的写照了。

1939年秋，中共大定职中支部书记邱在先离开大定，由杜华江负责支部工作、蔡应达当助手。这时，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组织了一个“边远农村工作团”来大定开展所谓抗日宣传，支部就利用这个组织，派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参加进去，并取得了领导权。蔡应达带一个组到鼎新、大兔场（今纳雍县城，当时为大定县西五区雍熙镇）宣传抗日救亡，并在大兔场建立“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在边远的乡村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冬，学校已放寒假，张西屏、邱在先、杜华江三人均要离开大定职中，支部工作的重担便落在蔡应达的肩上。当时支部已吸收了一批新党员，为了工作的需要，支部动员这些新党员一部分留下配合蔡应达同志继续战斗、一部分到新区去开展工作。分配到外地的学生，有的去大兔场，有的随杜华江去黔西三重堰（今黔西市重新镇）。

杜华江从林科班毕业后，被党组织调到黔西三重堰开展党的工作，由蔡应达负责大定职中党支部的工作。蔡应达身担重任，不但继续扩大“读书会”，传播马列主义，而且还组织宣传队员在大定城内演出《打城隍》等话剧，传播“不靠天，不靠地，不靠菩萨和上帝，只有靠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英勇斗争，才能获得翻身”的革命思想，把党的地下工作继续向前推进。

1940年4月，杜华江由三重堰给大定党支部的负责人蔡应达送来一封信，由于交通人员不慎，此信落入敌手。蔡应达、杜华江先后在大定和三重堰被捕。两地有牵连的地下党员受到监视，工作暂时遭到损失。蔡应达被捕后，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本色。他首先关心的不是自己，而是狱外的同志。他传信出来给狱外的同志们说:“不要怕，安心读书，注意隐蔽。我愿砍个头，不愿割只耳。”敌人审判时，他大义凛然，举出若干铁的事实来说明抗日救国是无罪的。他还列举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民不聊生、消极抗日、迫害爱国人士等罪行，反而把国民党大定县长钱文蔚等反动头目弄得瞠目结舌。

敌人劝降、许诺高官厚禄，想要引诱蔡应达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可得到的却是“我蔡应达宁愿掉个脑袋，也不割只耳朵；情愿坐一辈子的牢，也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换取你们的高官厚禄”的回答。敌人眼见来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对蔡应达施以重刑。但他铁骨铮铮、守口如瓶。敌人得不到所需的东西，只好将他同重刑囚犯关在一起。

蔡应达身在敌人监狱，心放不下党的工作，千方百计保护没有被捕的同志。他的弟弟蔡应侯去监狱给他送饭，将杜华江已在黔西被捕的消息告诉他，他就叫蔡应侯日夜兼程去打鼓新场，把大定地下党支部的情况报告上级组织。在一次审讯中，蔡应达从敌人口中得知，国民党当局已知道地下党员吴家臣化名吴伯裔，意识到吴家臣有被逮捕的危险，便及时与蔡应侯见面，要他立即去坡脚通知吴家臣转移。吴家臣后来回忆说，他前脚刚出家门，抓捕他的人后脚就到。抓不到他，还敲走了他父亲的一笔钱财。

实际上，在大定监狱关押期间，蔡应达是有机会逃走的。“1940年5月，蔡应达的两个胞弟联系了一支绿林武装准备劫狱，要应达里应外合。应达认真分析形势，教育他的两个弟弟说：‘如果我越狱后，会促使敌人很快把关押在黔西的杜华江杀害。’毅然放弃了越狱计划”。1940年8月，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下令将蔡应达押送贵阳，关进保安司令部监狱。9月，蔡应侯去贵阳探监，临别时，蔡应达说：“回去告诉大家，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我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请大家不要为我担心。”蔡应达受尽非人折磨后，蔡应侯再次探监，看到哥哥浑身血迹斑斑，忍不住哭了起来。蔡应达教育他说：“好兄弟，不要哭，要坚强，革命总会有流血牺牲，这是我入党那天起就时刻准备着的。”临别的时候，他说：“看来，敌人不会放过我的，也许我们兄弟见面是最后一次。不过，我坚信反动派必然灭亡，革命一定会胜利，黑暗的中国一定会走向光明！”

在保安司令部监狱，敌人施以种种酷刑，仍是一无所获。敌人对他进行审判，蔡应达据理驳斥，弄得敌人理屈词穷、下不了台。敌人用死亡威胁，蔡应达愤然答道：“要杀就杀，革命的烈火你们是扑不灭的。”1941年1月18日，敌人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杀害了他。牺牲时，蔡应达年仅24岁。［压题图为蔡应达烈士纪念碑（资料图片）］［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杜宇招人情脉脉、不辞万水又千山——蓝芸夫同志重返大方》（作者：佚名）、《贵阳文史》2000年第4期《花季黔西行——怀北大图书馆蓝芸夫馆长》（作者：尹克恂）、《中共黔西、大定、仁怀三县党史资料1938-1939》（作者：蓝芸夫）、《亲戚闲话集》（作者：蓝芸夫）、《贵州文物》1985年第2期《蔡应达烈士》（作者：孙日琨）、《忆我在新场、大定参加地下党组织活动的片断》（作者：吴家臣），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