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桢的祖父丁必荣，字建业（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作“鹤坡”），乾隆二十七年（1762）出生于贵州大定府平远州怀忠里右五甲牛场（今织金县牛场镇），嘉庆二十二年（1817）卒于四川保宁府昭化县官署，享年55岁，以孙子丁宝桢贵，诰赠光禄大夫。
丁必荣37岁步入仕途，历任四川酉阳直隶州州判、代理黔江县知县、昭化县知县。忠厚爱民，精于吏治，听断公平允当；重视文教，注重培植人才，“一时名下多其所成就”。他清正爱民，深受当地百姓爱戴，良好的家风对丁宝桢影响深远。
丁宝桢画像（资料图片）
忠厚爱民
深受百姓拥戴
丁宝桢的高祖丁伏汉（原名丁福汉），祖籍江西抚州，乾隆初年迁徙到平远州，在牛场置办田产定居。丁宝桢的曾祖丁公俊出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以读书入仕为荣，后来考中秀才，曾在诗里写道：“人非圣贤无高下，世代忠良不可差。读书耕田不误时，精忠报国品自嘉。廉洁奉公身高洁，尊老爱幼在天涯。一旦蒙恩受命时，不负朝廷不负家。”
受良好的家风熏陶，丁必荣“即读书，功夫亦好”。嘉庆四年（1799）考中恩贡，可惜“不能中一举”。道光《平远州志》卷之十一“选举”记载：“丁必荣，嘉庆四年（恩贡）。”道光《大定府志》卷之三十二“俊民志一”记载：“丁必荣，嘉庆四年（恩贡），后官酉阳州判。”
嘉庆十一年（1806）至嘉庆十五年（1810），丁必荣任四川酉阳直隶州州判，为知州的佐官，相当于州同知，官衔为从七品。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二“职官志一·文秩上”记载：“丁必荣，贵州平远州恩贡，嘉庆十一年（1806）任（州判），后升昭化县知县。”
丁必荣任酉阳州州判时，非常重视教育，大力振兴文教事业，重修钟灵书院，建议调整文庙利息，增置书院学田，以培植人才为己任。钟灵书院在酉阳州治北，乾隆二十二年（1757）建成。嘉庆年间，酉阳学署倾圯，学官借住于钟灵书院中，肄业生童仅得半而居之。嘉庆十四年（1809），知州姚钟英、州判丁必荣带头捐出俸禄，对钟灵书院进行维修扩建，“重修门墙，堂庑于是毕备”。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卷五“学校志一·书院”记载：“嘉庆十四年（1809），署州姚钟英、州判丁必荣重修（钟灵书院）。”
酉阳州文庙利息银由前知州鲁华祝捐入，“今圣庙银一百两每岁放出生息”。嘉庆十四年（1809），“州判丁必荣建议收其利以助不给”。丁必荣增置何家坝田二丘，每岁分谷四石，“嘉庆十四年，署州姚钟英、州判丁必荣增置学田”。事实上，“二丘”当作二分，系于嘉庆十三年（1808）买陈绍田之何家坝水田二分（近山一分，大小三丘；边河一分，大小五丘），共八丘，外山土一幅，载粮五分，共去价钱三百六十千文。
嘉庆十六年（1811），丁必荣代理黔江县知县，时间不到一年，嘉庆十七年（1812）由陕西人杨訒代理，嘉庆十八年（1813）由山西进士李元丰担任。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三“职官志二·文秩下”记载：“丁必荣，贵州平远州人，贡生，酉阳州州判，嘉庆十六年署（黔江县知县）。杨訒，陕西潼关厅人，乾隆己酉拔贡，嘉庆十七年署。李元丰，山西介休人，嘉庆戊辰进士，（嘉庆）十七年任，议设棚厂夫马局。”光绪《黔江县志》卷四“职官·文职”记载：“丁必荣，贵州平远贡生，酉阳州判，（嘉庆）十六年署。杨訒，陕西潼关拔贡，十七年署。李元丰，山西介休进士，十八年任，议设棚厂夫（马）局。”
嘉庆十七年（1812）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丁必荣回任酉阳直隶州州判，后由直隶人孙家蓝代理、广西人郑后墉接任。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二“职官志一·文秩上”记载：“孙家蓝，直隶清苑县人，由吏员捐府经历，嘉庆二十二年（1817）署任。郑后墉，广西人，乾隆己酉副榜，嘉庆二十二年任。”
丁必荣任酉阳直隶州州判时，夙夜在公、政绩卓著，忠厚爱民、深得民心，其事迹载入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该志卷十六“政绩志·文史”记载：“丁必荣。案：丁字鹤坡，贵州平远州人，由恩贡选授酉阳州州判，精吏治，听断平允，时州牧章秋涛（章凯）以廉能称，而民之就质于丁者，仍踵趾相接，张牧亦甚推重之。历任数年，尤以培植人才为己任，每月课得佳卷，奖励备至，一时名下多其所成就云。”
嘉庆二十二年（1817），55岁的丁必荣升任保宁府昭化县知县，官衔为正七品。道光《平远州志》卷之十二“仕宦”记载：“丁必荣，嘉庆四年恩贡，任四川昭化县知县。”同治《重修昭化县志》卷三十“职官·县令”记载：“丁必荣，贵州贡生，嘉庆二十二年（1817）任（昭化县知县）。赵岳兰，安徽监生，嘉庆二十二年任，清白自守，不扰民间。”由此来看，丁必荣卒于任上，安徽人赵岳兰在同一年接任昭化县知县。
丁必荣去世后，33岁的儿子丁世棻从昭化扶榇归里，葬于牛场茶林坡。如今，丁必荣墓已成为织金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绳其祖武
传承优良家风
丁必荣勤政爱民、为官清廉，任昭化县知县时，“目击时艰，每欲分廉助之，而力苦未逮”，让昭化士民追思其“爱民之隐衷，永颂功德”。不幸的是，他任昭化县知县才几个月，就病逝于任上。
丁必荣去世近3年后，丁宝桢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四月二十八日出生于牛场，因此丁宝桢“不得见”其祖父丁必荣。他从父亲丁世棻那里聆听到祖父的事迹，“窃念吾家自高祖到黔，至尔辈始及五代，中间曾祖、祖皆以贡士入官……高、曾两祖之为人，吾不得见，然常闻之祖父所云，皆以忠厚爱民为心”。
光绪三年（1877），任四川总督的丁宝桢途经祖父60年前任知县的昭化时，了解到夫马费长期以来让老百姓和地方政府陷于困境，特地捐出养廉银7000两，又派人会同保宁府知府杨曙洲、昭化县知县敖立榜商劝殷实富户捐银3000两，在昭化置买田产，每年收取租息，专门支应一切夫马费。
丁宝桢让夫马费得以永免，昭化士民铭记于心。光绪四年（1879），昭化士民筹资在西门外武侯祠废墟上修建生祠供奉丁宝桢，并于同年六月上旬在祠前立了一通石碑，记述丁宝桢捐廉置产永免昭化民间夫马费的事情，并规定租息的收支制度、管理程序、监督办法、责任追究。碑文《丁宫保捐廉置产为昭化夫马经费永免派民章程序》由敖立榜撰写，训导廖镜伊、把总罗占元、典史赵国源参订，现将其摘抄整理如下：
昭民苦差徭久矣。昭地素瘠，当北道冲，冠盖相望，驿政肃然。凡藏差、摺差、学差、试差、京都各者，暨口外协饷差使，刻不敢误。凡外流差吏络绎而来，向由邑民按粮摊派，捐钱一千八百缗（一千文铜钱穿成一串叫一缗），绅士兵役约保不与焉。□斯土者，恒以不敷支应病。
光绪丁丑（1877），宫保丁稚璜制军奉天子命来督川，取道昭化，进父老询巅末（从始到尾），心怦怦动。先是，嘉庆丁丑（1817），邑侯丁建业先生讳必荣，为宫保大父（祖父），曾莅兹邑，目击时艰，每欲分廉助之，而力苦未逮。迄今越六十年，宫保以制军临蜀，甫下车，通饬裁撤全省夫马，昭邑已免流差庞杂之累，而冲繁孔道，实有未能尽裁者，乃为昭邑特捐银七千两，永免民间夫马。继祖志，遂民心，而又不欲功尽归己也，复委员杨曙洲明府会同立榜，劝邑殷实，再捐三千，合成万金，置买产业，岁收租入官，专支一切夫差。
噫！宫保之居心何其溥（广大），而居名抑何约也。其在《诗》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后”，先邑侯丁公（丁必荣）有焉。又曰“昭兹来许，绳其祖武”，宫保有焉。昭民戴（尊奉）购距城西不数武（古代以半步为武）隙地，立丁公祠祀之，即于庭前建宫保阁，恭设长生禄位，示不忘也。事竣，议定章程五条，禀明各大宪备案。今而后昭邑之民困苏矣，昭邑之公用束矣。后世享宫保之赐，而益追先邑侯建业公爱民之隐衷，永颂功德于无替矣。爰述其事，并议定章程，勒石以垂弗朽云。是为序。
丁必荣对丁宝桢的影响深远。丁宝桢在家信中常常提及祖父的功德。光绪二年（1876）五月初十日，丁宝桢在致丁体常的信中说：“试思我等果何德何功，而人受其灾，我享其福乎？是皆我祖与父数十年忠厚忍让之所留贻，天故报之于今日，且所以报之者，亦至优极渥，无以复加！我等处此，必须立志刻苦，遵率祖、父家规，再加之以厚道，再加之以谦让。遇好事则必做，遇坏事则必改，庶几不致获罪于天，而家道可久。”
丁宝桢家信（资料图片）
光绪九年（1883）五月初四日，丁宝桢在致丁体常的信中说：“我家自高祖入黔以来，至曾祖即读书，功夫亦好，不能中一举，仅以恩贡选官。又至祖父，专力读书，功夫亦好，又不能中一举，仅以优贡选官。”追忆祖父和父亲的坎坷仕途后，丁宝桢说到自己的经历：“迨至我身，幸博一第（考中举人），当时已觉仅有，不料又成进士，点词林（钦点翰林）。试思我之功夫，能如曾祖、祖父乎？不能也，不能而何以能中举、中进士？此皆祖宗之德泽留贻，以令我身受之也。厥后历官，外位擢升督抚，是则吾家万万梦想不到之事。”
在丁宝桢看来，“而我忽得之，此可见吾家祖宗，累代忠厚谦让，不敢行一坏事，不敢存一坏心，德之所积，报之于我。而我自问受祖宗之遗荫，蒙上天之覆育，数十年来回思，并无一德一善一行足以上答天恩、祖德，时深惴恐，惧日久必致颠覆”，足见自祖父形成的良好家风对他的深刻影响。［本文在写作中，参考了《丁文诚公家信》《元坝区文史资料（第8辑）》，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