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贵高原黔西北腹地，有一个神秘而充满传奇色彩的秘境：“中国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的所在地——乌鸦洞。这个不被外人注视的穷乡僻壤，却在中国航空发展史上留下不可或缺的一笔，在那烽烟四起的峥嵘岁月，圆了中国航空人的千年梦想，也承载太多的坎坷和不堪回首的往事。

岁月如梭，那段在历史长河中犹如昙花一现的一朵浪花，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只留下那自立自强、奋斗不止的“航空救国”精神，以及我国航空技术前辈李柏龄、吴大观、梁守槃（“中国低空导弹之父”）、王士倬、汪福清、欧阳昌宇等建厂先驱和同仁留下的弥足珍贵的航空技术。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它培养的一批又一批技术员工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宝贵的科技力量。

历史的车轮碾过岁月的沧桑，也留下永恒的记忆。

在救亡图存中孕育

“航空报国”精神

1909年9月21日，冯如驾驶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试飞成功，拉开中国航空事业的序幕。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逐渐认识到：必须有强大的航空力量作为保证，才能在与日寇的斗争中取得主动权。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做好斗争准备，选送一批优秀人才赴苏联学习航空技术。党中央抽调44名干部到新疆航校学习，培养出“红色空军的第一批骨干”，在延安成立机械工程学校（航空学校），为航空事业培养和集聚人才。

而在国民党统治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东北三省，1937年又发动“卢沟桥事变”，进而侵占我国的半壁江山，他们控制我国领空，惨无人道地肆意轰炸我国城市，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不少爱国志士同仇敌忾，提出各种救国主张，而孙中山先生早在1923年提出的“航空救国”建议成为许多有志之士的共识。虽然当时国民政府也有空军，但作战能力有限。“航空救国”成了当时许多国民的希望。而国民政府也在与列强的斗争中清醒地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在西南腹地的贵州大方，创建“中国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在中国航空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中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的诞生

1939年秋，面对十分严峻的抗日形势，在饱经屈辱和列强铁蹄的践踏下，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决定兴办我国航空工业，筹建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力求改变航空发动机完全仰仗进口的被动局面。最初选址在昆明，但筹备初期就被日军狂轰滥炸于摇篮之中。后几经周折，最终决定选址于贵州省大定县（今大方县）羊场坝的乌鸦洞中。经过一年的筹备，1941年2月，航空委员会正式任命李柏龄为大定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厂长。从此，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正式宣告诞生。

由于缺乏建厂资金，国民政府一方面向全国大量发行“航空彩票”，另一方面借蒋介石50大寿之机，在全国大举“献机祝寿”，共筹集344万美元。由蒋经国出任名誉厂长。第一任厂长是李柏龄（清华留美高才生），第二任厂长王士倬（清华大学教授、钱学森的导师，主持设计建成我国第一座航空风洞），第三任厂长顾光复（生产厂长）；总工程师汪福清系1942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修博士，回国后参与航空发动机厂建设、试造工作，为我国第一批1000马力航空发动机制造做出杰出贡献。1949年解放后，汪福清任贵阳矿山机械厂总工程师，1956年被评为一级工程师，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工程专家，1983年后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设计课技术员之一的吴大观被称为“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是我国航空工业和航空发动机设计研制事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毕生致力于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航空发动机研制方法和程序的研究，主持研制多种型号的发动机，并培养几代专业人才，为航空发动机的设计研制和促进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该厂直属国民党航空委员会领导，定名为“中国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对外称“云发贸易公司”。该厂一诞生就表现出坚强的抗日意志，将清毕公路通过厂区侧面的路段以抗日英雄“空军战魂”高志航的名字命名为“高志航路”，以激励全厂职工的抗日斗志。

厂区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分生活区和生产区。生活区内教育、经贸和各种生活设施齐备。生产厂区位于公路北侧，从大门进去，由数幢西式建筑分列道路两旁。生产区的精工车间设在乌鸦洞内，洞分三层，底层宽990平方米，为各类仓库；中层800平方米，为机工车间；上层700多平方米，为总装配车间。洞口有石砌护墙，设有通风设备，便于洞内空气流通。各类办公楼和辅助工场林立在洞外山丘上，错落有致。附属设施有火电站、铸造厂、螺旋桨厂等，建在离乌鸦洞2公里的清虚洞内，该洞高约60米，洞顶有天窗，洞内有小河。

厂址区位优越，非常隐蔽，不易被发现，即使在空中的侦察机也难以发现这个山洞，所以洞内生产非常安全。厂区四周密林环绕，洞口坐北朝南，面积宽阔，旁边清虚洞有自然通风条件，适于铸工；乌鸦洞周围平坦，可容纳事务办公楼、员工宿舍等。该厂地址位于昆明、重庆之间，又离贵阳不远，交通颇为便捷。

建厂后，国民党依靠一批爱国留学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环境条件下，1942年底开始投入生产，1943年3月20日，蒋介石曾到该厂视察，并于天生桥下5万多平方米的大草坪内与1700多名职工一起聚餐。1943年开始装配，到1944年装配试车，完成第一批发动机3台。到1946年，共计生产中国第一批自制塞克隆（Cyclone）航空发动机32台，其中两台发动机被运往昆明，安装在一架C-47A飞机上进行试飞，由昆明直飞南京，后经专家分析认为，该款发动机完全符合原设计要求，剩余的30台发动机由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接收。至此，大定厂完成我国自制第一批航空发动机的历史任务。

此后的两年里，大定羊场坝航发厂扩大生产规模，增加航空发动机生产型号，先后向美国和英国购买发动机的生产专利，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开拓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保卫航发厂的革命斗争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共和谈破裂，三大战役势如破竹，把国民党军队赶到长江以南，1949年南京解放，蒋介石依仗的长江天堑土崩瓦解，不得不放弃大陆，退居台湾，但决定在撤离之前将留在大西南的主要军事设施一一破坏。大定厂的前途如何？大定厂人何去何从？都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国民党空军当局十分重视大定厂，决定拨10万两黄金作为迁厂经费，准备将大定厂迁往台湾。1949年初，刚刚上任的第三任厂长顾光复接受命令，与厂务科科长李硕丰、工准科科长顾义章一道赴台勘察厂址，返厂后极力宣传去台的好处，但大多数员工对当时腐败无能的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信心，不愿意去台湾。同年2月，顾光复再次召开会议，作迁厂动员。满怀爱国热忱、从美国历尽艰辛回到祖国、立志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力量的副厂长汪福清眼看着历尽千辛万苦建起来的厂就要在迁移中毁于一旦，感到十分痛心，提出反对意见：“空军第一二飞机修理厂去年迁去台湾已经迁垮了，我们迁厂也难逃毁厂厄运，大定厂有今天的规模是多少创业先驱们用心血建造起来的，来之不易，何不用这10万两黄金在台湾另建新厂呢？大定厂似以不迁为宜。”他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但顾光复说“这是上级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并按照上级的意图宣布撤销大定厂的建制，成立疏运处负责迁厂的具体事宜，并让汪福清做好去台准备。会后，李硕丰公开向汪福清寻衅，指责他为“亲共分子”，反对迁厂与国民党顽固派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到激化的程度。汪福清自知去台必成“瓮中之鳖”，为缓兵之计，找贵州省立医院杜柏涛出具患有肺结核的假诊断，滞留大定厂静观事态发展。

中国空军航空委员会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旧址——清虚洞（资料图片）

7月，台湾空军当局派军统特务刘汉东来厂督运，但不久就不知去向，两月后的一天，汪福清收到一份因刘汉东不在转给他的机要密件，汪福清疑有蹊跷，悄悄拆开函件，内容为台湾空军当局已认定汪福清为“亲共分子”，指示刘汉东监视汪福清。汪福清为之大震，不动声色，将函件恢复封好，由邮局退回原处，“逼上梁山”的他，从此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护厂的斗争中，并成为护厂的领导核心。与此同时，隐蔽的中共羊场坝地下党利用顾光复撤销大定厂建制的机会，于同年5月在大定厂发动了一场“要生活、要薪饷”的抗议罢工。为缓和工人的情绪，顾光复组织召开会议，动员大家去台未果，政训室扬言要严惩借机捣乱的幕后人，一些参与护厂的员工不得已离厂躲避。而这一时期，原大定厂技术培训班技甲一班毕业生高钧烈、吴果仁、姚声雅、徐复耀和沈耀铨等5人于1948年去解放区，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们奉召到中共中央军委筹划成立的航空局教官组学习待命，了解大定厂的情况后，在有关领导的安排下，各自写了一篇讲稿通过新华电台向大定厂喊话，告诉大家，全国解放在望，号召大家不要去台湾，保护好工厂，为解放事业做贡献。护厂员工袁国治收听到高钧烈在北京新华电台的喊话后，告知汪福清，汪福清就组织大家在俱乐部楼下的大厅，用大收音机连续四个晚上组织收听，当时群情激昂、奔走相告，增强了大家护厂迎接解放的决心。

与此同时，早年被中共地下党员熊静策反的负责疏运处工作的胡广家，在中共地下党的指示下，与汪福清配合默契，在台湾当局三令五申的督促下，组织员工一边故意消极怠工拖延时间，一边将一些长期不用的笨重或用过的、不值钱的设备装箱充吨位运走应付台湾当局，而把贵重的、精密的量具、刀具等全部留了下来，保留下绝大部分的设备。此外，胡广家还在汪福清的支持下，成立由55人组成的“自给自卫委员会”，配发步枪和子弹，再加上本地不愿意去台湾的近百名的士兵队，在没有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黄晓晖、刘沛民、王锡祺、史光文和罗明德等的暗中领导下，开展“保家护厂”斗争。护厂自卫队在湖南已经解放、贵州成为真空地带的特殊情况下，组织大家积极屯粮、保护水电、采购盐巴、想方设法解决员工工资和特务连的工资，安抚了特务连，解除心腹之患，保持大定厂的稳定。汪福清还争取深明大义、重义气的贵阳龙里人、留守大陆的空军第五军区司令晏玉琮（此人到台后即遭镇压）的支持配合，成功阻挠台湾当局决定用空军飞机对大定厂的轰炸计划，避免大定厂的灭顶之灾。11月15日，贵阳解放，为了留厂人员的安全，并有利于自卫队和士兵队集中兵力保卫大定厂，除汪福清、胡广家和张汉钟等留下自己及家人没有离开大定外，将90%的非武装员工和家属紧急疏散到毕节城关百花山小学和福音堂等处，另有一部分疏散到四川泸州和成都。在汪福清、胡广家及地下党的秘密配合下，11月22日、23日、25日分别挫败地方势力的武装挑衅和破坏，保护了大定厂。11月25日上午10时许，自卫队队长易水迎接解放军进驻。次日，解放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巡视了大定厂并接见易水。随后，航空接管处处长胡超伦和接管军事代表赵如卿（师级干部）接管了大定厂。

中国第一航空发动机

制造厂的变迁

1948年，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改名为“空军发动机制造厂”，隶属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1949年，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溃败的国民党下令举厂迁往台湾，并撤销航发厂的建制，盛极一时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人去楼空。

这个厂从创建到1949年虽只有8年时间，但通过中国第一代航空技术人员的辛勤劳动和全厂员工的共同努力，成功地制造32台航空发动机，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而留下的厂址，也经历了风风雨雨。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定县城，并接管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当时厂方留下400余名员工以及400余吨机器和各种物资。1952年8月，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奉命从羊场坝迁往四川成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工企业的一部分，留下来的400余名技术工人也大多自愿地随厂迁往成都。

1952年9月，毕节专区师范学校迁至羊场坝。次年4月，该校的几个学生用火把照明进入乌鸦洞游玩，不慎引起火灾，导致厂区部分烧毁。

1965年初，根据国家“三线”建设部署，南京金城机械厂、株洲331厂、西安430厂以及部分院校的700余人利用贵州省大方县羊场坝原航发厂厂址筹备创建国营金江机械厂。1970年3月25日，在原大定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厂址，金江机械厂建成。为了保密，金江机械厂对外称“501厂”，它隶属于贵州航空工业管理局，归口中国航空工业部，成为当时航空军机配套液压泵、马达的重点生产厂家之一。该厂基本保持原发动机厂的格局，分为上、中、下三层。

1983年，乌鸦洞内上百吨重的岩石掉下，金江机械厂向中央申请并获批搬迁至贵阳市修文县扎佐镇，现为中国贵航集团贵阳航空液压件厂，属国有大型企业，主营研制、开发、生产制造高压柱塞液压泵、液压马达及其他液压元件和汽车零配件，企业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均居全国同行业前列。

现在，大方县羊场镇羊场社区乌鸦洞“中国空军航空委员会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已经被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中国近代航空史上的一座丰碑。

从“中国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诞生的那天起，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国营金江机械厂从大方迁至贵阳并筹建民品分厂止，大方乌鸦洞无疑是中国航空工业的一个缩影，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并且离我们最近的工业遗产。

“航空救国”精神

仍是我们秉承的精神动力

航空发动机制造在国际上历来是学科综合性最强的高科技技术。大定厂荟萃一流的技术人才，它的一切生产设施都是从美国购进的，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试制航空发动机的成功，代表着中国上世纪40年代的高科技水平和工业巅峰。它留下80%的当时世界一流的各种设备，还留下90%的技术领导。这些雄厚的人力和物力，给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培育了大批技术人才，成为后来国营411厂的基本技术力量和闻名全国的贵阳矿山机械厂的中坚力量，更为后来西藏和平解放发挥积极作用。汪福清、张汉钟、张遐年、吴正华和王昌其等人，为贵州地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回首往事，大定厂距今已经70多年，而其中的“航空救国”精神，成为我们爱国敬业的精神财富。

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航空事业关乎大国兴衰，“航空救国”是航空报国精神的原生形态，航空先驱以“苟无成、毋宁死”的信念投身航空事业。救亡图存的革命实践也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航空事业置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之中，才能真正展现航空工业强军兴国的重要价值。

今天，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强国强军的步伐中，在实现中国梦的拼搏中，“航空救国”精神仍然是我们秉承的精神力量。（作者单位：大方县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