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到1936年3月，刘哑佛曾作为毕节专署主任秘书，与莫雄和卢志英亲密合作，为长征中的红军保驾护航。
英雄无名，刘哑佛是真“哑”！80多年过去了，没有一张照片或一封书信什么的，能证明他作为革命烈士的存在。唯一完整记述刘哑佛生平的文章《相遇贵相知》，被收入由广东省政协、广州市政协、英德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协会编纂，1991年10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莫雄回忆录》，却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红军强渡鸭池河天险纪念碑（资料图片）
“刘定一”即刘哑佛
刘哑佛还在毕节工作时，记得他叫“刘定一”的人，寥寥无几；知道他还叫“刘哑佛”，是中共中央特科的优秀干部，在读到《莫雄回忆录》前，几乎没有。
上世纪60年代初，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毕节县委员会史料工作组组织编写、时任毕节县政协副主席李仲群主笔的《毕节县史料初稿》，更名为《毕节县史料》，由毕节市档案馆和七星关区史志办编注，已于2021年6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笔者从中摘录了以下文字：
当红二方面军自根据地出发之初，蒋介石就命令贵州军政当局守土有责，严加防堵。当时，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莫雄奉上级命令，成立所谓“铲共义勇军”指挥部，自己兼任指挥……莫雄主观上认为，鸭池河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然险要，只需固守着河西，不让红军渡河，阻挡红军西进的出路，中央军尾随红军的武力就可以在鸭池河以东消灭红军。但由于红军先声夺人，使莫雄的计划成了幻想。当红军还没有到达清镇，距鸭池河还有相当远的途程时，莫雄就放弃了自称“天险”的鸭池河，更放弃了他专署驻地的毕节，带着专署职员和保安部队向威宁方向走了。莫雄走后，毕节成了无政府状态，过了三天并不见一个红军。莫雄深感诧异，他派秘书刘定一转回毕节看看情况。刘定一到了毕节，听说红军已经渡过鸭池河进军大定（今大方县）。刘定一在毕节住了一夜就回威宁，红军于1936年2月9日进军毕节……红军进入毕节城那天，劳动群众自动在“抗敌救援会”的领导下，集队到流仓桥去欢迎。红军入城，秋毫无犯，鸡犬不惊……（第三编第五章《红军长征过毕节播下革命种子和长征的伟大意义》，第221-222页）
这里面多次提到的“刘定一”，就是刘哑佛！《莫雄回忆录·莫雄自述》后面附录的刘声文章《相遇贵相知》（第163-170页）前面部分，有对刘哑佛早期经历比较详细的介绍——
刘哑佛，原名刘和贵（又名刘定一），1894年生，1939年牺牲。具体入党时间不详（可能在1924年前后）。刘哑佛早年随家从合肥迁居南昌，并在南昌上学。（从江西法政学校政治经济科）毕业后，刘哑佛曾在《正义报》报社工作。在《正义报》工作期间，刘哑佛曾介绍其邻居沈素到该报社工作，后来又帮助沈素上南昌一中。（沈素于1925年入党，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后留下做地下工作，曾任江西地下党省委书记。1929年被捕，1930年牺牲。）他还帮助妹妹刘和珍读完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并支持她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求学。1926年，刘和珍不幸于“三·一八”惨案中牺牲。
1924年，孙中山在广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广东成为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刘哑佛也来到广东，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1925年初，刘哑佛参加了第一次东征。4月，第一次东征结束，周恩来同志任东江行政督办，委任孙绍康同志为和平县县长，刘哑佛在县府任总务课长。在和平县任内，刘哑佛深入联系群众，开展大革命宣传活动，经常于县城中小学校宣传大革命形势，并担任政治课教员，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政治纲领，使师生深受鼓舞。刘哑佛还帮助进步师生组织“新和平青年团”，开展工农运动……
今天的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有人写文章称颂刘哑佛是“和平县革命先驱，开启中央红军长征的功臣，中国革命的英雄”。
引领莫雄亲近中央特科
刘哑佛是莫雄同共产党人和中央特科接触交往的引路人。在《莫雄回忆录》第73-75页“做中共的朋友”一节里，有这样的口述：
（1930年底）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了我的旧部刘哑佛。刘是安徽合肥人，记得他是由同盟会友金维系、张仲掖、郑养和以刘是他们的同乡的关系介绍给我的。那是1925年9月，当时我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师长。在与刘的交谈中，我发现这个人头脑清醒、新颖，思想进步，遂委他为我师政治部主任。但共事不到一个月，我便被蒋介石缴械，自此与刘分手。如今故友重逢，不胜欢喜。刘哑佛依然是那样爽朗、结实。他还介绍了一些人来与我认识。当时我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桃园坊。自我认识了他的朋友后，他们常来我家做客谈天。后来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共产党人，他们是严希纯（贵州印江籍著名举人书法家严寅亮第三子，建国后曾任全国计量局局长）、项与年（真名梁明德，建国后曾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华克之（建国后曾在“中调部”任职），以及袁良驺、何文风、莫钺等同志。看见这班朝气蓬勃、不畏牺牲的革命人士，很自然地使我回忆第一次东征期间那些冲锋陷阵的共产党指战员，我感觉到他们革命精神充沛，身上有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他们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并愿意为之牺牲个人的一切。我和他们相处，极感愉快，非常愿意和他们交往。他们常以革命道理来开导我，向我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并向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他们知道我在国民党中资格老、社交广，便请我保释几个关在狱中的中共党员。我非常乐意地找到了上海警察局长文鸿恩，向他讨了个人情，这件事居然非常顺利地办到了。这几个中共党员都安全地出了狱。
刘哑佛等共产党人还帮助莫雄提高了思想认识水平，让他在取得党组织的信任后提出了入党请求，成为真正在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也成为中共领导的隐蔽战线上当之无愧的“潜伏”英雄：“我在刘哑佛、严希纯等几位中共党员的启发下，才明白了原来共产主义乃是更具体地体现了孙先生亲自倡导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我深切地体会到，实行共产党的革命纲领，是实现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唯一途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悟出了这一道理，我便向严希纯提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不久，严希纯向莫雄转达了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之一李克农的意见：“你是革命的老前辈，孙先生的忠实信徒，你参加共产党的请求党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你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因此，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入党为宜。要做个共产党员并不困难，我们党难得的是有一个虽然不是党员，但又一心为党工作的同志和朋友……”
此时，莫雄因参加张发奎反蒋失败，跑到上海，在宋子文手下的税警团任参议。当莫雄得知刘哑佛在上海铁路局管理犯人时，便利用和宋子文的老关系，把刘哑佛也安排到税警团中任职。此前，刘哑佛已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而税警团又是宋子文亲自扶植的嫡系部队，能进入这种部门任职，机会相当难得。于是刘哑佛与莫雄再次成为同事，常常推心置腹彻夜长谈，成为无话不说的知交好友。1933年底，刘哑佛把莫雄介绍给中央特科重要干部严希纯。
在江西德安专署任主任秘书期间，刘哑佛还成功帮助莫雄和其他同志摆脱了军统特务的监控。在《莫雄回忆录·从江西到贵州·让共产党当家》里，有这样的口述记录：“自我到德安上任后，严希纯不时从上海来德安‘做客’，每次来都找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等人去密谈。严希纯除了到德安外，还往来于南昌、南京之间，我司令部及专署内的共产党组织，是秘密地接受上海共产党领导的。”“其实蒋介石对我也不完全放心，他的‘行营’曾指派一名叫谢也夫的军统特务，到我专署及司令部内任‘联络员’。谢也夫也是一名心狠手辣之徒，他到德安后，不知怎的让他抓到一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把她关在一房间内。这位女中共党员宁死不屈，夜间用蚊帐布扭成绳索系于梁上，自缢身亡。对待谢也夫这样的特务，我部诸共产党人均分外戒备。刘哑佛则主动与之周旋，整日好酒好肉地招待他，并投其所好，与他吟诗作对，在他面前俨然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解除了谢也夫的疑心，并缩小了他的活动范围，以掩护其他同事的活动……”
据刘声文章记述，刘哑佛还与莫雄一道，组织策划了对方志敏的营救：“1935年初，方志敏被捕后关押在南昌，党中央要求刘哑佛同志进行营救。刘哑佛同志曾到囚禁方志敏同志的牢狱现场附近，侦察敌人力量布置和地形，并和莫雄商量如何营救，终因敌人防守太严而没有实现营救计划。”
《莫雄回忆录》第271-291页《莫雄生平年表（1891-1980）》中，还有以下几段文字：1934年年初，“杨永泰（时任‘江西剿共行营秘书长’，蒋介石极其信赖的幕僚）推荐莫雄任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由莫雄自组人马。莫雄回上海请严希纯派共产党人一起合作共事。”“3月，在中共上海特科人员的帮助下，组成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保安司令部，公署驻江西德安县。上海特科派出许多优秀干部到公署中任要职，如刘哑佛任主任秘书，卢志英任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项与年任情报参谋等。”“10月，参加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秘密军事会议。会后，把有关‘铁桶围剿’的绝密文件（第五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计划）全部交给卢志英、刘哑佛、项与年等人。两周后，中国工农红军赶在‘铁桶围剿’包围态势完成之前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3月某日，莫雄忽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迅速乘飞机前往贵阳。莫雄看着这份没有具体内容的电令，有些犹豫不决。关键时刻，是刘哑佛打消了他的顾虑：“我想，为什么项与年一去不返呢？莫非他给逮捕了？怀着这一矛盾的心情，我便问刘哑佛说：‘此行不知是凶是吉？’刘考虑有顷，便笑着对我说：‘若是我们的事情败露了，蒋介石用不着叫你乘飞机到贵阳，他只是吩咐你到省城开会，便可以在那里把你抓起来。大哥，你放心去吧！’”
据《莫雄生平年表》记载：“3月，（莫雄）调任贵州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职责是剿灭中央红军长征时留在云贵川三省边界的伤病员和游击队。”
在毕节为红军长征保驾护航
1935年3月，莫雄正式就任毕节专署专员、保安司令兼毕节县县长。此时毕节专员公署即毕节县政府，设有民政、财政、建设、教育、总务5个科及缮校室，所有科室都由主任秘书刘哑佛总管。“参事”周稚九，“录事”宁起枷、尹司农等毕节人，也得以进入专署兼县政府工作。在《毕节的回忆》一文中，宁起枷晚年留下了这样的口述：“莫雄到贵阳后，邀请卢育生（卢志英化名）为毕节专署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专员公署总务科长。保安司令部和专员公署是合署办公的，两块牌子，一个机关。实际上，卢育生是专署中的第二号人物。除此外，还有共产党人刘哑佛任主任秘书，领导专署6个科室的工作；黄贶书为莫雄的个人秘书。”
蒋介石专门调派归莫雄指挥的中央军63师也很快进驻毕节城。据探报，在毕节周边果然滞留着红军伤病员数千人，如果让63师来对付这些已经失去战斗力的红军战士，情况将十分严峻。63师师长陈光中喜好酒色，刘哑佛、卢志英等便投其所好，像当初在德安专署对付谢也夫那样，让他终日乐不思蜀，把“剿共”之事抛诸脑后；而“陈光中则认为莫雄很赏面子，于是还之以礼，常常请莫雄、卢育生、刘哑佛去他的师部或‘少白楼’酒家赴宴，饱尝茅台名酒”（尹司农《毕节的第一任专员莫雄》）。
陈光中是湖南邵阳著名的匪首，湘江之战后，因“剿共身先士卒，屡建奇功；安定地方，莠民彻底根绝”，时湖南省主席、湘赣“剿匪”总指挥部代总指挥何键为其请功。陈光中被蒋介石委任为中央军63师师长，后来还晋升为中将。他的部下，其实是一支由湘西土匪改编成的队伍，打仗亡命，军纪却非常差。莫雄与卢志英、刘哑佛密切配合，为了把这支部队拖在毕节，不让其参与阻击中央红军，在一心笼络63师官兵的同时，并不刻意整顿军纪。1935年12月，因该师驻防毕节期间在军事上毫无作为，蒋介石贵阳行营主任顾祝同严厉训斥了陈光中，并将其部众调离毕节，为红二方面军进军毕节赶走了一只“拦路虎”……1949年12月16日，陈光中成为解放军俘虏，25日被人民政府公审后处决于邵阳。
《莫雄回忆录》第102-103页“弃守毕节”一节中写道：“1936年2月，忽闻红军有三四万之众，由贺龙、萧克等率领向毕节开来。我遂命令所部撤到了毕节城外十多里的山沟，让红军顺利通过。红军派了一个参谋送给我一封信，内容大致如下：‘莫雄先生，你是我们革命的老前辈，现在我们组织反蒋民主联军，李济深先生已加入。我们一致公推莫老先生为黔军总司令。’签名的有贺龙、萧克、夏曦等9人，并署名‘红军军事委员会’。接到这封信可真苦了我，我司令部及专署职员合起来才几百人，加上彝族的县政警大队300余人，也未及1000人，枪械又陈旧，要我任这个‘总司令’。未免有点为难了。于是我向这位红军参谋说：‘你们三两天内就要走，你们一走，我不成了无兵司令？要是你们不走，让我当个排长也可以。请你转告贺龙将军，以后日子还长，我还可以帮助你们的。’”
“当红二方面军将到毕节时，刘哑佛、卢志英与莫雄密切配合，弄假情报，设计使蒋介石的追军转向遵义方面，而真正的主力红军则顺利通过毕节并得以休整半个多月。”这是刘声在《相遇贵相知》一文中的总结性表述。在由张铚秀（1915-2009，曾任昆明军区司令员）、谢振华（1916-2011，曾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两位老红军任编审，军事科学出版社于1990年2月出版的《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有几则史料忠实反映了卢志英、刘哑佛和莫雄这3位莫逆之交的亲密合作：所有莫雄打出去的电话、发出去的电报，都是与刘哑佛、卢志英等反复酝酿后再灌向敌人的“迷魂汤”！
在红军占领毕节的同一天，莫雄的队伍已经开拨至撒拉溪：1936年2月11日《云南民国日报》“军息”栏目，刊登了孙渡部下万保邦（1906-1972，时任滇军第三纵队二旅团长）的一份电文：“昨（9日）顷据莫专员由撒拉溪来电话告称，萧贺匪部已攻陷毕节。莫雄专员曾率兵千余，抢占城内屋宇，与匪战二时余。以后贼多我寡，不敌而退。”“潜伏”英雄们胆子真大！明明是早已主动放弃毕节，却打电话说自己当天指挥部队在毕节城与红军巷战激战了两个多小时，因为寡不敌众才不得不撤离！而就在两天前，这位驻守威宁的万团长曾发一电报给龙云、孙渡：“总司令龙、纵队司令孙钧鉴：虞（7日）辰电谆达：用密，顷据莫专员电告匪情：（一）匪全部二万余人，在黔西会合；（二）有五千余人占领大定，现仍盘桓大定，刻布哨大小角丫；（三）该匪无力犯毕节，因追剿部队将接触。”莫雄代表“潜伏”英雄们告诉龙云、孙渡，红军主力在黔西集中，有攻打遵义的可能；已经攻占大定的红军，根本无力再进攻毕节，毕节无需滇军支援。
2月16日，莫雄从威宁向驻防昭通的孙渡电话通报了红二、红六军团的情况，《孙渡转告红军萧部到毕节电》云：“昆明。龙总司令：顷接毕节莫专员由威宁电话称：固密。到毕节之匪，确系伪六军团萧克部，并遍贴湘鄂川黔军分会布告，贺称主席，萧称委员。其武器颇利，且机枪甚多，并有山炮多门。闻系缴自徐源泉（1886-1960，1934年曾任“剿共总司令”，在湘鄂西曾被贺龙指挥红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部者，每兵子弹多在二十排（旧军队中，“一排”子弹即10颗）左右。到毕节后，其目的在防滇军出击。没打附近土豪。至七星桥方面匪情，正在侦察中。并云匪到黔西时吴颂平部被缴械一营等语。除饬郭团严密注意警戒外，谨闻。职孙渡叩。铣（16日）戌。印。”
18日，龙云向贵州省主席吴忠信、委员长贵阳行营主任顾祝同发报，转呈莫雄电话内容，认为莫雄是在为红军做宣传，《龙云以莫专员所报为红军张目应予以警告电》结尾说：“显见该员有心掩饰其过失守毕节之责，应请予以警告。如何，仍候酌裁。弟龙云。巧（18日）机。印。”21日，龙云收到了复电，《吴忠信等已派员查明毕节失守真情电》云：“云南。龙总司令志舟兄勋鉴：巧机电警悉……莫专员所报匪情诚属荒谬，已严令申斥，并派员查明失守毕节情况，以便议处矣。特复。弟忠信、顾祝同同叩。马（21日）。筑。印。”此时红军尚驻留毕节城，而危险已一步步逼近莫雄！
2月27日，红军离开毕节继续北上。3月7日，莫雄在威宁被捕，由原大定县长马仁生暂代毕节专员。国民党政府用专机将莫雄押解南京军法处查办。对莫雄被捕原因，《莫雄生平年表》有如下记载：“3月，因被怀疑与刺杀汪精卫的‘暗杀团’有联系，加上为红军让路一事，莫雄被蒋介石以‘通共嫌疑’之名，关押于南京军法处监狱。”刘哑佛、卢志英则分别接到中央命令，赶赴南京全力营救莫雄。会合协商后，他们把莫雄关押在南京军法处的消息通知了家属，建议他们请杨永泰、张发奎等保住莫雄；两个人又各司其职，动用各种关系，为营救莫雄殚精竭虑。6月，杨永泰趁着陈济棠闹两广独立反蒋之机，授意张发奎和陈诚以策反两广为由，向蒋介石要求保释莫雄，被关押了150天的莫雄化险为夷。
据刘声文章记述，同莫雄分别后，刘哑佛回到南昌老家，曾到陈光中的63师做客——这个在毕节被刘哑佛玩弄于股掌中的凶残军阀，竟然对他热情款待毫不怀疑！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刘哑佛一度到过南京。同年，通过南昌行营第三所所长、立法委员王又庸（1891-1963，江西兴国人，曾留学东京法政大学政治系，解放后曾任国家文史馆馆员）介绍，刘哑佛担任江西省参议会秘书。1939年3月，刘哑佛不幸被捕。得知消息后，当时已担任韶关专员的莫雄，曾动用各种关系尽力营救，可惜没有成功。
1939年4月，刘哑佛在随江西省政府疏散到吉安的途中遇害。80多年过去了，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革命烈士，刘哑佛还不如他的妹妹刘和珍更有名——鲁迅先生的经典名作《记念刘和珍君》，今天仍然是新版高中语文教材的保留必读篇目！（作者系毕节二中教师、资深文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