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州织金县走出去、作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丁宝桢，自从成为地方父母官之后，始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光绪二年（1876）九月，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面临四川井盐滞销难题。历经咸丰、同治之后，社会虽然趋于稳定，但被兵乱破坏的盐运事业并没有恢复如前，一方面川盐即将退出两湖市场、面临滞销的形势，另一方面贵州绝大部分民众面临无盐可吃、深陷淡食的窘迫境况。
丁宝桢推行盐政改革，“保证四川盐税的收入，同时也为了解决贵州民众淡食之苦，在四川道员唐炯等的建议下，召集司道等官，商讨恢复川盐在黔滇市场问题”（杜文铎《丁宝桢对川盐销黔的改革——从官督商运到官运商销》），这给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造福川黔的盐政改革
贵州不产盐，历朝历代由外省运销，其中以四川运销为主。康熙、雍正时期，清政府“进行了大规模改土归流军事行动和行政疆域的调整，将原属四川之遵义地区划给了贵州。这一标志性事件，有利于川盐入黔盐销区的扩大。到乾隆年间，在四川省主导下，以‘专商引岸’为基础的‘川盐四岸’得以确立，并在此后深刻影响了清代贵州盐政”（汤光旭《清至民国时期川盐入黔研究》）。“川盐四岸”指永、仁、涪、綦四大口岸，其变迁事关贵州盐政发展的兴衰。在咸丰、同治时期，四大口岸曾一度荒置，以至民间无盐可食，百姓恐慌。
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期间，川盐入黔存在的诸多问题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丁宝桢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权衡利弊，决定重整川盐的贵州市场，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确认“以前川盐销黔采用的官督商销办法，弊端太多，已经无法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必须改革”（《丁宝桢对川盐销黔的改革——从官督商运到官运商销》）。
光绪三年（1877）七月，丁宝桢向朝廷上奏，拟将“先行筹办黔岸，请将新旧引盐改由官运商销，酌拟章程，敬缮清单，并请借拨各款”（《筹办黔岸盐务官运商销折》）。丁宝桢认为，食盐关系民生，百姓不可一日无盐，要迅速恢复盐岸，只有改变川盐之前“官督商运”的方式，采取“官运商销”的形式。这样，既可以加强对盐务的管理，稳定四川、贵州两地盐价，进而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从而杜绝盐商从中牟取暴利的行为。用丁宝桢的话说是“条理精密，秩然不紊，而于疏引张，纾厂困，顺商情，便民食，实为深得要领”（《黔边盐务情形片》）之举，因为它可以在增加两地盐税收入的基础上，使当时贵州的“办公经费有着，亦不至动形掣肘”（《黔省盐税各款由川征解片》），同时还可以“上裕库款，下便民食，地方亦觉安静”（《筹办黔岸盐务官运商销折》）。
面对“川省边盐、引岸旷废已二十余年，现议规复，实同创始”的现状，丁宝桢于光绪三年（1877）七月二十二日上奏《筹办黔岸盐务官运商销折》，“酌议章程十五条，呈请察核具奏前来”；确定“以官运商销，力裁浮费，疏通引岸，禁止需索为扼要之图”；拟在四川泸州设立办理黔边盐务总局，委唐炯前往驻扎，督办官运商销黔盐事宜；向朝廷“请旨敕下贵州抚臣，通饬官卡，凡遇行黔盐厘，一体免收。其报部关税，悉照部则上纳，不许重征，并严禁各地方官设局私派，以通商路”；希望在五六年的时间内，为“土旷人稀”的贵州招商引资，乃至“移家就食，置买田地，招徕开垦，相因而至。残破之区，或可藉此转为富庶”。奏折经清政府批准后，丁宝桢即拟定：借拨粮道库银十五万两、运库银十五万两；与湖北督抚臣协商，由该省厘税项下借拨银十万两；在四川省内筹借银十万两，筹足银五十万两以资泸州设局和盐务改革之用。至于所借之款，拟定八年之内陆续归还。
唐炯在泸州驻扎下来之后，立即按照《筹办黔岸盐务官运商销折》拟定的十五条章程开展工作，在犍、富、射三厂设购盐分局，永、綦、合、涪四边岸及近边之各厅州县设售盐分局，购销兼顾、统一调度，各负其责、互相监督。除此之外，还采用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通过清厘、分疆划界、革除私税、顺应商情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百废待举的川黔边界盐岸呈现勃勃生机，一改过去放盐混乱不堪、民怨商畏的情形，各大小商灶开始出现“条理精密，秩然不紊”，“井河及沿江船户，添造船只，认官运者更数十家，各岸商人争售官盐者，亦不谋而合”（《黔边盐务情形片》）。川黔边界盐运的振兴，不仅解决了贵州人民群众淡食之苦，还因盐运的恢复而促进了商业的繁荣，间接促进了贵州经济向好转变。因为盐运量的提高和销售额的增加，盐税收入自然增加，反哺了贵州财政。
位于织金县三甲街道蔡石桥的宝桢盐道（资料图片）
自光绪三年（1877）七月盐业实行“官运商销”以来，至十一月就初见成效，盐商已经扭亏为盈。据确切统计，在实行“官运商销”不足半年内，销售额即占了全年的75%，除去成本外，“已收税羡截厘各款银三十八万有奇”（《黔边盐务情形片》），比以往翻了一倍。尽管这期间还夹着一些私商运盐，却不能影响盐税收入的增加和盐运事业的繁荣。
川盐入黔盐务经过丁宝桢的系列改革后，行情顺利、销路畅通，取得了“殊非意料所敢及”（《滇黔官运戊寅纲行销引数经征各款折》）的效果，原计分作八年归还的所借五十万两的债务，在五年之内悉数还清。其间，“光绪四年（1878）还过司库银六万两，五年（1879）还过银十二万两，七年（1881）还过银十五万两，八年（1882）还过银九万三千两”（《官运盐务帑本还清余款分别存留备拨折》）。除还债之外，官运局还留存余款—百八十九万四千七百七十七两九钱。
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
丁宝桢主导盐政由“官督商运”向“官运商销”改革后，贵州的盐税由四川代为征收，每年税银十八万两。在省去贵州为此辗转周折时间的同时，又有效保证“黔饟亦得以随时济用，川省尤得以永保边岸”（《行黔盐厘请仍由川征解折》），取得一箭双雕的盐政改革效果。每年由四川代为征收的十八万两盐税，使贵州“各项经费均无所出，地方公事又无从措手”（《黔省盐税各款由川征解片》）的窘迫处境得到改善。
伴随“官运商销”盐政改革系列合理措施的推行，贵州盐运事业迅速发展，进而吸引一批本地商人加入盐运事业。他们“仰仗专利”，加速其资本积累的进程。相关统计显示，在盐政推行“官运商销”的一年时间里，“向来商号四岸共二十五家，近复新添九家”（《黔边盐务情形片》），是过去的三分之一有余，其生意的兴隆，由此可见一斑。盐运的发展，带动了其它各行各业的相继兴起。
在食盐沿途运输过程中，还逐级增设了许多子店，便于打开销路、增加收入、加强运输。随着盐运发展的需要，贵州盐道大小客栈应运而生，既满足了盐商的吃住之需，促进了盐运事业的发展，又活跃了沿途一带的经济，“沿途店栈愈开愈广”（《黔边盐务情形片》）。贵州盐运的恢复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增强贵州经济发展的活力，它在这几个方面有所体现。
首先，丁宝桢推动川黔盐政改革，促进贵州航运业的发展。盐政改革实行后，要保障盐运的畅通，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水运。光绪四年（1878），丁宝桢汇集各方意见，向朝廷奏请治河，因为“此四小河发源滇黔，分流川江，皆窄峡崩崖，激湍乱石，节节有滩。自去年开办官运以来，盐船经过，每至险处触石即漏，必须提载加纤，万分艰难，非议修淘，难期畅利。现据绅耆商民等公禀，自愿捐资集款，因势利导，酌加修治，以利舟楫，俾官商均可畅行，盐船无虞失事。而沿河穷民，更可以工代赈，于边地商民大有裨益。”这次修河“属商捐商办，分厘不关公款”（《修理四边岸河道片》），却能使“官民均受裨益”（《贵州通志·前事志》），朝廷自然允许。当年，四岸河道先后动工，修治工程声势十分浩大，任务最为艰巨的是赤水河和乌江两岸。整个工程完全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推进，主要疏浚不利于通行的险滩暗礁：仁岸有30多个点；永岸20多个点；綦岸最少，只有4个点；涪岸最多，有50多个点。经过长达3年多的艰苦努力，各岸河道得到不同程度的疏浚，给盐运业带来极大的便利，经济效益提高显著。盐运量增加的同时，通过这些口岸输出不少贵州土特产。
其次，盐运在当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在贵州时势维艰、公用捉襟见肘之际，丁宝桢能审时度势、体察民意，迅速恢复川黔引岸，是非常明智的举措。因为只要抓住了盐税，“每年不事他求，而坐获百万自然之款”（《沥陈办理盐务情形片）；于贵州财政而言的确是一笔数目可观的款项，对贵州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经过三年苦心经营，贵州整个盐运业呈现“商乐价轻，民喜食贱，各有实据”（《沥陈办理盐务情形片》）的景象。以往四岸逃离的盐商逐渐回归，用丁宝桢的话说是“向来商号四岸共二十五家，近复新添九家，唐炯现在设法使之进入黔地，递设子店，日后不惟行销畅旺，课款增多，而沿途店栈，愈开愈广，黔民得有生计者，亦复不少，是黔省凋残之余，即可藉此兴复，尤足维持两省大局……各大小商灶无不踊跃趋公，而井河及沿江船户，添造船只，认官运者更数十家，各岸商人争售官盐者，亦不谋而合。现在盐价顿平，川黔各岸已有食贱之喜，私枭亦因而敛迹”（《黔边盐务情形片》）。
恢复川黔引岸的盐运，推动两省的经济发展，丁宝桢实为有功之臣。他在恢复川黔引岸上作出巨大努力，虽“力排众议”、几经周折，“竭力证词，不避怨嫌”，“甚至为疏浚赤水河道，丁宝桢的妹妹也丧生了”（邹晓辛、吕延涛《丁宝桢与清末贵州盐政》）。
最后，用今天的眼光看，丁宝桢实施的盐政改革于贵州而言，既解决财政空虚的窘迫，又平抑盐价，使百姓能够吃上平价盐，是惠及政府和民生的双赢之策。为了保证来自盐业贸易的收益不断增长，清政府采取吸收的办法，或是和一小批无所不为而又有影响的商人合作，形成盐源地理性分配和内陆水路运输的供销格局，使水运成了主要的运输手段，希望以此最大程度地控制盐的流通。这正是丁宝桢在川黔推动盐政改革的一个着力点，也是其作为改善民生、增加政府税收的主要抓手。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盐作为一种民生必需品，价格太高了，百姓无力承担，吃不起就只能忍痛食淡或直接不吃。相较以前价格便宜的时候，这是盐的市场萎缩。盐没有了市场，作为政府主要财政收入的盐税还有吗？丁宝桢推行的盐政改革，平抑了贵州的盐价，使盐能够走进寻常百姓家，这是盐业市场的拓展，它除了直接带动运输业的发展之外，还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