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桢（1820-1886），字稚璜，今织金县牛场镇人，晚清名臣，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等人齐为“中兴名臣”，时人称其操守为“清绝一代”。

丁宝桢十分注重自身修养和良好家风家教传承。同治八年（1869）正月至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时间跨度16年间，丁宝桢给长子丁体常写了12封亲笔家信，将自己为官理政、修身报国之道传授给丁体常。在12封家信中，丁宝桢俭以养德、苦以励志、踏实无欺的家风传承，清正廉洁、勤政爱民、刚正无私的为官之道，对于现代人来说也大有裨益。

俭以养德　苦以励志

丁宝桢的长子丁体常，字慎五，乳名绳谦。同治六年（1867），27岁的丁体常开始步入仕途，由副贡生报捐助甘饷，部议奖叙郎中，签分刑部陕西司行走。

光绪二年（1876）初，丁体常以知府衔为吏部发往山西候补。同年五月初十日，丁宝桢在收到丁体常已经携带家眷平安抵达山西的信件后给其回信：“绳谦知悉：前绅营营弁回，询悉尔携眷于初九日平安抵晋，甚为欣慰！”丁体常初到山西任职，丁宝桢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山西各物昂贵，很多事都不方便，这是好事。百物昂贵就少买，“可以养俭约之心”；诸事不方便，就少打算，“可以损无益之费”。

▲丁宝桢家信（资料图片）

俭以养德，苦以励志，正是丁宝桢传承良好家风家教的重要部分。丁宝桢非常节俭，告诫丁体常“家用勿宜节省，肥浓易于致病，不如清淡之养人。华服适滋暴殄，不如布衣之适体”。

良好的家风是构筑个人精神品格的第一块基石。在丁宝桢看来，生活只要不受冻挨饿，就是一大福气。“我等处此，必须立志刻苦，遵率祖父家规，再加之以厚道，再加之以谦让。遇好事则必做，有坏事则必改，庶几不致获罪于天，而家道可久。”遵循祖宗遗训、传承先祖德行，传承勤俭之家风，多做行善积德、为民务实的好事，正是家道长久的关键所在。他告诫丁体常：“试看作官之家，奢侈无度者，究有几人可以长久？即此以思，则视人之膏粱文绣，不啻浼身之具矣，尔其志之！”富贵人家衣食精美的奢华生活，无异于污染身心，要谨记，读诗书方能修心养性、增长见识，“暇时仍须写字读书，作诗文或看律例、驳案等书，以养身心而长见识。”

光绪六年（1880）二月，丁体常被委署为蒲州知府。同年二月二十五日，丁宝桢接到丁体常来信后给其回信：“昨摺弁至，接尔来函，备悉一切，并知尔已委署蒲州府。”丁体常在信中告知父亲，自己又新获委署之任，叹此为苦缺。丁宝桢在回信中说：“此缺山西均谓为苦缺，然自我视之，则仍为优。”在当时来说，蒲州并非富饶之地，出息之少，即为个人收益少，捞不到油水，然而“试问作官系何事？而可以出息之有无、多少为心乎？”蒲州虽然苦，是因为地方经济发展落后，没有钱，“是苦在官”。但是，做官就要为老百姓谋福祉，百姓都指望着你给他们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尔自以为苦，则必剥民以自奉。是尔之苦，实不为苦，而百姓则真苦中苦矣！”

丁宝桢告诫丁体常，人要有耐苦之心，才能成为一个好人。做官者，再怎么穷困也不能伸手拿一丝一毫不该拿的钱物。“况尔即穷其一时，而清名难得”，“贫原非病”，穷才能见到君子品质。“当以此为身体力行之具，切切！”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至于缺之苦不苦，直可置之度外。只要有饭吃，便可作官。”这是丁宝桢对儿子的谆谆教诲。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古来天之报施善人，恒视其吃苦以为分量，苦吃得愈大，报亦愈大愈厚；苦吃得小，报亦小而薄，此千古至论！”丁宝桢告诉丁体常，苦尽甘来，吃苦是一种福报。古往今来，成大事者，必经历了常人所不能吃之苦，“尔试将古来之帝王、将相、圣贤、英雄、豪杰、义夫、烈士，逐一详细考察，便可知我言之非虚也”。

勤政爱民　查办民蠹

自光绪二年（1876）起，在陕西、河南、山西、直隶、山东等省，发生连续三年的特大旱灾，最严重最具毁灭性的是丁丑和戊寅两年，史称“丁戊奇荒”。灾荒直接导致华北地区人口大量锐减，以山西、河南两省尤甚，竟减少了三分之一，故又称为“晋豫大饥”。

丁体常从光绪二年（1876）初发往山西候补到光绪六年（1880）的这四年时间，经历了几乎包括“丁戊奇荒”的全过程。光绪六年（1880）四月十五日，丁宝桢想到丁体常已来信两封，作为蒲州府知府，刚刚经历了“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的“丁戊奇荒”，灾后正在帮助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期望他能够“藉此官势，作德于民”。

经过“丁戊奇荒”，整个山西省因为灾害导致的新荒地达220万亩。丁体常任蒲州知府，经过这样的大灾后，动员招募百姓开垦种地，恢复粮食生产是最为紧要的事情。丁宝桢在信中说：“尔于此处如能认真经理，使实惠及民，则蒲州虽苦，胜于有钱千万万矣！”

“但招垦之事，必须牛力、籽种，二者必须发钱。然此项钱发之在官，而州县多从中侵吞、掯勒。又或滥绅、劣衿，从中把持分肥，弊端极多，防不胜防。”丁宝桢深知晚清时期政治黑暗、乱象迭起的官场体制和社会现实，损公肥私成为一种风气，上级下拨钱款，一级一级盘剥侵吞，真正用到百姓身上的少之又少。要如何才能把钱实实在在地用到招垦上呢？“我谓此项，必欲得实，惟有官勤于下乡稽查一法。”唯有做官的勤政爱民，真正下到基层，走到群众中去，查办民蠹，督促落实。

对于下乡督查一事，丁宝桢又告诫丁体常，务必要轻车简从，不要州县供应安排，吃住自己解决，不给基层增加负担，“但下乡务须少带人，州县供应，一切全删。自己吃用、一应跟人、书役，均自己发饭食。车价所费者少，而所得者大”。

丁宝桢一方面告诉丁体常“尔年力正强，正可勉力于此”，多下到基层、走到百姓中间，体察民情、为民办实事，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深沉的父爱和对儿子的理解，宁愿自己出资帮助丁体常下乡督查，“如以为下乡花盘费、车价，自己无此力量，我愿代尔认承，不要尔之花钱”。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求丁体常尽职尽责，真正深入到百姓中，认真与当地的农民、地方上的绅士或有声望的人讲解招垦的好处，推动招垦一事落到实处，让每一分钱都用到老百姓身上，不浪费一分一毫，“如现在之招垦，发钱须求滴滴到百姓身上，使民霑实惠，钱不虚糜，方为尽职”。

在丁宝桢看来，为官者深入到基层一线、走到群众中去的一大好处，是“遇民间有官事，可以随处审断，较之在城审断，民尤感激。以其在乡审断，可免在城花讼费也，此是百姓第一感激官之事，尔可勉之！”哪怕只是百姓“可免在城花讼费”这样细小的事情，对百姓来说就是“第一感激官之事”。另一好处是只有深入到群众中，才能真正做到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真正掌握实情，“如此则人不敢欺我矣”。

“年轻人作官，须求吃苦耐烦，时时以百姓为心，斯得之矣。”勤政为民，时时事事体察民情民事，严肃查办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如此行之一半年，而民不怀德，官不上进者，未之有也，尔其勉之”。

光绪九年（1883）七月，丁体常“以克勤克俭，卓著政声”，得到山西巡抚张之洞的高度赞扬，“雅重之，深羡文诚有子”。在调丁体常署大同府知府的同时，奏请朝廷，特授丁体常为潞安府知府。这一次，丁体常获题补潞安府知府［丁体常并没有上任潞安府知府，在光绪十年（1884）五月升署理山西河东道］，“惟思尔到晋甫八年，资格未深，今蒙上司格外垂青优待，题补实缺，且闻此缺系山西第一、二之缺，尤为恩出望外”。加上四子丁体成［（1854-1885），原名寿鹤，字子美］于光绪九年（1883）考取癸未科进士，丁宝桢“殊为欣喜”，再次给丁体常回信，对其履新为官提出更严的要求。

“至作官，只是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即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盖民为国本，培养民气即是培养国脉。”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丁宝桢希望丁体常在任上做到“不使一事不可对民，一念不可对民。凡有害民者，必尽力除之；有利于民者，必实心谋之”，并叮嘱丁体常“家人、书役皆民之蠹，当严加管束，毋使扰民，尤为至要”。

清正廉洁　刚正无私

光绪六年（1880），丁宝桢任四川总督刚好三年。在四川总督任上的三年时间，丁宝桢革陋规、裁夫马、改盐务等取得重大成效，为国家和百姓结余折银三四百万两以上。

在众官吏的弹劾下，朝廷虽然苦心庇护，但是丁宝桢的官阶已由原来从一品衔的总督，迭降为四品的署督。面对这样的结果，丁宝桢在给丁体常的回信中抱定“要之：我之作官，志在君民，他所无问。宁可被参而罢黜，断不依阿以从俗，而自坏身心，贻羞后世也”的决心，勉励并告诫丁体常，“尔当于‘利’之一字，斩断根株，立意做一清白官，而后人则受无穷之福”。

晚清时期，军费、对外赔款等支出巨大，清政府只好频繁减扣官员俸禄，使得收入本已微薄的官员，只得想方设法搜罗财源、贪污受贿，官吏索贿受贿的腐败行为演变成一种惯例，即形成晚清官场陋规——节寿和季规。节寿，即逢年过节或上司过生日，下属向其献礼谓之节寿。季规，即每个季度末，僚属们向上司送礼谓之季规。然而，节寿、季规的来源最终无一不取自百姓。

面对这样的官场风气，丁宝桢始终秉承清正廉洁、刚正无私的为官之道，出淤泥而不染，坚决革除陋规。基于“迫于穷困者实多”的现状，丁宝桢一再叮嘱丁体常：“节寿、季规，虽饿饭亦饱，不可收分文！……尔断不可效俗更所为，贻世人耻骂！”

在丁体常委署蒲州知府期间，丁宝桢在给丁体常的信中说道：“凡一切节寿陋规，万不必受。”此时，山西刚经过“丁戊奇荒”的大灾难，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惨不忍睹。“若收受陋规，则无以自问，又何以对人？且州县送陋规，无非取之于民。尔取州县之一，州县即取民之十。试思大灾之后，尚忍为此伤天害理虐民之事乎？午夜扪心，当必瞿然惧矣！”

丁宝桢叮嘱丁体常，要体恤民情，始终坚守做官的操守和廉洁底线，“必须穷而益坚，分毫不为外物所摇夺，斯为真操守”！时时警惕“一惑于利，则日久浸淫，将有流于贪婪而不自知者矣”，想作官“须先从此立脚，万不可效今时丧心昧良者流，只顾目前之热闹，不思子孙之败坏，是所至嘱”！

面对晚清举世皆浊的现实，丁宝桢告诫丁体常：“至作官一事，原是讲求做事，其补署一切，应听之天命，万不可有心其间。一涉有心，即易入于钻营，将顺卑鄙一路，切毋以此为念！立定脚跟，做人做事，方是大丈夫所为。”

“讲求做事”即“我们只尽其在己，何谓尽己？”做人做官、对人对事，不懒惰懈怠，不推诿扯皮，不轻率疏忽，心平气和、谦虚和气，时刻以一颗忠厚爱民之心谨慎办事，如是而已，“我自尽其心，而百姓已爱戴不忘，甚可感也！足见人只要立意作好官，实心做去，不患人不我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