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青，原名李远方，又名李肃如，化名矛戈。1911年4月出生在毕节城里一个贫困的家庭。林青一家靠父亲帮人当挑夫、母亲帮人洗衣维持生计。由于父母勤俭节约，林青8岁入学，但13岁时，家境拮据，便辍学在城里一家叫“志和百货”的商店里当学徒。在店里，林青虽然起早摸黑地劳动，但吃的是残汤剩饭，而且稍有不慎，就遭到老板的谩骂甚至毒打。

在艰难的生存条件下，少年林青渐渐觉醒。他从好友缪正元的哥哥那里借来《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认真阅读，在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15岁时，林青因难忍老板的虐待，跟着一个贩盐挑夫逃到重庆谋生。在重庆，林青进入一家进步剧团当话剧演员，因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重庆“三·三一”惨案中被捕。林青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在剧团领导的帮助下，改名李肃如，考入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在学校，林青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等进步刊物。1929年，林青在校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革命烈士林青（资料图片）

远赴上海　参加革命活动

1930年，林青毕业后辗转来到上海。次年夏天，进入沪东提篮桥锁厂当学徒，以学徒为掩护参加上海党组织领导的“文学研究社”“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活动。通过活动，林青还与同乡好友缪正元取得了联系，缪正元此时已是中共党员，并在上海沪西团区委担任要职。二人接上关系后，林青被安排到沪东团区委工作。通过各种社会活动，在联通各界人士中，林青、缪正元与在上海活动的贵州老乡黄英伦、金啸远、乐石麓、谢铭荣等人相识，1931年组织成立“朝阳音乐社”，一起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并通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关系，在沪东、沪西工人区演唱抗日歌曲。由于林青表现突出，很快转为中共党员，并将李远方更名“林青”，意为争当一名“永葆革命青春”的战士。

1932年1月28日，林青因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运动遭告密，被英租界巡捕以“共产党嫌疑罪”逮捕。林青被捕后，被判刑两年，关押在英租界西牢——提篮桥监狱。狱中，林青结识了同监的中共党员、经济学家吴亮平。吴亮平向林青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和讲解马列主义的理论，向林青推荐《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书籍。经吴亮平启发，林青进一步增强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

1933年秋，英王举行登基25周年大典，林青等人被大赦。出狱后，林青通过杨玉珍的关系，找到被大赦的同乡缪正元。此时，因顾顺章的叛变，上海各级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林青和缪正元已无法找到党组织。二人经过商量，决定回家乡毕节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返回家乡　开展革命斗争

1933年冬，林青、缪正元回到毕节，与进步教师秦天真一起在毕节女子小学（今毕节二小）建立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以文艺的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4年1月，林青、缪正元经过对秦天真的考察培养，在毕节文庙发展秦天真入党，并根据党章和党的组织原则，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毕节支部，林青任支部书记，缪正元、秦天真为委员。此后，党支部又吸收国民党黔军营长范敬章入党，通过在官兵中的宣传教育工作，将范敬章带回毕节的队伍改变成毕节党支部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活动，党支部制定四条行动纲领：一是发动武装斗争，创造条件建立苏维埃政权；二是加强对草原艺术研究社的组织领导，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三是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四是继续设法与党的上级机关取得联系。从此，毕节党支部在革命极其艰难的低潮时期，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毕节进步师生和爱国民众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动。毕节城区陕西庙是党支部领导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开展革命活动的主要场所，支部党员常常在陕西庙向群众讲解马列主义知识，教唱《国际歌》《马赛曲》《春光普照》等革命歌曲，演出《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话剧，还组织发动了两次学潮。

▲位于七星关区司法路林青纪念馆的林青烈士塑像（毕节试验区　陈再雄　摄）

1934年6月，党支部的活动引起了毕节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为保存实力、减少牺牲，林青率领支部成员和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的骨干及时转移到黔中地区的安顺、贵阳等地开展活动。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林青在遵义向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详细汇报了贵州党组织的情况。李维汉代表党中央肯定了贵州党的工作，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任命林青为省工委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林青回到贵阳，商讨执行中央对贵州工作指示的意见，决定建立以林青为首的军事小组，由秦天真具体负责，深入各地发动武装斗争，吸引国民党军，掩护红军。在人民群众中采取印发传单的形式，利用各种场合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传播红军胜利的消息，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围剿”红军的阴谋，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在斗争中积极培养和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到1935年4月，全省已有11个县和贵阳地区10多所学校建立了县委、支部或小组，形成以省工委为核心的党的体系，领导全省各族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林青领导省工委按照中央的指示收集情报、发动民众、筹措军粮，配合中央红军转战贵州、云南、四川三省边区，为红军北上抗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结交朋友　投身革命洪流

中央红军顺利通过贵州、云南，北上抗日的消息令林青感到十分高兴。在此期间，他经常奔走于贵州军界、政界高层人士中，结交朋友、联络感情、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结识了梁聚五、吴雪俦等知名人士。

梁聚五是贵州雷山人，1882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苗族家庭，从小聪明好学，以优异成绩考入贵阳模范中学读书，先后在贵州法政研究所、湖南长沙商业学校、湖南大学深造，后投笔从戎，进入军队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1932年离开军队在上海从事爱国抗日宣传活动，为国民革命军采办粮秣、筹集军饷。1935年返回贵州，当选为贵州省参议会参议员。

梁聚五生性耿直、豪爽仗义，林青与之相识后，很快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常在一起谈论抗日救国和民族救亡等国家大事，有时会为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而争得面红耳赤。

吴雪俦是贵州湄潭人，是自学成才的知识分子，任小学、中学教员十多年，后改行入政界，先后任大定县（今大方县）政府秘书、贵州财政厅科员兼《新黔日报》编辑。

《新黔日报》于1932年4月21日创刊，是王家烈主政贵州后的政府机关报，社长是钱慎哉和肖星北，主任是杨金谷、陈茨安。社址设于贵阳南华路（今中华南路）大十字口，后迁粮道巷7号杜家祠堂内。《新黔日报》初期为每日一张四版，后改为每日两张八版，辟有“时事要闻”“委任录”“本省新闻”“本市新闻”“事件”等栏目，先后办有“扶风”“党务”“社会”“劲草”“惊蛰”等副刊。在此期间，林青还结识了滇军驻黔办事处主任黎又霖。

黎又霖是贵州黔西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地下党员，是时受原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二师师长杨其昌推荐任滇军驻黔办事处主任。黎又霖到贵阳任滇军驻黔办事处主任后，经常到报社与报社的主任、编辑人员等交谈。他们知道黎又霖是北大法政系毕业，又任过同济大学教授、中国公学总务长等职务后，对他十分尊重，常常将一些重要的稿件请黎又霖修改，在报纸的标题制作、版面设计上征求黎又霖的意见。对编辑、写稿轻车熟路的黎又霖很乐意接受，适时为报社写一些稿件。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报纸了解国内外的时事政治，尤为关心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报道。

一次，吴雪俦邀约黎又霖参加贵阳市文学艺术研究会的活动。参加研究会的大多是在校学生和社会知识分子。会上，大家围绕抗日救国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黎又霖趁机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被普遍称为《抗日六大纲领》）的内容向大家作了宣传。他的发言受到参会者的热烈欢迎。

会后，会议的主持者、一个留着分头的20多岁的青年来到他身边，很有礼貌地问他：“请问先生，我应该怎样称呼你？”

黎又霖说：“我叫黎又霖，现任滇军驻黔办事处主任。”

青年说：“你就是北大毕业、曾任同济大学教授的黎又霖先生吗？”

“是的。”黎又霖说。

“久仰大名。”青年说，“你是黔西县的，我是毕节县的，我们都是大定府管辖下的臣民，是同乡啊。”

黎又霖笑笑，点了点头：“是的，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在教授面前，岂敢言先生。”青年说，“晚生敝姓李，名远方。今天能够认识黎教授真是三生有幸，今后还望黎教授多多赐教。”

“国难当头，每一位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在为国家的存亡忧虑、奋斗。”黎又霖说，“李先生青年有为，堪当重任，今后我们多联系。”

“好的，好的。”青年伸手握住黎又霖的手说，“今天我还有事，改天我一定到办事处拜访，请教前辈。”

后来，黎又霖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李远方就是毕节地下党支部的负责人林青。他为找到党组织感到兴奋，决定找到林青仔细谈谈当前的局势和党的地下工作。可是他去了几次贵阳市文学艺术研究会都未找到居无定所的林青。7月20日，他听说林青被国民党特务组织逮捕了。

听到林青被捕的消息后，黎又霖坐立不安，找到梁聚五和吴雪俦，商量进行营救的办法。最后决定梁聚五和吴雪俦去寻找关押林青的具体地点，了解监狱周围的环境和监狱内部的情况。黎又霖以滇军驻黔办事处主任的身份直接去省政府找省主席交涉。三天后再碰头交换情况，拟定营救计划。

黎又霖到省政府找到省主席吴忠信，开门见山地提出，林青是贵阳市文学艺术研究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会长，是研究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的青年教师，侦缉队抓错了人应立马放出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难当头，大家应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这样搞自相残杀，使亲者痛、仇者快。吴主席作为一省之长，相信会秉公处理。

吴忠信听了黎又霖的话后，缓缓地说道：“黎处长在军界、政界、文化教育界都任过职，可谓德高望重。政界的事你也清楚，这是中统特务处干的事，中统属国民党中央直接领导，地方政府根本无权过问。”

“可你也是中央派任的地方大员啊！”黎又霖说，“特务处虽然属中央直接领导，但他们在你的辖区内，甚至在你的眼皮底下乱抓人杀人你也能不闻不问么？”

吴忠信淡然地说道：“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去管是为政者的大忌，我认为处长作为滇军驻黔办事处的负责人，哪些是你份内的事你当然清楚，不该管的事我劝你还是少管为好，免得惹火烧身。”

看着找吴忠信无望，黎又霖只好告辞出来另想办法。三天之后三人会面，梁聚五、吴雪俦说了他们了解的情况：中共地下党内出了叛徒，地下党设在贵阳万宝街的联络点被破坏，刘雪苇和林青先后被捕，关押在贵阳最坚固的第一监狱，进出监狱的人必须有中统处签发的路条，外人一律不得近前。最后商议决定，通过各自的社会关系设法营救，随时保持联系。

英勇就义　留下革命精神

林青被捕后，敌人先以高官厚禄利诱，遭到林青的严词拒绝。敌人就施以重刑，妄图从林青口中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人员名单。面对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和死亡的威胁，面对穷凶极恶的叛徒特务，林青坚贞不屈，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严守党的机密、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高贵品质。

在监狱中当看守的董亮清是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当他知道林青是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后，决定帮助他们越狱逃走。但一次只能押解一人，越狱的机会也只有一次。董亮清和他们商量时，林青说：“我已经被他们打成重伤，如果外面没有人接应，我逃出去也跑不了，被抓回来还会连累更多的人。你帮助刘雪苇越狱成功后，刘雪苇再去找组织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刘雪苇说：“贵州地下党没有你不行，你肩上的担子很重，还是让董看守先帮助你越狱，我在这里等你的好消息。”

由于当时没有和外面取得联系，监狱周围设有几道围墙和铁丝网，几里内没有人烟。林青双腿已经被老虎凳压成重伤，行走十分困难，他知道自己是没法逃走的。在生与死的抉择关头，他毅然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以党工委书记的名义，决定让董亮清帮助刘雪苇实施越狱行动。

黎又霖通过军政界一个朋友的关系，经过几番努力，与董亮清取得了联系，请求董亮清帮助林青和刘雪苇一同越狱。董亮清告诉他们，监狱的规定一次不能同时押解两个犯人，林青已决定让刘雪苇先越狱。他们只好尊重林青的安排，选定日期接应刘雪苇越狱。

刘雪苇越狱成功后，黎又霖接龙云通知去云南商议有关办事处的事宜。在黎又霖离开贵阳的第二天，董亮清被调离看守所，中统特务立即对林青下了毒手。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的林青知道自己已无越狱的可能，写下了“真理被道德欺骗，两种人类各在天一边。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的诗句。

▲林青烈士手迹（资料图片）

1935年9月11日，林青带着脚镣手铐被押上刑车开赴刑场。刑车通过贵阳市中华路时，被折磨得伤痕累累的林青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

街道两边站满了人，荷枪实弹的军统特务驱赶着靠前的人。人们看到遍体伤痕累累的青年，有的老人伤心地落下了眼泪，而很多人却跟着林青唱起了悲壮的《国际歌》：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

“堵住他的嘴，别让他唱！”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喝令道。敌人用匕首刺穿林青的双颊，鲜血从林青的脸颊、口里流出，染红了脖颈、衣裤、鞋袜，从大十字一直滴到六广门红石坡刑场。

刑车驶到郊外一座荒山前停下，押送的军警把林青扶下车，拔出了他腮帮上的匕首，林青深吸一口气后拼尽全身力气高声呼喊道：

“打倒卖国贼蒋介石！”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砰！砰！砰！”一连串的枪声与林青的口号声混在一起，在秋风的悲鸣中传向远方。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倒在了开满野菊花的山坡上，牺牲时年仅24岁。林青用短暂的生命践行了“愿将满腔热血，化作淅沥春雨”的铮铮誓言。

当黎又霖从云南返回贵阳，听到林青牺牲的消息时，悲愤不已，写下了一首诗纪念这位年轻的革命烈士：

鲲鹏展翅遨苍穹，

壮士身亡志未酬。

青林何惧寒霜降，

日出东海万山红。

林青用宝贵的生命为革命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他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光耀千秋！（作者系原黔西县政协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