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朱英是老毕节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位知县。乾隆二十二年（1757），他因为政绩考核为贵州全省官员第一名——“治行最贵州”，从七品知县被擢升为京城从五品礼部员外郎。
未雨绸缪 悬三箴于内堂
乾隆年间的《毕节县志·卷之八》不仅收录了董朱英的《重修〈毕节县志〉序》，也全文收录了他的《清箴》《慎箴》《勤箴》，文后还有短跋：“余谬膺剧邑（我被错误地选派到毕节这样政务繁剧的县份），绠短汲深（能力薄弱，难以胜任），殊虞蚊负（很担心力小任重），谨拟‘清慎勤’箴悬于内堂，庶触目惊心，不至日久懈弛尔！朱英并跋。”从这几句跋文里走出来的董朱英，是一个清醒、自觉、敬业、谨小慎微的谦谦君子。
在河北省雄安新区雄县张岗乡开口二村，有一座始建于明朝弘治十四年（1502）的“董氏宗祠”，将董朱英列为家族名人，内有如下简介：“董朱英，字陶然，第十三代，穆门长支。乾隆乙未进士，授贵州毕节知县。修邑志，建社学，修堤防，疏民怨。毕节县弱而贫瘠，公多以己廉俸（清代官吏正俸和养廉银的合称）补之。政绩斐然，仕至户部员外郎。”其中“乙未”应改作“己未”（1739），“户部”应改作“礼部”。
董朱英（1708—？），字陶然，本姓唐，原籍江南太仓州嘉定县，改籍顺天府直隶文安（今河北省廊坊市下辖县份）。乾隆元年（1736）举人，乾隆四年（1739）己未科进士三甲第214名。据相关史料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董朱英曾有一次担任湖南宝应府新宁县知县的补缺机会，但他不知为何竟未赴任。直到乾隆十九年（1754）冬，46岁的董朱英才出任毕节县知县。当时“兵刑赋税局厂诸事未易厘剔，兼之黉宫漫漶，书院倾圮，苗夷顽梗，皆急需整理”（《重修〈毕节县志〉序》），政务何其繁杂。新官上任，用这件“触目惊心”的书作，提醒自己时时警觉，“不至日久懈弛”，是董朱英将“清慎勤”三箴悬于县衙内堂的目的。以下就是董朱英的“清慎勤”三箴原文以及笔者不揣冒昧强作解人的白话版：
“清”箴
仕则为人，最耻苟得。
夙夜寅清，古训是式。
寒者思衣，饥者思食。
恤民之隐，心犹歉庂。
残民以逞，何异蟊贼。
寡欲节用，廉洁善则。
（一旦做了官，就要把不当得而得作为人生最大的羞耻。从早到晚都要忠于职守保持清廉，谨遵古先圣贤的谆谆训诲。为寒者思衣，为饥者思食。尽可能体恤黎民百姓的隐衷，自己心里还常常觉得歉疚。残害百姓来满足放纵一己私欲，这样误国害民的官员，与蟊贼有何差异？要清心寡欲节俭费用，成为廉洁官员的好榜样。）
“慎”箴
躁妄粗率，是谓凶德。
误国病民，于兹而集。
慎言慎行，表里交饬。
毋私刑赏，毋轻因革。
业业兢兢，时虑偏执。
矧敢卤莽，失入失出。
（急躁虚妄做事粗疏草率，这种做法是违背仁德的恶行，不仅贻误国家，而且给百姓带来痛苦，就集中体现在这样的恶行里。为官一定要慎言慎行，表里如一交互协调。不要因一己之私而处罚或者奖赏，不要轻易因袭或者变革。谨慎勤恳踏实为官，时时都要考虑到自己也有可能片面固执。况且一旦胆大妄为鲁莽行事，就会收入和支出失当。）
“勤”箴
自古循吏，靡有暇日。
先之劳之，立民之极。
戴月披星，自强不息。
嗟予驽钝，曷敢晏佚？
无大无细，尽心尽力。
以勤补拙，永矢勿泐。
（自古以来，那些奉公守法的官吏，几乎没有闲暇的日子。他们走在前面，引导百姓变得勤劳，为百姓树立榜样。他们披星戴月，自己努力进取永无止息。同他们相比，可叹我才能愚劣，怎么敢贪图安逸享乐？事情无论大小，一定尽心尽力。这些箴言虽未刻石，但我会以勤补拙，永远牢记。）
以“清慎勤”三字作为官箴，并非董朱英首创。早在西晋年间，晋武帝司马炎就曾对李秉等大臣说：“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后世遂用这三个字作为官箴，衙署公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为匾额。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想了写了悬挂了，还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事必躬亲、身体力行，把这“三箴”一一落到了实处，让毕节士民有口皆碑。
深谋远虑 播惠政于毕邑
“予叨居治下，辱蒙延为书院之长”……年过六旬还被董朱英聘为松山书院山长、《毕节县志》纂修的“丙辰（1736）进士、原任上杭县知县”，对董朱英所作所为“目击耳闻，至详且悉”的路元升，在《新开灵峰寺泉凿池建桥碑记》中有一段完整记述：
邑侯董老父台，以顺天名进士来莅毕阳。甫下车，即书“清慎勤”额以自警，剔弊兴利，爱民如子。继而修筑文庙坛壝，创造忠节两祠、书院官厅二所，又捐俸移学，生息永备春秋祭祀暨师生膏火之需。念七星关桥为三省通衢，武侯庙向镇是关，不惜重金修复；邑志乃一邑信史，不惮殷情采访，编辑雕刊兼之。防火烈而广设贮水石缸，育人才而厚赠府院乡会试费，治一切险仄津梁道路无分本境邻境俱便率由，抚一切鳏寡孤独残疾以及流离琐尾远人俱能安饱，而且恤刑宽役、监督鼓铸、解运厂铅皆有法，既不悮公亦不病民。事上宪以礼以诚，交同寅以信以义，书役按月捐赏工食，汛兵捐资移营滋利犒劳。为政如此，宁有憾乎？
毕节岁贡生、《毕节县志》参校，董朱英重建七星关武侯祠及各庙时“不鄙迂拙”、受命“董理”的金淑国，在《重建七星关武侯祠及各庙碑记》结尾，更是以一首四言诗“谨志颠末而系以颂曰”：
帝命我公，牧民黔中。
如霖甘雨，如布和风。
诚求保赤，教旨从容。
文武两庙，建竖聿隆。
雁塔奎阁，修葺玲珑。
坛壝古迹，兴工络绎。
养济栖流，捐资增益。
书院鼎新，膏火是迫。
生息常供，栽培无斁。
平粜救饥，施棺掩骼。
失火堪伤，给民栖房。
更思善后，广置水缸。
灵峰忧旱，疏凿琼浆。
官厅试院，尽力劻勷。
同僚幕客，应以热肠。
毕赤营兵，病不聊生。
割俸筹运，犒赏均平。
陆归赤水，病涉可惊。
造舟推挽，民得坦行。
下及匠役，怜其苦辛。
邑中大事，春秋二祭。
永助牺牲，捐金滋利。
邑乘久湮，是非锢蔽。
采访编纂，雕刊美备。
生童赴试，斧资必畀。
巡七星关，江险渡艰。
舆梁重建，直达滇南。
武侯功业，与天地参。
祠堂高筑，禋祀年年。
我公善政，碑不胜传。
“于是举其宜先者，虚衷体察，竭力经营，勉勉循循。二年有余，各俱略有端绪。拟将旧本反覆深惟，补辑成帙。”（《重修〈毕节县志〉序》）用两年多时间基本理顺政务后，董朱英即着手组织编纂《毕节县志》。这是毕节历史上第一部县志，完稿于1757年——是年农历二月，“赐进士出身、诰授资政大夫、礼部左侍郎、予告在籍食俸、年眷弟古吴沈德潜”在江苏老家为稿本作序；成书于1758年——是年农历四月初十日，董朱英作序，此时他已接到新任命，但尚未离开毕节。而按吴纪文章记述，这部《毕节县志》，也是董朱英捐资付梓的：“邑志久湮，文献莫考。公经年率众延访，切实修纂，捐资镂板。”
“倘生斯土者展卷之下，恍然于太平温饱之有由，而为子思孝为臣思忠，无负国家教养之深恩，是余修志者之所厚望也夫！”为纂修好这部《毕节县志》，董朱英在组建本地人才团队的同时，还大胆引进外来人才：他曾“思与邑人校订，邮书请同年沈归愚先生来黔总裁其事，时先生以年高坚却”，后来，沈德潜“不意董君业已告竣，不远数千里示予”，“披读再三”之后欣然作序，称赞董朱英其人才干“过人甚远”，其谱“考订之精详，增补之确核，足以传今传后”；他“拟将旧本反覆深惟，补辑成帙”，曾任湖南邵阳知县、闽潭人冯文基，自己的族弟、江南嘉定县生员唐材等，“互相考订，延众绅士汇集编纂”；“冯先生仙逝，惟家弟与绅士辈悉心搜讨，改其失误，疏其支离，正其矛盾，并采年来应修史实，商酌详明，一一增补”；稿本完成之后，“仍赍至归愚沈先生处，求其裁定”，最后付梓。冯文基、唐材、唐俊、盛百执、顾铸等江南士子，游览七星关、龙蟠山、北镇关、东壁轩等毕节名胜后所写的唱和诗作，更是为该版《毕节县志》“卷之八”的《艺文志》增色不少。
综合乾隆、同治、光绪三个版本的《毕节县志》，共收录了至少9篇文章——路元升的《新开灵峰寺泉凿池建桥碑记》《重修真武庙捐置市房生息禋祀碑记》，吴纪的《邑侯董公重建七星桥碑记》《重建毕节县城隍庙碑记（附记董邑侯生祠）》《邑侯董公内升员外郎去思碑记》，金淑国的《重建七星关武侯祠及各庙碑记》，邵仁厚的《新建东壁轩碑记》，吴应微的《新建魁星阁碑记》，还有署名“河南北渡夫公立”的《赤水河渡碑记》（节刊）等，叙写不同的物与事，赞美颂扬董朱英真金白银实至名归的卓异政绩。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化一己私益为大众公益，使董朱英为官独具特色。“修邑志，建社学，修堤防，疏民怨。毕节县弱而贫瘠，公多以己廉俸补之。”在“董氏宗祠”的简介里，有董朱英用正俸和养廉银贴补毕节建设的说法，这在路元升和金淑国的文章里也能找到印证：“盖侯以仁存心，且家资饶裕。每遇公用，取家资从容处置，如水顺流，不疾而速。是以莅任三年，毕阳气象甲于通省。”“盖公本素封（指无官爵封邑而富比封君之人），且乐善不倦，故不惜□□□金以建桥，又不惜□□金以建庙，补偏救弊，惟日孜孜……”
清朝《钦定户部则例》规定：“正从七品岁支俸银四十五两。”从雍正皇帝开始，清朝开始奉行“高薪养廉”的“养廉银”制度，一个正七品知县除正俸45两外，还“可岁支养廉600两”。同治年间的《毕节县志稿·经费》却明文记载：“本任县官每年养廉银五百两，俸薪银四十五两。”已经到了同治年间，毕节县给知县发放的养廉银，还比国家标准少了足足100两。从乾隆十九年（1754）冬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夏，以三年半时间计算，董朱英所领薪俸银160余两、廉俸银1800两，加起来还不到2000两，远远少于他对毕节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慷慨解囊——仅仅修七星关桥及相关设施，董朱英个人就捐款1520两银子：“七星关为三省通衢，水势冲激甚险，舆梁屡毁，渡舟屡摧。公捐银千五百两建桥完固，又捐银（20两）生息，永修桥房。”（吴纪《邑侯董公内升部员外郎去思碑记》）
除捐修七星关桥庙外，董朱英在毕节所捐款项，在吴纪“去思碑”碑文和其他资料中明确记载的有：文庙春秋二祭，董朱英“每次捐银二十四两，自备复捐二百两，生息供用，永杜陋规”；重建“松山书院”讲堂学舍，斋厨毕备，延请进士路元升为“都讲”（总教习），肄业生童济济，董朱英捐银二百两，永远滋利，发放补助改善师生的教学和生活条件；办养济院，政府拨款不足，经费捉襟见肘，董朱英捐资增给，并捐银二百两流通滋息，永济额外孤贫；赤水营兵饷银匮乏，董朱英捐出廉俸银二百两，恐人多银少所得无几，还建议主事者设法将这笔钱滋生利息，犒赏兵丁应赏之处。董朱英注重文教，从经济上扶持奖掖优秀学子：“儒童考试，例应自备试卷，公给价代备。新进儒童送学，各具公堂宴席银两，公豁免代备外，更每名赠以银花红绫。至乡会试，尤厚送赆仪，以示优奖。”
在乾隆《毕节县志》“卷之八”“详文（附牒移）”里，有类似档案材料的《捐俸滋息贴春秋祭祀需用银两牒》《捐给书院滋息膏火银两牒》《捐给毕赤营兵滋息犒赏银两移文》，分别记述“正堂董为捐俸留佐祭祀以崇文庙以垂永久事”“正堂董为捐给营运生息以资书院事”“正堂董为移请存案事”，将董朱英捐资的安排规划记载得更具体翔实。
“昔路进士作《灵峰碑记》，谓公以仁存心而家素饶裕，遇事辄取家资处置，不惟廉俸，是以如水顺流，不疾而速。斯言诚得吾心也。”比董朱英早9个月来毕节县学宫担任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局长）的安顺拔贡吴纪，在“去思碑”碑记中，用上述语句印证了路元升、金淑国的记述。董朱英“家资饶裕”，堪比“素封”，“每遇公用，取家资从容处置”，应该是一个不争的史实。董朱英来毕节当知县，却是为了真金白银地捐俸捐银、勤勉为老百姓做事，所以“先劳无倦”。
董朱英来毕节为官，既不为利，也不为名。“……往岁董公纂修邑志，予亦谬厕监修之列。都人士欲诠次公善政，公命予概行削去。予以事关兴废，例得载笔，勉存其十之二三，公颇不悦。今公内迁部郎，都人士不胜爱戴，立‘去思碑’于学宫，嘱予为记，复请以记附载志末。予惧甚拂（拂逆，违背心意）公意，佥（全，都）曰：‘志为一邑信史，俾（使）见者仿而行之，则善政不难推广于无穷。公虽去，犹弗去也。’予深有味乎其言，亟付之剞劂氏（刊刻者）而为之跋。乾隆戊寅（1758）冬十一月吴纪跋。”细读乾隆《毕节县志》书末“附刊”的《志书卷帙》，我们才知道，是毕节士民对董朱英的不胜爱戴，希望善政“推广于无穷”而“公虽去，犹弗去也”，使得身为县志“监修”的吴纪深受感动，为保存信史而赶在县志付梓之前，将“去思碑”碑记附载书末。“都人士欲诠次公善政，公命予概行削去”，歌功颂德的诗文“勉存其十之二三，公颇不悦”，吴纪听从“都人士”的意见附录“去思碑”碑记于书末亦“惧甚拂公意”……世人孜孜以求“名”，董朱英却“淡泊以明志”，又是罕见的高风亮节。
灵峰仙境——毕节八景之一（魏运生 摄）
董朱英在毕节期间的善政美政，都可以从“清慎勤”3字官箴里找到完整注脚。“寒者思衣，饥者思食”“无大无细，尽心尽力”，使董朱英成为当时地方官的一个范本——1757年“治行最贵州”，1758年调往京城任礼部员外郎。
民不能忘 建祠坊于旧城
董朱英对老毕节县的物质贡献，堪称“营建达人”。老毕节城后来以龙门（家族私宅）多、寺庙多、牌坊多“三多”而闻名遐迩，董朱英在任期间厥功至巨。同治癸酉年（1873），毕节邑人在灵峰山改木塔为砖塔重建“文塔”（又称“白塔”），时任知县陈昌言应请作《重修灵峰山文塔记》，认为毕节县这个“人文特秀之区”此后多年的文化教育成就，都离不开董朱英这位“精地理”的“营建达人”：“越乾隆时，顺天董君来令斯邑，精地理，于西路灵峰山建木塔，以扶文庙祖龙之秀。不数年而张氏竹林（张凤枝、张名枝、张本枝）、邱氏棠棣（邱勋、邱煌）俱相继为太史，五凤争鸣，洵煊耀一时也……”
在乾隆《毕节县志》卷之一《疆域志》“公署”中，董朱英不仅捐建或改建了县署、接官厅二、养济院、栖流所，还捐赠了31口石缸，贮水预防民房失火；22座“坊表”，表述中均有“知县董朱英建”的，有金声坊、玉振坊、礼门坊、义路坊、关帝庙坊、文昌阁坊、文光普照坊、彰善坊、永兴桥坊、响水街坊、大定街坊二、威宁街坊二、永宁街坊二、水东街坊、顺城街坊、桂花桥坊、桂花街坊、灵峰寺坊21座；“关梁”中，经董朱英或建复或重修或捐修的，有北镇关、七星关、桂花桥、七星桥4座；“坛庙”中，经董朱英或改建或重修或捐修的，除英济寺（关圣庙）、先农坛、厉坛、奎文阁、玉皇阁、东壁轩、城隍庙、灵峰寺、魁星阁、君子祠、忠孝祠、节义祠、祖师庙、观音阁，还有七星关的武侯庙、关帝庙、观音阁、三官堂、杨泗祠、锁水亭，共20处。
在《重修〈毕节县志〉序》开头，沈德潜高度评价董朱英：“予同年友董君陶然，敦笃恺悌（敦厚笃实、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学问宏深，而其经济（经世济民）才又豁达俊伟，肆应（善于应对各种事务）咸宜。”已短期代理大定知府职事的董朱英，连升两级到北京任礼部员外郎时年方五十，正值春秋鼎盛、年富力强，按道理应该大有作为，但把他列为家族名人的“董氏宗祠”，连他的卒、葬、传情况都无一字记载；吴纪“公异日功业满天下，当有史官纪之”的期许，也不幸落空。董朱英的一生，也就担任毕节知县这三年多时间最是精彩辉煌。
“明府崇文教，公余筑此轩。才华惊凤藻（比喻华美的文辞），政绩遍鸡园（鸡头摩寺，传说中的佛教圣地）”（盛百执《东壁轩和前韵》），“何事名东壁？相规意甚真。边陲鲜博洽（少有学识广博之士），大令欲陶甄（此处意为陶冶教化）”（唐俊《东壁轩》），“为政先劳暇，落成东壁轩。挥弦追宓子（宓子贱，孔门七十二贤之一，鸣琴而治——以礼乐教化人民，政简刑清），作赋拟文园（西汉大辞赋家司马相如曾任文园令，后借指文人）”（沈宏谟《东壁轩次礼夫韵》），“汉相勋名远，贤侯惠泽长”（顾铸《游七星关》），“发源浑与蟠龙接，凭眺相忘东壁隆。关外七星难嗣美，毕阳八景独称雄。漫言仙境非凡境，须识人工即化工。伫看地灵钟杰士，遭逢共仰董明公”（洪楷《董明府陶然修葺灵峰告成纪胜》）……当时文人雅士畅游东壁轩、七星关、灵峰寺胜景后留下的这些诗句，都饱含着对董朱英这位“明府”“大令”“贤侯”的由衷赞颂和无尽感恩。上述多篇（首）诗文，与路元升之记、金淑国之颂、吴纪之“去思碑”碑记，互相印证、相互补充，让后人知道这样的感恩并非虚言溢美：“幸遇董老父师宰我邑，立纲陈纪，百废俱兴。自文庙、武庙、忠烈祠、官厅、书院、养济院以及阖境古刹、名梵、桥梁、道路，或修或建，无不在鼎新。士民悦服，夷释欢忭。”（路元升《重修真武庙捐置市房生息禋祀碑记》）
“董老父师莅任三载，惠爱覃敷，沦肌浃髓。不独我黔推为第一，即他省贤侯亦未闻有若是之尽心者。兹当邑志告成，谨将父师下车时所著‘清慎勤’箴刊付卷末，俾得使我邑世世想见其报赤之诚，永垂不朽云。”在《毕节县志》里，董朱英留下的“清慎勤”三箴，共36句144字，虽然有的押韵，有的不押韵，有个别字词生僻，有个别语句晦涩难懂，但是内涵隽永、发人深省。
“乾隆甲戌（1754）冬，恭遇董老父台宰毕邑。甫下车，即悬‘清慎勤’额与‘先劳无倦’诸语以自警。迄今四阅春秋，政成化浃，景象广昌。兹奉内升部郎，士民无计攀留，争相刊石树碑，嘱予志公之设施，以申爱戴之意……”吴纪在“去思碑”碑记中，将董公政绩往事历历叙写得文情并茂，如“丙子（1756）六月，久雨，禾稻濡首垂坏。时公代理郡（此处指大定府）事，即从郡城隍庙涕泣转求，翌日即晴霁。民皆德公，诚心感格，树旗杆，悬匾额，立生祠于邑城隍庙（位于七星关区司法路、广惠路交界处，旧名‘广惠祠’，始建于明初，1750年知县凌均修缮）中。”那是一个封建迷信盛行的时代，董朱英用迷信的方式在郡城城隍庙为百姓求晴如愿以偿，百姓也用迷信的方式在毕节城隍庙左边三间厢房里为其建立生祠，这无可厚非。1758年，毕节士民又在毕节文庙（今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内）右边学宫外立“去思碑”，镌刻吴纪应请撰写的千字碑文。
董朱英在毕节城里城外竖立了21座牌坊，毕节人却只为他建了一座牌坊：“民之父母坊，在南城外大税对门。乾隆二十二年，合邑绅士、兵民公建。”1757年，毕节绅士兵民万人捐资，在龙蟠山前“砂石路”边为董朱英竖立了这座“民之父母坊”（又名“万民坊”），勒石“民不能忘”“棠荫（比喻惠政或良吏惠行）长留”等匾额——1949年“双井”大修时，这两方石刻都被从“砂石路”运来嵌砌在井壁上，至今存留。1938年修建“抗战生命线”川滇公路时，“万民坊”为便于汽车通行而被拆除；2004年毕节市新华书店重建开挖地基时，还挖出了几根“万民坊”残存的石柱。
2022年孟夏，毕节老文化人罗成忠老师通过微信发来一张香炉照片，笔者有幸得读这个铸造于乾隆十年（1755）的铜香炉腰部铭文。让人高兴的是，铜香炉铭文里也有董朱英的名字：
大定府毕节知县董朱英、县丞赵乃武、主簿王成奇、典史吴起灵、提调陈焱通，监督作头胡奉参，铜匠徐某某，造炼炉十斤九两九钱八分八厘，奉入城隍庙正殿前供养，祈保城安民泰，风调雨顺。乾隆二十年五月十一日吉时造。
董朱英1754年冬来毕节任知县，1758年赴京城任礼部员外郎。在几年时间里，他用钱用物、用心用情、无私仁爱在毕节留下来的珍贵纪念，到今天已经只剩一部《毕节县志》了。他通过践行“清慎勤”三字官箴所揭示的为官之道，值得后人敬仰。（作者系毕节二中教师、资深文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