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丁宝桢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齐为“中兴名臣”。
丁宝桢字稚璜，又名琼选，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生于贵州平远州（今织金县）牛场镇，光绪十二年（1886）病逝于四川总督府。祖父丁必荣，曾任四川昭化县知县；父亲丁世棻，官镇远府学训导。几代书香熏陶，丁宝桢自幼聪颖好学、胸怀大志，常言“大丈夫当读万卷书，破万里浪”。丁宝桢入仕前，诗文、书法均有造诣，道光二十三年（1843）乡试中举人，咸丰三年（1853）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开始步入官场，但真正得到朝廷的重用是在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体现以后。由于丁宝桢多次击败东捻军、西捻军，军功显赫，得以调任山东巡抚，论功赏头品顶戴、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成为清朝重臣之一。
矗立于平远古镇的丁宝桢塑像（鱼 水 摄）
为官刚廉 颇有儒家风范
丁宝桢秉性耿直、注重修养，刚正有威、政声清廉。
同治元年（1862）丁宝桢到山东济南时，正值咸丰帝的亲表兄僧格林沁亲王节制直鲁豫皖四省军事，位尊权重，倨傲不可一世。地方大员晋见均须躬立回话，概不给座位。凡是到此任职的，按例须到僧格林沁府上禀见请训。丁宝桢到僧格林沁大营，正色地对中军官说：“新任山东按察使前来晋见，烦请示亲王，如有座位则晋见，如不给座位，报到后便回省。”中军官大惊，只好直言请禀。僧格林沁听了，气愤地凝思片刻，说请他进来，有座。相见后，僧格林沁倨傲之态有所收敛，以温和的语气与丁宝桢交谈，询问路途经过和拟职情形，加以慰勉，礼貌有加。此事传到济南，巡抚大员们甚为赞许称异，认为可以风示省中各僚。同治四年（1865），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淮河流域的捻军继续发展，担负消灭捻军的最高指挥官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于菏泽吴家店。清廷大为震动，遂命湖广总督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负责镇压捻军。由于李鸿章的军事计划不结合实际，加之军粮运输困难和作战指挥不当，捻军侦知后，趁机以精兵数万突击，李鸿章所部大败。李鸿章把失败的原因推到总兵王心安和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的身上。清廷接到奏报，即降严旨，王心安立即正法，丁宝桢撤职留任。丁宝桢接旨后，不但制止斩杀王心安，而且立即抗旨上疏，详述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在自己和王心安，而是李鸿章临时动议、指挥无方、军纪败坏、骚扰百姓等因素导致的。清廷得知实情后才降旨赦免王心安死罪，并斥责李鸿章和山东布政使潘鼎新“玩忽致败，纵兵殃民”，同时交兵部议处。
丁宝桢为官30多年，直谏文稿很多，有详尽的《丁文诚公奏稿》，奏稿大都是他亲笔撰写。丁宝桢还敢于承担风险推贤举士，荐贤举能的方法效用了唐朝魏征的做法，为大清荐举很多有用的人才，但也招来很多非议和责难。丁宝桢三次革职留任仍奋勇迈进。第一次是因被认为协助僧格林沁无力，导致围剿山东的黑旗军宋景清失败被革职；第二次是因李鸿章指挥不当被捻军击败受牵连；第三次是因上疏保举永不叙用的道员李耀南的问题引起的。三落又三起是因为丁宝桢两次独立作战取得胜利，加之保举的问题再次向朝廷奏明后得到认可，朝廷更加重用他。丁宝桢每到一处任职，都体察民情、查办民蠹，经常微服私访，特别是对百姓征收钱粮核查是否多收、发放给百姓救济钱粮是否据实兑现等，一旦发现问题便严查严办。在川治贪时，丁宝桢一身正气，几把火烧得川府大小贪官污吏嗷嗷直叫，当时举国上下皆知。丁宝桢还经常教导部下和做广西巡抚的长子体常、户部主事的次子体勤、陇安知府的三子体晋等要经常下乡体察民情、商情、社情，但不要招摇炫耀，应轻车简从。遇绅耆则问以利弊，遇农夫则告以力作，遇匪则治以严刑，遇词讼则予以审理。要注重修养，尤重表率。丁宝桢论：“作官必注重修养。明学时之务，稽古以充之，见闻日益广，持宗日益定，才识日益闳，真所谓明体达用者也。”他常告诫部下和家人：“作官尤重表率，持心须公正，操守须廉洁，做事要勤速，问案要细心。”丁宝桢在文化修养上也有很深的造诣，著有很多名篇和诗词楹联，受到当时很多王公大臣、社会名流以及大清皇室的高度称赞，他们撰写很多公祠题联颂扬，称颂丁宝桢为大儒精神的发扬和发展，可以与三国孔明等同。丁宝桢为官清廉，说起没人相信，他为官几十年，穷得连厨师的工钱都发不起，病逝后还欠朝廷两万多两白银。他教育子女和属下，“我立意做一清白官，贫原非病，穷乃见君子，清名难求，尔等当以此为身体力行之”。
丁宝桢画像（资料图片）
胆识过人 智斩太监安德海
同治八年（1869），丁宝桢在任山东巡抚时，智斩了出京远去广东招摇的太监安德海，一时传闻全国，天下交口称颂。伯相合肥李公阅邸钞，矍然起，传示幕客，曰：“稚璜成名矣！”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得知从他眼底下公然过境的安德海在济南被杀的消息，兴奋地对幕僚们说：“我目疾数日，闻是事，积顿开，稚璜真豪杰也！”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得知后大呼：“丁稚璜为他人所不能为，稚璜成名矣！”一时传遍全国。在丁宝桢的政历中，诛杀安德海的非凡举动，轰动朝野、震动天下，充分表现出他个人的智慧和胆略。
晚清宦官弄权，坑害臣民，首推慈禧宠信安德海。安德海以六品蓝翎干预朝政，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咸丰十一年（1861），31岁的咸丰帝病逝于热河承德行宫时，西太后慈禧、东太后慈安妄图夺权，特别是西太后慈禧趁咸丰帝灵柩返京途中，密派安德海回京，密谋发动“辛酉政变”，一时宫廷混乱，反对慈禧的亲王和大臣基本被除。两太后垂帘听政后，改元同治，当时同治帝才6岁，一切政务都由慈禧把持。安德海参与了这次政变，自恃有功，因之成为慈禧为数不多的宠臣之一，并获“小安子”昵称，尔后以慈禧亲信自居，在宫中盛气凌人，逐步走向太监干预朝政的道路。同治帝和一些大臣忌恨安德海经常向慈禧打小报告、进谗言。同治帝还在宫中经常用剑砍断一个泥人的头，说：“杀安小子！”丁宝桢进京晋见时，同治帝就和他密谋要找机会杀掉安德海这个祸害。同治八年（1869），安德海妄想到各省周览景色并显示权势，就向慈禧请求秘密出京到东南为同治帝在婚大典采办龙衣，也为慈禧索取几件衣物和珠宝，得到慈禧的默许。安德海出京之后，乘太平船由运河南下，声势煊赫，俨然皇家气派，招摇过境，沿途还大肆勒索地方官员的财物。
丁宝桢得知后，认为铲除安德海的机会来了，立即布置东安府程绳武捕拿。程绳武在船后尾随三天，不敢动作。丁宝桢同时奏报清廷，以清朝祖制有“宦臣私出，非制，且大臣未闻有命，必诈无疑”定了安德海死罪。这时安德海进入泰安府境，登陆往泰山进香，泰安知府、知县虽然得令捕捉但也未敢有所动作。丁宝桢当即改派总兵王正起速发兵追捕。此时安德海大声恫叱：“你们要造反吗？我是奉圣母皇太后懿旨出京办差，并代圣母皇太后上山进香的。你们有几个脑袋？”当王正起把安德海押到济南时，安德海更是气焰嚣张、暴跳如雷地叫嚣：“你们都活得不耐烦了，都是找死。”在旁的官员慑于慈禧的淫威，有些胆怯。丁宝桢考虑奏请还没有传下来，但不立即杀掉又恐生变，决定还是先斩为妥。这时大堂内的省中布政使、按察使、各道台、各知府都言，既已奏报，还是候旨再说，万不可先杀。泰安知县何毓福惟恐杀安德海惹出大祸，长跪在地，哀求不起。丁宝桢再三计虑后决定下令斩杀安德海，暴尸三日，朝旨到时，已过五天了。慈禧接到丁宝桢奏疏时，惶恐震吓，托辞养病未参与。东太后慈安宣召各亲王、各军机大臣和内务大臣御前会商。大臣们都跪奏，安德海出，未经内务府批准，有祖制在，丁宝桢又据实以奏，按祖制允其就地正法。慈禧纵然大权在握，对爱新觉罗的祖宗律令、国法还不敢公然违背。丁宝桢置个人仕途不顾，置全家性命不顾，为了国家、百姓而当机立断，彰显英雄本色。
为政勤奋 一生报国爱民
丁宝桢为官几十年，除了军事活动外，还做了很多有益于民生的大事。他为政十分勤奋，很讲究策略，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创下许多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成为晚清一位颇具创造性的代表人物。
黄河自咸丰五年（1855）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北流，夺了大清河（古济水）河道，经山东入海，洪水经常泛滥。同治十年（1871），黄河又在郓城侯家林决口，淹了鲁西南和苏北各县，至冬尚未堵塞。当时清廷财政支绌，工款难以拨下，河道总督乔松年以款项未到，难为无米之炊为辞，主张次年再动工。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则以为洪水泛滥、灾民流离，再误了春耕，更加重灾情，应早抢堵。乔松年甩手不问，丁宝桢即筹拨省款，独自挑起这个重任。他亲自带病督工，风雪中冰水汹涌、险象丛生，而他直立岸畔不退，吏民感奋，齐力抢堵。当决口愈来愈急、浊浪滚滚，投下的柳筐石料顿时被激流冲走，在万分危急时，忽有一艘运料的大船被冲到决口处卡住，丁宝桢即挥令木石柳筐俱下，将船压住，合龙成功，万众欢呼，大功告成。这次全部工程仅用了白银32万两，为清朝河工花费最少的一次。
丁宝桢十分讲求富国强兵之道，热心“洋务”。光绪元年（1875），他在山东创设泺口机械制造局，一年后枪炮制成，为该省洋务之创始。为防御日本对中国海疆之挑衅，丁宝桢奏请清廷同意，在烟台、威海卫、登州等处建筑炮台，以固海防。任四川总督时，仍坚持提倡发展洋务，光绪三年（1877）创办四川机械局于下莲池街，清廷昏庸，听信奸言弹劾，勒令停办。丁宝桢据理力争，几经周折，于次年十月重开制造局，扩大生产规模，制造出前后膛枪、药弹、铅弹、火药炮及小型机器，为四川现代工业之首起。中法战争爆发后，丁宝桢以自制军械装备的五营军旅交鲍超统带，参与抵御外侮。抗法将领曾致书丁宝桢，望他“能赐接济”。丁宝桢指挥生产的枪支弹药在保卫边防中见到了实效。
丁宝桢在山东十年，政绩昭著，深得朝廷赏识和百姓爱戴，于光绪二年（1876）升任四川总督。他常怀忧国忧民之心说：“民富国殷始为盛世。”作为封疆大吏，他深知整治盐务对国计民生之重要，向朝廷请准废除旧有盐制，实行“官运商销”，于泸州设官运总局统筹运销，在盐井设厂局分运各岸，岸设岸局分销私商，将引课、税厘销纳于成本之中。为解决贵州用盐，在川设立（叙）永岸、綦（江）岸、清（陵）岸，在黔设立仁（怀）岸。从此川盐畅通贵州，百姓感戴其惠，而贪官、奸商则受到严厉的制约，无暴利可图。整治盐务一年之后，四川每年的财政收入增加了百余万两白银。
丁宝桢深知“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设。他任四川总督后，对都江堰及其分水鱼嘴、人字堤的年久失修、灌溉渠严重淤塞深感不安，于光绪二年（1876）二月亲率官民整修都江堰，将卵石竹笼结构改为条石砌筑，疏通河渠。丁宝桢“躬冒霜雪，沿河督率”，计修渠70余里、砌堤1.2万余丈、分水鱼嘴3处，使川西平原再度成为水旱无忧之地。百姓为纪念这位治水大员的功绩，曾在都江堰堤上建有丁公祠。现今修复的二郎庙亦塑有丁公文诚像。
丁宝桢长期在外为官，却心系故里。同治十三年（1874）春，他奉旨省墓回邑，见故乡久经战乱、田园荒芜、民情维艰，便亲与贵州巡抚商议，借调威宁知州钱埙来平远担任知州，并向朝廷借银2.5万两支持治理平远，恢复和发展生产。之后，还将自己的廉金1200两捐献修建圣庙学宫。丁宝桢的慧眼认准了钱埙，而钱埙也没有辜负丁宝桢对他的期望，在平远任内做出了很好的政绩。丁宝桢为家乡贵州做的好事很多，至今百姓看到当年兴修的宝桢盐道，无不赞叹：“丁宝桢不愧是贵州织金人。”
都江堰（资料图片）
丁宝桢数十年的宦海生涯中，在政治、经济、军事、农田水利乃至文化教育等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和卓著的建树，不愧为清朝晚期的政治家。（作者周礼荣系织金县政协原文化教育卫生委员会主任，周禹龙系织金县档案馆副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