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回顾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毕节乃至贵州的青年纷纷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但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却鲜为人知。

从贵州这片土地走出去、站在那个时代前列的贵州青年为数不少。在五四运动的前夜，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的13校学生大会上，登台演讲的就有两位贵州人：一位是遵义赤水的谢绍敏（字灵溪），1914年赴上海就读中国公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攻读法科（见张余《谢绍敏破指血书“还我青岛”》）；另一位是毕节黔西的刘琪，时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经济政治科的学生（见史宏拯《革命志士刘琪》）。

据《毕节地区志·人物志》记载：“刘琪（？-1934），又名耀杞，号少南，黔西县人。青年时代在贵阳通省公立中学读书，后赴北京入法政专科大学经济本科深造。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北大、法政、高师、工专等校学生代表千余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集会，抗议签订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刘琪登台演讲，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北洋军阀的卖国罪行，慷慨激昂，语言感人，使到会学生义愤填膺……5月5日，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派代表到各省宣传联络，刘琪受派南下督察……后到天津化名王化南，参与抗日将领吉鸿昌领导的爱国活动。1934年11月9日，在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与吉鸿昌等密商时，被国民党特务开枪暗杀。”

出生时间推测

刘琪出生时间的记载虽不详，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相关的文献资料中进行推测。《毕节地区志·人物志》没有记载刘琪的出生时间，《革命志士刘琪》虽没有记载，但却记载“刘琪12岁离家到省城求学，在‘通省公立中学’（后为南明中学）读书”的史实，一方面结合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学制为五年，招收十五岁以上的高小毕业生（或同等学力者）”（见文毅《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述评》）的招生政策推测，12岁的刘琪显然无法入学。因此，当时刘琪的入学年龄应该在15岁以上。另一方面，还可以结合“1917年，刘琪考取北京法政专科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的记载，推测刘琪1917年进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年龄至少是20岁。换句话说，刘琪应该在1897年以前出生。这与《毕节地区志·人物志》记载刘琪青年时代在贵阳通省公立中学读书的说法相吻合。这就意味着，刘琪的年龄应该和当时共同参加五四运动的谢绍敏相仿。

相较而言，刘琪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就读的史实较为清晰，一方面是他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就读期间，在该校《法政学报》创刊号列出的《社员一览表》中位列第二，撰写了该学报创刊号《发刊词》，后又在此发表《对于白话文章之感言》，畅谈自己对白话文的感想和认识，卷入新文化运动“文白之争”。另一方面是因为刘琪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五四运动的历史资料有零散的记载。但就《毕节地区志·人物志》和《革命志士刘琪》记载的北京法政专科大学而言，似乎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和北京法政大学的合体。

在有关北京法政大学历史沿革的记载中，没有“法政专科大学”或“北京法政专科大学”的说法。虽说两者的差别仅在“北京”两字，前者属于简称的写法，但类似的历史记载始终都没有出现。所以，《毕节地区志·人物志》和《革命志士刘琪》里的记载，是没有厘清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历史沿革的结果。事实上，北京法政大学由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于1923年更名而来［见王学珍《北京高等教育史（上卷）》］。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由北京法政学堂于1912年与北京法律、财政两所学堂合并而成，前身分别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法律馆奏办法律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学部就进士馆房舍奏改法政学堂”“宣统元年（1909）度支部奏设财政学堂”（见《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沿革志略》）。1912年5月，民国教育部合并这三所学校的法政、法律、财政三科，改名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沿用至1923年，改名北京法政大学。

撰写《法政学报》发刊词

1917年，刘琪进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在京城接触了许多人和事，视野大为开阔。在学校内率先组织读书会，与校友探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革命志士刘琪》），进而深悉该校学生的不良习气。成为北京法政学报社社员后，刘琪1918年在《法政学报》的《发刊词》中对这种不良习气进行了批评。

刘琪为《法政学报》创刊号撰写的《发刊词》思想尖锐，开篇发问，陈述法政学生的不良习气。他写道：“吾报果何为而作耶？吾侪之见弃于社会也久矣！社会有游民，法政学生居其一；社会有废材，法政学生居其一。”接着类比，“庄子曰，其大本拥（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大而无用，众所同去；吾侪之在今日，殆已难逃众目之轻视矣。故吾侪圆颅方踵，俨然人类也”。行文至此，刘琪还是对法政学生加以肯定，欲扬先抑的写作手法，在《发刊词》中运用得炉火纯青。他接着肯定道，“吾侪具有高深之理想，具有完密之学识，具有纯粹之理论，具有充分之能耐。社会虽弃吾侪，吾侪不敢自弃；社会虽侮吾侪，吾侪不敢自侮。惟吾侪既入于此困苦之境域，苟欲自拔，则不可不结力振神，准备与此困苦之境域相激战。吾侪固欲以自身之本能，应吾天职之要求，而结为一种道学上之机能团体，以期获取因果律上之少许之报酬。如是，则虽不能一时征服此境域，然吾侪本能之发展，究无限量也。故吾报之作，意在唤起同志奋斗之精神”。刘琪接着分析当时的社会形势，表达自己的看法：“今日社会不安之象，强半皆由法律政治之不良。溯源求弊，是皆由人才不克以济之。盖法与政，非其人则不举。无法政之学识者，均不足以语法政之改良。今吾侪居修学之时代，虽不欲有出位之思，然吾侪之天职，固不能弃法政事业而首言担负。吾侪今日所斤斤自信者，即在求所增进学识，共相切磋之一种良好方法，然后习而通之，发挥而光大之。庶使今后政法之设施，不恃学识以外之夤缘。故吾报之作，又在使吾侪善事切磋合力，以尽吾侪之天职为要义。”

北京法政学报社部分社员合影，前排中为刘琪。（资料图片）

刘琪还在文中谈了《法政学报》的办报宗旨，已经类似于今天的学术期刊。他写道：“要之今日学艺销沈，主张淆杂，凡诸真理，益形晦塞。吾报产生斯时，虽不能医救学术之饥饿，然讨论之中，终不敢自远于真理。故吾侪深信，吾报为集思会文之学府。纵有一二矛盾之主张，亦愿其并行不悖。盖吾侪平素之蕴蓄，固各自有见地。既不愿为怀疑的屈服，亦不愿为笼统之盲从。”最后，刘琪以春回大地比兴，给予《法政学报》莫大的希望，“吾报发刊之日，正值春节回阳之候，吾甚望我同人，爱惜春光，鼓舞其新平健全之气，以迓迎此新生命，盖亦无疆之休也”。

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文白之争”

文言文和白话文之争是新文化运动中论争的一个方面。1918年，刘琪在第20期《法政学报》发表《对于白话文章之感言》，质疑白话文的不足，指出当时推行白话文存在的困难。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中引来一片批评之声。该校学生刘家鉘在《法政学报》发表《读刘琪君的〈对于白话文章之感言〉》进行批驳，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文白之争”由此开始。

在刘琪和刘家鉘的论争中，刘琪开篇就说白话文的章法，以《庄子·骈拇》的“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为引题，接着就说“盖以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多余聪者，乱五声、淫六律；枝（技）于仁者，擢德塞性；骈于辩者，累瓦结绳，此皆多旁骈枝（技）之道，非天下至正。今之倡言白话文者，何以异是？”面对刘琪的诘问，刘家鉘反驳说：“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已。多余聪者，乱五声、淫六律，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而师旷是已。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穷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尚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

刘琪从文章的作用切入，对白话文进行批评：“文章所以传道明理也，国家精神之表现，国民志趣之最□（疑为‘嵑’），文物典章之绍介，莫不端赖于此。新进者流，因钻研之坎壈，欲舍旧而求新；因运用之隔膜，欲禽狝而草薙；引绳批根，舍本逐末，此殆庄生所谓天下之好之者也。天下之乱，罪在好知，好知之病，在知求其所不知，不知求其所已知；在知非其所不善，不知非其何已善，是以弓弩毕弋棁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钩饵网罟饕笱之多，则鱼乱于水；削格杂落置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知多，则俗惑于辩；今之倡言白话文者，何以异是？”对此，刘家鉘反驳说：“文章的本性合（和）语言的本性是一样的，何以见得呢？因为文章合（和）语言都是表示我们的意思的，根本没有大分别；不过语言是用口说，文章是用笔写。凡是表示我们的意思的东西，他的本性都是要使人容易明白的，并且不是要使一两个人容易明白的，是要使多数的人容易明白的。明白的人愈多，愈是他的本性。请问古文同白话文，究竟是那（哪）一样明白的人多呢？我想一定是白话文，明白的人多。何以见得呢？因为只要认识的人，都可以明白白话文。古文却不然，平均十个认识字的人里，恐怕没有一个明白的。文章愈古，明白的人愈少。如此说来，白话文正是文章的本性；古文正是易了文章的本性的东西……”

事实上，通观刘琪2000多字的《对于白话文章之感言》，立论的主旨并非表达反对白话文，而是强调写文章要厚积薄发、语言精练、论证严密……合乎传统行文之气（文章行文的逻辑结构、线索、章法等），而非文字的堆砌。但是，由于当时受到“文白之争”大环境的影响，刘家鉘批评刘琪的文章竟然用了近8000字，遗憾之处是批驳的方向是“文白之争”，而非刘琪立论的主旨。如果说刘琪反对白话文的话，那么在上世纪30年代，刘琪就不会用白话文创作诗歌《赴敌》《雪花》、独幕剧《怪法庭》、短篇小说《从军之夕》、散文《觉悟》《早晨》等作品。

五四运动的学生代表

据《革命志士刘琪》的作者史宏拯说，刘琪出生在黔西老城区西门，至今还有后辈在贵阳居住……作为参加五四运动的先驱，刘琪的事迹颇为值得我们去追寻。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的虚幻的光环却改变不了半殖民地的事实”（见韦町《世上有真情》）。巴黎和会实质是战胜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中国代表团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的动议被拒绝不说，还把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利益转给了日本，不准中国收回。这对名为“战胜国”的中国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侮辱。于当时的爱国志士而言，这个消息促使一些为“战胜国”而头脑发热的人清醒过来，在心底燃起的希望，被欺侮、绝望和任列强使唤的残酷现实击碎了，每个稍有一丝爱国心的中国人都被彻底激怒，更何况是血气方刚的爱国学生。

随着形势的发展，刚进入1919年5月的北京，“各高等学校中，课已经上不下去了，人们三人一堆、五人一群地议论着。有的怒形于色，有的慷慨激昂。有的甚至捶胸大哭，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许多人都预感到，这股正在到处奔流运行、汇聚的地火将会出现空前的大爆发”（《世上有真情》）。那时，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太液池绿波荡漾、水鸟嬉戏，颐和园知春亭畔花红柳绿、微风拂面，以往正是学子结伴春游的时光，但当年却游者寥寥，异乎寻常的静谧，使其陷入暴风雨来临的沉闷氛围中。

5月3日上午，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刘琪与黄松龄（湖南人，字克谦，1919年毕业，1924年赴日本留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等职）正在和几个同学商量救国募捐的事，忽见他形影不离的朋友甄民佚（思想活跃，年龄与黄松龄相仿，早黄松龄两年进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觉得在学校学不到东西，后来转入北京大学法科学习）急匆匆地走来。“出了什么事？”看到他大汗淋漓，黄松龄急忙迎了过去，心想他怎么走得如此急，必定有重要事。

事实上，刘琪、黄松龄等人早就觉得，只在校内空发议论没有用，“联合大请愿”的动议正合他们的心意。事不宜迟，他们立刻回各自的班上宣传，并到各班串联，发动同学参加请愿。尽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平时不问政治的学生不少，无心学业的阔少颇多，甚至还有部分要人侍候的“学生老爷”，但在这个重大的民族危机和国耻面前，他们都出其不意地表现出了一颗爱国之心。大家就这样自动汇聚到学校的操场上，黄松龄第一次在同学面前发表演说。虽然他此前从未这样当众大声讲过话，但这次却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刘琪也在演讲中号召大家，要齐心一致反对“二十一条”密约，才能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他们讲到“国耻则各人皆蒙羞，国亡则贵贱皆为奴”时，许多同学都被他们的演讲深深打动，部分同学泪流满面，谴责之声不绝于耳。这样，全校学生就当场议决，集体参加大请愿，一致推举黄松龄和刘琪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代表，参加当晚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筹备大会。

当天晚上7时，在北大法科礼堂，“以北大为首的13校学生开会，北大学生主持。当时，群情激昂、发言踊跃，北大学生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等相继发言”（见何洪《北京十三所学校五四寻踪》）。整个会场充满激昂、悲愤的气氛，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派来的学生代表有刘琪、黄松龄等11人，北大学生许德珩和段锡朋、刘琪、著名记者邵飘萍等都登台演讲，大会高潮迭起，群情激愤。当“会开得很紧张的时候，有一位十八九的同学刘仁静，拿出一把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见许德珩《五四运动60周年》）。大会共议决4条办法：“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北京十三所学校五四寻踪》）。

原本5月3日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至深夜11时的会议已经决定好第二天的游行，参会的学校已经准备好旗子，即将出发，但还有几个不知道这个决定的学校闻风而动，于是，5月4日上午10时又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召开了学生代表会，在一个小时内议决了几件要事：“（一）拍电国内外；（二）唤醒各地国人；（三）预备七日的国民大会；（四）组织北京学生对外的永久机关；（五）本日下午大家游行示威。路线由天安门经东交民巷美、英、法、意四国使馆，转入崇文门大街”（见北京大学校史资料室辑《五四爱国运动北京资料选录》）。

5月4日下午1时，天安门广场上，“13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集会，傅斯年为游行总指挥，段锡朋为天安门大会执行主席。集会上，宣读了宣言，声讨日本的强盗行径，要求惩办卖国贼。集会后，队伍游行来到东交民巷向美、英、法、意等国公使馆请愿，学生公举段锡朋、许德珩、罗家伦、张国焘 4人为代表向美公使馆递交《陈词》”（《北京十三所学校五四寻踪》）。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时，刘琪接受《晨报》记者的采访，说“等大家到齐，我们便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都知道有这种事体。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贴，表示我们的意思”。该校的“大部分学生倾向于采取较温和的态度，在火烧赵家楼时，法政学校的学生即不同意此种行为”（《北京十三所学校五四寻踪》）。“他们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决议案的精神，颇有些非议”（见周予同《五四回忆片段》）。无论怎么说，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都比较积极、理智。

备受吴佩孚赞赏

五四运动爆发后，吴佩孚见学生运动蓬勃而起，从反皖的目的出发，一边以“爱国将军”的形象出现，通电主和、以表明与段氏政权势不两立；一边又大谈军人的天职是“救国救民”，以“爱国军人”自诩，呼吁拒签和约是知识阶级和一般民众、统治集团内部怕危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大都主张接受这一条约，进而为他自己树立“言人所皆欲言、谏人所不敢谏”的形象。

5月9日，吴佩孚“在湖南驻地公开越过好多级，直接向大总统徐世昌发去一电，请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见田建群《细说北洋——吴佩孚》）。鉴于此情，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刘琪南下，他“到常德时，求见驻军长官吴佩孚，动员吴支援学生运动。吴很赞赏刘琪的仪表和口才，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挽留其在部队作文职。刘琪想利用在军队供职的机会为学生联合会服务，营救被捕学生，经反复权衡各方利弊后答应了吴，从此在吴佩孚的军队里作吴的私人秘书”（《革命志士刘琪》）。刘琪就以这种方式，与吴佩孚相识相交，并得到吴佩孚的信任和重用。

据有关资料记载，刘琪和吴佩孚的交谊颇为深厚。在吴佩孚与顾维钧1926年往来的函电中，多次提及刘琪的名字。函电注释内容显示：刘祺，亦作刘琪，字少南，1926年11月18日任民国北京政府国务院印铸局局长（未到任前由瞿宣颖暂署）。该注释的函电为1926年10月8日吴佩孚致顾维钧密电。函电抬头：郑州吴玉帅来电；时间标注：十五年十月九日到；内容：“北京。顾总理鉴：通密。前荐刘琪为印铸局长一事，至今未获提出阁议，殊为歉望，特此奉达，请予发表为荷。吴佩孚。庚。印”（见胡震亚《吴佩孚与顾维钧往来函电》）。由此可见，在此电未发之前，吴佩孚已经向顾维钧举荐刘琪。吴佩孚此电发出一周后，于当月15日又加发一封密电，询问委托事项说，“前请发表刘少南印铸局长一节，望设法妥办，以免枝节，盼复”。此件足见吴佩孚对此事的重视和对刘琪能力的认可。

那么，刘琪是什么时候去民国北京政府印铸局任职呢？据1926年12月21日的《印铸局局长刘琪就职日期通告》记载：“为通告悉，琪在郑州差次。奉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大总统令，任命刘琪为印铸局局长，未到任以前著瞿宣颖署理此令等。因兹琪业经到京，遵于十二月二十日就职，除呈报外，特此通告。”（见民国《政府公报·通告》1926年3839号）换句话说，就是刘琪的善后工作用了近两月的时间，终于在1926年12月20日上任民国北京政府印铸局局长之职。

为抗日救亡而笔耕不辍

刘琪从民国北京政府印铸局离职后，“公开活动不便，但仍秘密与各界进步人士接触，从事爱国进步活动”（《革命志士刘琪》）。九一八事变后，刘琪奔走四方，为抗日救亡鼓与呼、笔耕不辍，撰写了许多与抗日相关的杂文、小说、戏剧、评论、诗歌等，分别发表在《精诚月刊》《宪兵》《国光》《明耻》《革心月刊》等进步刊物上，用笔继续为中国革命的事业战斗。

就刘琪发表文章的情况看，有他自己独立创作、撰写的诗歌、杂文、小说、戏剧等作品，也有他对别人演讲、讲话等进行整理、记录的稿件、笔记。除此之外，还有署名刘琪的一幅杂志封面摄影作品。就这些作品发表的进步刊物的属性看，多属于军方主办的军事刊物。刘琪在《宪兵》杂志、《防控学校周报》发表文章的署名标记，多会附带部队所属的番号；而在其他几家刊物发表文章的署名，则偶尔会附带部队的标记。这点足以说明刘琪离职后，主要在部队从事文职工作，否则，他不会整理那些事关部队的文稿刊发。

刘琪发表在《革心月刊》上的杂文《谈谈军人的病态》，开篇直指当时军人争权夺利的现实。他写道：“拿这般大人物来说：什么军长、师长，及其他高级长官，他们的胸意中，都蛰伏着一颗‘升官发财、争权夺利’的心。从前的旧军阀袁世凯居然想尝尝坐金銮宝殿的滋味。新式的最少他们也想尝尝什么部长、主席的官味儿。”

“莫要辜负宝贵的光阴/莫要虚度了黄金似的人生……怎样度这人生……需要的/便是这无穷的学问。”这是刘琪创作的现代诗《人生》，除了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思考之外，还能在那个年代起到挽回颓风、振奋人心、催人奋进的作用。

难解的死亡之谜

“1934年11月9日晚8时，正当任应岐、吉鸿昌在天津国民饭店二楼45号房间接待桂系李宗仁派来的代表刘少南时，突遭国民党特务吕一民等二人开枪枪击。刘少南当场死亡，任应岐、吉鸿昌被枪伤”（见张晓、胡泊《莫斯科档案〈李大钊同志略传〉的背后》）。

刘琪死于何时？这是一个难解之谜。事实上，刘琪离去的那一天，吉鸿昌转移去国民饭店的目的，是为以防万一。到达后，又从183号房间临时改在145号房间商谈组织抗日武装事宜，这也是有记载的史实。

关于刘琪是否死于吉鸿昌被捕事件，也就是刘琪是否死于1934年11月9日，本文在此存疑，有以下三点理由。

首先，能够查找的史料都指向吉鸿昌被捕事件，但1935年、1936年刘琪还在一如既往地在撰写近20篇抗日救亡稿件，刊载在《宪兵》《防空学校周报》《民族魂》《明耻》《精诚月刊》等刊物上。如果说这些文章是刘琪生前未发表的遗稿，那么其中部分文章结尾的署名就应该一致，而不是多种款式并存。如1935年11期《宪兵》杂志刊载的散文《早晨》，结尾署名为“宪兵第七团第三连刘琪”。又如，1936年23期《防空学校周报》刊载的三首诗《客里愁》《忧时》《从戎志》，结尾署名为“第一连观测排刘琪”；28期《防空学校周报》刊载的三首诗《晚朓》《送友从军》（2首），结尾署名为“军事训练队刘琪”。还有1936年17期《国光》杂志刊发的《国难期中青年的修养》，结尾署名为“刘琪信后于第一师范”。这些多种款式并存的署名，不是同名同姓作者的体现，而是刘琪本人活动轨迹的体现。因为与刘琪之前的文章相比，这些刊发出来的文章行文风格与其一脉相承，表达方式与其一往如前。

其次，如果这些不同的署名都不能反映出刘琪这两年活动的轨迹，那么这里还可以辅之以具备现场感的佐证。如1935年《明耻》1期刊发《本班的历史精神与信仰——胡教育长三期开学典礼训词》，署名标注“刘琪速记”；3期刊发《新刑法的精神》，署名标注“邬秘书生武讲演，刘琪笔记”；4期刊发《新货币政策的意义》，署名标注“吴正教官讲，刘琪速记”。又如，1935年上海《救亡》旬刊创刊号封面采用了刘琪拍摄的照片，图片说明为“本总队学生举行入队典礼时情形”；1936年24-25期《民族魂》（九江）刊发《禁烟纪念我们应有的认识与努力——禁烟纪念会讲词》，署名标注“吴正讲，刘琪记”。罗列这些不同地点、时间和不同刊物刊发的现场速记，足以表明刘琪在这两年中，不是在部队从事文职工作，就是在这些抗日救亡的媒体从事宣传工作。

再次，据当时策划刺杀吉鸿昌的军统特工陈恭树在《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中回忆，在吉鸿昌被刺杀的事件中，唯一中弹而亡的人名叫刘绍勷而非刘少南。刘绍勷为“西南反蒋联盟”派来的联络员，也是陈恭树在重庆时期一个熟人的老岳父。光明日报社原党组书记、总编辑穆欣在《吉鸿昌将军》一书中，叙述的情节与此大致相符。另外，吉鸿昌当时的副官、新中国成立后为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傅二虞在《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中回忆说：“11月9日，吉鸿昌约同任应岐、刘绍湘（勷）等到国民饭店，开的是38号房间……吉鸿昌去接他夫人的电话，由刘绍湘（勷）代庖……刘应声倒地，跳单伤及吉鸿昌右肩……”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来看，刘琪未必是在1934年11月9日被误杀，因为当时被误杀的人是刘绍勷，而非刘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