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红色革命火种的播撒，与当时一所开放的学校密不可分，这所学校就是大定县立职业中学（以下简称“大定职中”）；也与当时一位进步的青年教师在此传播进步思想的活动密不可分，这位教师就是蓝芸夫先生。

蓝芸夫，1912年出生于黔西县打鼓新场（今金沙县鼓场街道），1932年起参加革命活动，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新场总支委员会委员，1939年任中共黔西、大定、仁怀三县中心县委书记，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青年时代的蓝芸夫（资料图片）

播撒革命火种

你交出你底相印，我交出我底大兵，让我们人民来决定，是退还是进，是投降或是战争……天明，不见了公庭，不见了昨夜的审问，但见绞刑架上，挂着尸体，背上刻着“精忠报国”的字印。风波亭，我在你历史底故事中看见和知道了许多许多的事情：我看见血染的英雄的背影……

这是著名左翼女作家、中共地下党员关露1936年发表在上海《光明》杂志的长诗《风波亭》片段，也是1937年大定职中师生在国文课堂上的诵读之声。

蓝芸夫在1985年回忆说，回想当年抄写在黑板上、带着学生诵读的这些诗句，至今他还酸鼻。他当时还回忆了另外一首诗的几句，“我静悄悄地来到岳王坟边，我合掌地祈祷：金人啊，侵！宋人啊，征！防御的战争，即和平之神。”（《中共黔大仁三县中心县委的发展历程》）1985年，蓝芸夫还在《大方夜吟》中写道：“风波亭咏忆当年，协定何梅卖蓟山。骏马秋风忘冀北，杏花春雨醉江南。陈氏惕庐到职中，嘘声恐骇势汹汹。宣传抗日当争赛，监狱刑场乃技穹。”

1985年，大方县委招待所高朋满座，蓝芸夫与17位学生座谈，回顾当年的教学活动。“这些年过花甲的老学子，谈起当年受教于蓝老的情况时，竟然如此眉飞色舞、如此滔滔不绝、如此情深意笃，真是会前预料不到的。有几位学子还流利地背诵了蓝老创作和教授的诗歌，使听者感动得泪花涌动，这其实体现了当年蓝老的人格魅力。”（尹克恂《花季黔西行——怀北大图书馆蓝芸夫馆长》，载《贵阳文史》2000年第4期）蓝芸夫青年时代的才华，在学生们的回忆中展现出来。

学生吴永冰背诵蓝芸夫教授的《风波亭》，这是蓝运臧烈士生前从北平寄给蓝芸夫的爱国主义革命诗歌，在大定职中和黔西城区一小都被蓝芸夫作为范文来施教。吴永冰说，蓝芸夫的情绪教学非常成功，处处掌握学生情绪，注意学生思想变化，因势利导。在朗读《风波亭》的时候，蓝芸夫和学生一起朗朗而读……老师读得哽咽，学生也眼含热泪。“我们都为岳武穆的命运慨叹，为东北三省的拱手相让而悲伤和愤怒。文学与历史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我们的情感也从专心读书升华到关心国家大事。蓝老曾给我们出个作文题，叫《我的家庭》，要求大家如实写出对家庭的真实感受，实际就是了解大家的家庭状况和思想状况，然后对症施教。”吴永冰说。

学生吴家臣谈了几个生动的片段：“1937年，我们没有机会接触什么新思潮，老师来了以后，第一课就选上《恢复我们国家的童年》，把从鸦片战争起始的沧桑、屈辱都谈了，等于给我们注射了强心针。老师介绍我们看鲁迅先生的《迎头经》，让我们鄙弃那些口喊‘迎头赶上’的人，从沈阳‘迎头赶上’北平，从山海关‘迎头赶上’塘沽，皇皇大军‘迎头而奔，嗤嗤小民勿往后跟’。他说，联系这篇杂文，我们懂得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给民族带来多么沉重的灾难。老师介绍我们订阅《读书月报》，经常和我们作半夜长谈，我们恨社会黑暗，老师生动地比喻道：反过来就好了嘛！一锅水本来是静的，底下生起火，先是锅底冒水泡，温度达到100℃，水开了，翻天冒滚，不就翻过来了吗？正由于老师的循循善诱，当年我们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忆我在新场、大定参加地下党组织活动片段》）

传播进步思想

蓝芸夫在大定职中传播革命思想尽管不到一年的时间，却点燃大定山城的革命之火，吴家臣、吴永冰、王善桐、蔡应达等人深受影响而走上革命的道路，有的为此奋斗终生，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1937年初，家住打鼓新场附近的孙抒倩被委任为大定职中校长后，聘请蓝芸夫和廖陵君到校任教。初来乍到，大定的“耆英社”诗社出了《游春词》诗题，蓝芸夫作了一首歌行体。1978年，他回忆其中几句：“夕阳也醉春风里，倦抚西山满面红。”“莫道大方春不好，莺飞草长似江南。”“不知冀北春何如，但梦江南春不已。”“但愿飞花化疾雨，洗尽人间苦恼因。”诗以言志，蓝芸夫说，他那个时候虽没有入党，但已经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了（蓝芸夫《感怀·其一》“吟诗济火古城头”句注释）。1985年，他在大方座谈时说：“当时受聘到职中教书，由于自己信仰马列主义，在职中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第二年就被学校解聘。”（《杜宇招人情脉脉　不辞万水又千山——蓝芸夫同志重返大方》）

学生时代的蓝芸夫对马列主义的信仰，还有一些趣事，时间还得回溯到1929年。1929年底，蓝芸夫毕业于贵州省立第一中学（贵阳一中的前身），“回乡教书两年后，于1932年春回母校，插班高二期二年级乙组”，此时，“同学们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的风气已经很盛了，例如，同班同学寇述彭、方伯龄、涂运昌等已经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书刊”（蓝芸夫《贵阳中学早期的学生运动》，载《贵阳党史资料》1984年第9期）。有一次，他见一位同学阅读中国古代音乐书籍，就去图书室借这本书，期望从里面读到“普罗”之类的知识，可图书管理员杨澄侯却劝蓝芸夫不必借此书，推荐厚厚的另一本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书。这是直译本，佶屈聱牙必不可少，令蓝芸夫想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古训，让他感觉自己也“是绝物也”，灯下流泪后，“硬着头皮读下去，读完这本书，略知一二”（《贵阳中学早期的学生运动》），粗略了解“普罗”“布尔什维克”等的含义。

在大定职中的国文课堂上，蓝芸夫经常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他在课堂上讲授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云栈萦纡登剑阁”诗句，就联系到红军长征进行讲解。他在宿舍评判学生的作文卷子，“联系讲授《开路先锋》歌词：‘几千年的化石，结成了地面的山峰。前途没有路，人类不相通。我们，我们要，引发地下埋葬炸药，对准它，轰，轰，轰。’每天拂晓，我和教师们带着学生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国万岁！’等口号。”（《中共黔大仁三县中心县委的发展历程》）当年，蓝芸夫尽管还没有入党，但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大定县党部的注意。

最为引起国民党大定县党部注意的是1937年的“双十节”纪念活动，蓝芸夫编了一个话剧《家国恨》（又称《平型关》），写平型关大捷前后，虚构一家贫农由苦难到解放的情节。蓝芸夫扮演老农妇，大定县立女子小学教师罗学敏扮演儿媳妇，排演了郭沫若的《棠棣之花》，有“侬欲均贫富，侬欲抑强权”等句。吴永冰、王善桐扮演聂嫈、聂政姐弟。此外，蓝芸夫还编了幕外节目《金钱棍》（又称《柳连柳》）唱词，廖陵君打金棍，蓝芸夫帮腔，宣扬东北义勇军。40多年后回忆，蓝芸夫还记得其中两句：“青纱帐里把身躲，退可以守，进可以攻。”

国民党大定县党部得知这些预演的内容后，费尽心机，拼命拉拢蓝芸夫的学生去参加他们开展的各项活动，企图拆掉大定职中“双十节”演出的台，但这些企图都没有实现不说，还闹得满城风雨——说大定有40多个共产党员。实际上一个都没有，事后才知这是一个毕节的共产党员被大定驻军政训处逮捕，被用尽酷刑之后，政训处毫无收获而造出来的谣言。

入冬以后，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特务、共产党的叛徒陈惕庐到大定视察党务，到大定职中演说。陈惕庐说共产党发表了《国共合作宣言》之后，就表示投降了国民党，因此，再没有共产党了；如果声称是共产党员，就按汉奸论处，抓住就杀。蓝芸夫在《中共黔大仁三县中心县委的发展历程》里说：“这是卑鄙无耻的造谣，企图吓唬革命群众。但是，当时学生中的吴永冰、王善桐、黄正芗、吴家臣等，以及小学教师罗学敏还是趋向共产党，我也没有被吓倒。”

后来，孙抒倩觉察到蓝芸夫开展这些活动的风险，寒假回打鼓新场的时候，就对蓝芸夫说：“蓝先生不要去大定了。”从此，蓝芸夫就离开了大定职中。1940年春，蓝芸夫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文工团、陕甘宁边区文协、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延安新华通讯社，任学员、教员、编辑、党支部书记、科长等职务。

点燃革命之火

1939年初，贵州省工委派李卓然向蓝芸夫宣布成立中共黔西、大定、仁怀三县中心县委，指定蓝芸夫任书记，领导黔西城区、石场、清池、大定县、仁怀县组织。

为适应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需要，根据省工委的决定，黔大仁中心县委成立大定党支部，由原任毕节地下党县工委书记的大定职中教员邱在先任支部书记、吴家臣任宣传委员、杜华疆任组织委员，并批准在大定职中任教的张西屏（张泰荪，四川合江人）重新入党，后补期三年，编入大定党支部。

大定党支部成立后，按照黔大仁三县中心县委的安排和指示，吴家臣在家乡的坡脚小学（今鼎新小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其余同志以教师或学生身份作掩护在大定职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大定党支部在大定职中很快建立“学生救国会”“学生自治会”等群众组织。杜华疆担任“学生救国会”主席，进步学生蔡应达、钟德洪分别负责总务和宣传工作。王善桐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吴永冰负责宣传工作。同时，大定党支部还在学生中秘密组织了3个读书会，由邱在先、杜华疆、蔡应达分头领导。在县城，读书会的活动内容主要是阅读《大众哲学》《大众政治经济学》《青年自学丛书》《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为了掩护读书活动的开展，大定党支部还成立了文学、绘画、音乐、木刻学习组，吸收更多的青年男女参加活动。

大定党支部在加强“学生救国会”“学生自治会”领导的同时，还以这两个组织为依托，组织文艺宣传队，到小屯、石院墙、理化、六龙、响水等地进行流动演出，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送郎参军》《母亲回头见》等抗日歌曲，张贴抗日标语。以“学生救国会”的名义，利用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组织的“边远农村工作团”“抗日话剧团”等抗日团体，到响水、达溪、大兔场（今纳雍县城）、瓢井等地进行宣传，公演《家国恨》《张家店》《家重国重》等抗日话剧。

1936年6月，大定党支部通过在实际斗争中的教育考察，吸收革命意志坚定、工作积极的蔡应达等学生入党。1939年秋，邱在先离校去贵阳后，大定党支部的工作由杜华疆负责。1940年初，杜华疆在大定职中毕业后就到黔西三重堰任教，蔡应达继续领导大定党支部的工作。

后来，大定党支部遭到当地反动势力的破坏，只能转为更加隐蔽的状态继续战斗。1940年4月，在三重堰的杜华疆委托孙绍业转交写给蔡应达的信，因为传递不慎而落入国民党大定县党部干事蔡绍和之手，蔡应达、杜华疆两人随之被捕，张西屏被迫逃离大定返回四川合江，一些进步学生也随之受到严格的审查。至此，大定党支部遭到完全破坏。

蓝芸夫1985年在大方县委招待所座谈时说，大定地下党支部建立以后，在领导大定的建党工作和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团结进步师生、开展反蒋抗日活动和揭露国民党的黑暗腐朽等各项活动中做了大量工作，应该给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