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方县羊场镇的乌鸦洞曾经是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生产基地，曾经是中国第一批“塞克隆”航空发动机的诞生地，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汽车零件制造厂……这一切都拜那个特殊的时代所赐。“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航委曾在贵州省大定（今大方）县羊场坝地方创建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中国航空工业史修编办公室《中国航空工业史》第140页），当时定下的名字为“大定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以下简称“大定厂”），对外称为“云发贸易公司”。

该厂从1939年筹建到1949年迁往台湾，通过李耀滋、钱学渠、胡旭光、沈运干等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全厂员工的努力，“依靠具有美国20世纪40年代水平的先进设备，在穷乡僻壤修建起厂房，成功制造了我国第一批航空发动机，为我国航空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中国航空工业史》第140页）。这样的贡献同样离不开厂内地下党员的付出和牺牲。就让我们把时光拉回1941年战火纷飞的大定厂，回顾这一段“天”与“地”之间相互交融、彼此争锋和斗争的历史。

1945年，羊场坝航发厂研究课长、博士曹友诚与我国试制成功的第一台1050马力大型航空发动机“塞克隆”合影。（资料图片）

川南地下党员的转移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大肆破坏中共在国统区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企图把中共在国统区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全部扑灭。在贵州的大定县，随着中共大定地下党负责人蔡应达被捕，吴永冰、张西屏、吴家臣等地下党员被迫离开大定，到其他地方开展工作。类似的遭遇，同样发生在川南地下党的身上。他们把一批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同志以交叉错拆的形式先后转移到不同地区。贵州毕节、大定、黔西、金沙等地与川南毗邻，自然就成了他们转移的地区之一。

1941年至1942年，川南地下党组织先后安排党员转移，进行长期埋伏、彼此之间单线联系，以此积蓄力量、巩固堡垒、建立新基础，准备迎接新一轮革命高潮的到来。转移到毕节各地的地下党员通过迂回曲折的办法，利用新的社会关系，积极打入国民党在贵州大定羊场坝开办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厂。1942年至1944年，川南地下党组织先后将四川泸县、古蔺两地转移出来的一些同志安排到该厂，隐蔽下来开展工作。

1943年5月，川南特区党员万仁慕到贵州，从四川古蔺步行到金沙、黔西途中，听到大定厂招工的消息。他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进入该厂开展工作，就日夜兼程往前赶。可当他赶到甘棠时，招工期限已过。经客栈房主刘占清（后为地下党员）介绍，就暂时在甘棠小学教书等待机会，但他入厂进行地下革命活动的决心并没有改变。等到6月初，经甘棠护路队长蒙廷清（后为地下党员）介绍，万仁慕进入大定厂士兵队当文书，不久后就调为官佐宿舍食堂炊事上士，他的决心实现了。8月，通过组织的安排，万仁慕与之前进入大定厂的地下党员王新民、吴难易接上组织关系，建立了党小组，他任小组长。1944年3月，古蔺中心县委邓应棋要求介绍之前疏散在赤水河的地下党员王玉升（原名王浮生）进入大定厂，增强地下党的力量。接到命令后，万仁慕利用自己的资源，把王玉升安排到该厂士兵队，担任一等公役之职。

潜伏斗争不忘学技术

在党小组的领导下，1942年至1945年期间，其工作方针是坚持抗日活动、反对迫害、长期埋伏，建立新的革命基础。具体到实际工作中就是熟悉情况、摸清敌情、广交朋友，每人学习一门技术，开展必要的斗争。不久，大定厂的政训室、机工课、补给工场等主要技术部门，都插进了地下党的同志。在厂里，地下党员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谈心谈话活动，广交思想进步的知心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每个同志都交了10名以上的知心朋友。这些朋友既有该厂的工人、士兵，又有厂外的老百姓。他们还发动工人订阅进步书刊，出黑板报、墙报，学习和宣传革命思想；组织“捷光”球队，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达到了团结广大工人和士兵群众的目的。每个同志都学到了一门专业技术，打下了长期埋伏的坚实基础。

1942年6月，有同志在大定厂技术管理大队对军统特务万崇波在烈日下进行军事训练、极端迫害工人的行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该同志在斗争中以坚强的意志为支撑，接受了100板掌心的惩戒；但他却使万崇波威风扫地、颜面全无，成功激起了群众对敌人的不满和愤怒。

1943年10月，党组织了解到该厂工头（技工管理人员）姜林经常欺压、打骂工人，工人们敢怒不敢言的情况。党小组利用该厂陆军和空军的派别隔阂、彼此之间针锋相对的矛盾，瞅准时机发动工人狠狠地把姜林揍了一顿，为工人们出了一口气，长了大家的志气，还团结了不少工人兄弟。事后，万仁慕虽因此事被关了三天禁闭，但他却因此得到工人们的信任。此事过后，该厂的工头再也不敢随意打骂工人了。

1944年秋天，进厂不到半年的王玉升发现士兵队长张子恒与伙食管理员相互勾结，克扣、贪污士兵们有限的伙食费，在士兵中已经引起强烈的不满。万仁慕认为这是利用矛盾、争取士兵向组织靠拢的极佳机会，于是就与其他党小组成员研究，决定一边鼓励士兵用迟到、早退、打瞌睡等办法消极怠工，一边组织士兵代表上告，迫使厂方将士兵队长调离、管理员撤职查办，士兵们推选王玉升管理伙食。通过这次斗争，党组织争取、团结了许多士兵和群众。地下党抗战期间在大定厂的潜伏，实现了在潜伏中广交朋友、团结工人群众开展斗争和在斗争中不忘学习过硬技术的目的，也为解放后接管工厂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巧妙推动全厂大罢工

1945年至1948年，党小组在大定厂的斗争中坚持以放手发动群众反对迫害、建立新堡垒为主，以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新高潮。具体到实际工作中就是加强党的秘密技术学习和锻炼，以党支部为领导，在厂外建立隐蔽据点，开展厂外群众工作，争取群众对党最大的支持，发动了一次全厂大罢工运动。

曾任大定厂技术员，解放后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副教授、国防科技大学教授的欧阳昌宇回忆：“1945年5月传说厂长顾光复已撤销大定厂的编制，要将厂里的黄金悉数带去台湾，断绝工厂的经济来源，要挟全厂员工去台，这就激起了全厂工人的愤怒。隐蔽在中共羊场坝的地下党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了一次抗议罢工。”（欧阳昌宇《乌鸦洞的奇迹》）不过，罢工的起因却是厂里发电的柴油机缸盖被毁坏，发电房主任王敏求趁机阴谋迫害工人贺章诚，将其扣押起来，准备送重庆军法处法办。经过党组织的暗中调查，地下党员王新民将王敏求制造柴油发电机事故、买通工人陈玉和作假证的事实公之于众。知道这一情况后，工人们义愤填膺。党组织巧妙利用这次事件，一边在全厂发起揭穿王敏求阴谋的活动，一边利用大定厂湖南同乡会的社会关系，放手发动全厂大罢工。

罢工当天早上，“工人们上班打了卡就滞留在打卡房的大路上，人越来越多，都不进厂房。上班汽笛拉响了，他们一齐向中枢办公楼前席地而坐，呼吁‘要生活、要薪饷’以示抗议”（《乌鸦洞的奇迹》）。当时，欧阳昌宇在机工工场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说厂长不管留厂员工的死活，要把厂里的黄金全带去台湾，希望大家去中枢办公楼找他说理，并相互转告。此前，携家带口的欧阳昌宇妻子已被厂方解雇，妻子有孕在身，早就下定决心不去台湾。他接了这个电话后十分气愤，一连拨通了十来个电话通知各单位，要他们去中枢办公楼声援谈判。

在罢工斗争中，党组织将党员分成三线，一线以王新民为主，二线以吴难易为主，三线以万仁慕为主。要求必须注意斗争策略，以工人为骨干，党员尽量不出面或少露面，多由入党积极分子出面。如果一线同志不幸被捕，二线、三线同志就依次顶上去。具体的斗争则分三步进行：一是在群众中串联、鼓励，争取更多的人参加，以壮大声势，扩大罢工规模。二是在《技工月报》上大造舆论，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三是由王新民带领工人代表示威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贺章诚，严惩陷害工人的罪魁祸首王敏求。罢工开始的时候，厂方拒绝了工人们的合理要求，还扣押了工人代表，结果就激起了工人们更大的愤怒和更为强烈的反抗情绪，罢工的规模便迅速扩大，形成了强大的压力，迫使厂方释放贺章诚、惩办王敏求。

罢工的胜利既扩大了地下党的影响力，又使工人们看到自己力量的强大，在提高斗争勇气的同时，也引起了厂方的警觉。在他们增加特务加强监视之后，突然逮捕了王新民等13名工人代表。党小组针对这一突发情况，一边发起全厂签名盖章活动，准备再次掀起更大范围的罢工运动；一边派王玉升回川南请示，川南党组织从重庆谈判顺利进行的大局出发，要求大定厂党组织暂时让步。后来，经过几番有力的斗争，王新民等一批代表被释放。此后，面对厂内日益严峻的形势，党小组决定将在罢工斗争中出面较多的王新民、吴难易迅速转移。

转移出厂发展党员

随着王新民、吴难易的转移，大定厂党小组的活动中心就由厂内转到厂外，以厂外包围厂内的形式开展。厂外的斗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有序向羊场坝、野坝、甘棠、大定城南等地开展社会工作。王玉升、万仁慕以在羊场坝安家为名，借机离开厂区居住，在当地的新马路、米食坝等地，建立了多处隐蔽点；还利用现有的社会关系，开办了“大同旅馆”和“八二八旅馆”，为上级来往的同志提供更好的隐蔽点，同时还将其作为地下党组织活动的中心来建设。

蒋介石公开撕毁《双十协定》以后，革命斗争的形势急剧变化，地下党工作更加隐蔽，斗争更加艰难。为了适应新形势下革命的需要，1947年10月，川南地下党开始了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同年12月，党小组向古蔺中心县委提出在大定厂发展党组织的报告，但中心县委认为反动派对该厂的控制很严格，暂时不同意发展，先做好培养准备工作。一年之后，古蔺中心县委批准了发展党组织的报告，决定从1949年起发展党员，指派余辉（余学臣）为联络员，以便加强指导和联系。1949年3月，党小组吸收了经过长期考验的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建立隶属古蔺中心县委领导的羊场坝地下党支部，万仁慕为党支部书记。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迅猛发展，羊场坝地下党组织先后发展党员60多人。5月，建立了羊场坝地下党特别支部，书记为万仁慕，下有工厂、羊场、甘棠、大定城南四个支部，领导农民开展反对“三征”（征兵、征粮、征税），发动青年学生开展“三要”（要民主、要自由、要职业）“两反”（反贪污、反迫害）等运动。

在开展群众政治和经济斗争的过程中，积极在工人、士兵和群众中发展新党员，不久就开辟了一些新的发展地区，配合西南的解放。这些新地区的组织方式主要以该厂特别支部为领导，下属四个支部分别在大定厂、大定县城、羊场坝、甘棠。当时新发展的党员有70多名，把大定县城和羊场坝周边的几个乡镇都连成了一片。

阻止迁台，迎接解放的到来

随着形势的发展，党组织在大定厂的工作中心转向坚决保护工厂、反对搬迁台湾、防止敌人破坏和发展新党员方面，以更好地配合当地的解放。为此，党组织订了刊物，对群众进行经常性的政治教育。1949年2月，国民政府决定将大定厂迁往台湾，命令该厂做好一切准备，7月开始搬迁。计划先将设计图纸、精密仪器及机器运走，其他设备万一来不及运走，就地全部炸毁，决不给共产党留下一颗螺丝钉。

据《万仁慕遗稿》记载，大定厂搬迁台湾的动向，在1949年初就已经开始部署了。觉察到这一动向后，万仁慕、汪国榜、王玉升、余辉等研究决定，发动工人在装机时拖延时间，向工人群众宣传台湾多拥挤、生活很苦，不要去台湾。决定还明确党支部抓军事、必要时行动，挑选有军事常识、有军事培养前途的党员编入军事小组，由党员刘沛民负责领导，打入厂内的武装自卫队，掌握武器。余辉回川南汇报后，传达了川南党组织的指示，阻止搬迁应为主要工作，党员要尽量留下来，不去台湾；羊场坝的党组织扩大为大定特别支部，下设四个支部。

根据这一指示，余辉提出金沙有几十条枪，组织上已经掌握。万仁慕提出再与地方联系，发动地方武装配合，用军事行动阻止搬迁。具体方法就是利用该厂头目汪福清与顾光复的派系矛盾，发动工人在工资、工衣等生活方面的问题上不断开展斗争，尽量拖延工厂搬迁的时间，迎接解放的到来，从而达到阻止工厂搬迁的目的。工作的方法确定后，潜伏在该厂的党员就发动工人拖延装箱的时间，想方设法打入工厂自卫队进行活动。同时，党组织也在厂外千方百计联系地方武装力量，由张亚群介绍，几次去试探家贫因拉兵、被迫去当土匪的黄万奎（黄与纳雍有100多人的土匪头目有关系），准备派人打入土匪内部进行工作，逐步改造土匪，转为我党的一支游击队，用武力阻止工厂搬迁。党组织决定由万仁慕离厂，专门去做这一“土运”工作，余辉再回川南汇报请示。

1949年7月1日，万仁慕离开大定厂去做“土运”工作。离厂后，万仁慕与郭兰亭装扮成卖盐巴的商人，去织金县以那架。在那里他们和一个姓李的联系，带他们去看了存放的武器和修枪的地方后，要求他们为其装备一些子弹。回来后，党组织派黄晓辉和郭兰亭把子弹送到黄万奎那里。这时，再次回川南汇报的余辉回来传达党组织的指示：“不搞武装阻止迁台，更不能搞‘土运’工作，护厂问题按原来的安排，由黄晓辉掌握进行，并撤退部分特别支部成员与家属。”

经过一段时间的频繁活动，万仁慕、王玉升、汪国榜等因出头露面较多，引起国民党毕节、大定当局的注意，特务和保警大队多次到场抓捕地下党员，他们只能迅速转移到金沙、遵义等地继续进行活动。但党组织阻止工厂迁台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而是指派部分地下党员打入特务连和消防队，进行策反工作；组织部分地下党员参加该厂的自卫组织，以便掌握一定的武器，为必要时发动武装斗争作准备。

到了1949年11月25日，在解放军快到羊场坝的前三个小时，得知该厂头目要坐上大卡车、武装掩护潜逃的消息后，该厂地下党支部负责人黄晓辉装扮成司机助手，一路跟随到重庆后，督促其向解放军投降，催促其返回大定县清理物资，回厂办理交接手续。在羊场坝的地下党同志，欢迎解放军到来之后，地下党员王世英把解放军带到工厂，督促该厂的武装人员放下武器。解放军接管工厂后，党组织积极协助部队运输物资，支援解放军向毕节等地进发。

解放后，留在大定厂的地下党员积极配合军管会的工作，有效接管了工厂未迁转的400多人和机器等物资400多吨。1950年2月21日，万仁慕将羊场特别支部党员名册移交大定县委。25日，在毕节地委、大定县委的领导下，大定厂召开了党员会师大会。会后，羊场特别支部的地下党员分别转到有关党组织，万仁慕留下任该厂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1952年8月，大定厂迁往成都。

据《中国航空工业史》记载，大定厂1949年宣布迁台时，各主要技术课室的负责人有机工工场王子仁、装配课杨庆瑞、检验课胡广家、设计课王玉京、工作准备课顾义章、研究课张汉钟、运输课彭颖生、维护工场张遐年和水电股应章泉，包括副厂长汪福清共计10人未去台湾，去台湾的只有铸工工场胡思民1人，留下的技术领导人占90%。当时，该厂各单位总技术人员91人，留下78人，占86%；技术工210人，留下176人，占84%；留下的技术人员与技术工共254人。这个统计没有包含装配课、汽车零件生产车架和汽车队的技术员工，但当时的装配课员工人数本来就较少，有把握估计全厂技术员工留下的比列不会低于80%，他们后来都随厂迁往成都，成为飞机工厂的基本技术力量。大定厂的物资总数为400吨，运走总重量约67.5吨，占全厂物资总数的17%。该厂护厂留下来的这批雄厚的人力和物力，为新中国在成立初期组建飞机工厂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