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初，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渡过乌江上游鸭池河后，向黔（西）、大（定）、毕（节）挺进。毕节城的土豪们闻讯后坐卧不安，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纷纷恳请国民党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尽快商议出对策。

为了对蒋介石有一个交代，迫不得已，莫雄只好安排召开土豪士绅及党、政、军各界代表参加的会议。这天，整个会议室内烟雾缭绕，大家对如何应对局势争得面红耳赤，有的主张弃城而去，有的主张假意投降，有的主张与红军决一死战……最后，莫雄总结了大家的意见，说道：“大家不要吵了！不要搞得剑拔弩张。在此危急时刻，我们干脆对席大明、周质夫部实行招安，暂时不围剿他们，派人与他们讲和，晓之以理、诱之以利，这样既可避免他们跟我们正面为敌，又可以利用他们堵截红军，让他们双方对战，互相削弱力量。”会议商定对策后，莫雄即派人联系席大明。

席大明应邀与毕节最高行政长官莫雄见了面。莫雄详细地讲了意图，并表示只要席大明不再与土豪们为敌，率部堵截入毕的红军，政府不再围剿他们，并委任席大明为国民党保安团长、清乡司令等职。席大明将计就计同意了，同时要求莫雄先解决部队的粮食、弹药、军饷。莫雄满口答应，并同样对周质夫部进行“招安”。于是，席大明、周质夫率部进入毕节县城，分别驻扎在望城坡、虎踞山一带。

2月9日，红二、红六军团从大定（今大方）向毕节开来。莫雄提前召开军事作战会议，命其主任参谋王昭淹率官兵驻守城防，席大明部到归化、梨树坪，周质夫部到头步桥、梓潼阁一带布防。从表面上看，万事俱备，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红军是难以入城了。上午9时许，红军先头部队在归化出现，早在那里埋伏好的席大明部一个身披红毡的人大步走到红军队伍前面，不一会儿又沿原路返回到席大明阵地上来。接着，双方便开火了。阵阵“哒哒哒”激烈的枪声在归化响起，掩盖了其它噪音，青烟、黄土层层涌来，弥漫了山谷，飞鸟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纷纷吓得四处乱窜。“弟兄们，打啊！得睁大眼睛打啊！千万不要让莫专员失望呀！”双方接上“火”打了一会儿，枪声稀少了许多，原来是双方指挥员均下了“节约子弹”的命令。席大明部战况不佳，吃了败仗，且战且退，向毕节城方向撤退而来，红军则紧跟其后一路追来。

归化一战，“打杀”声一直未断，但奇怪的是，席大明部和红军都没有一个人伤亡。难道没有开枪吗？非也，十里之外皆听见了激烈的枪声，双方确确实实是真枪实弹地开火的。难道是交战双方枪法太臭，没有命中吗？否，不要说是那么多人，仅席大明一人，不就是赫赫有名的神枪手吗？连天上的飞鸟都难逃他的枪口，更何况是人呢？还有那身经百战的红军战士，枪弹也不是吃素的呀？

原来，这里面有个天大的秘密：当红二、红六军团来到大定时，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立即做好迎接红军到毕节的准备工作。他率领毕节地下党员一边做好席大明、周质夫部的工作，要他们假意接受莫雄的“招安”，借机充实部队的武器弹药，补充粮食和军饷；一边派出地下党员李仲良于2月6日到大定与红军取得了联系，向红六军团参谋长谭家述汇报了毕节的情况，欢迎红军到毕节。谭家述听到情况后，报告了任弼时、王震、贺龙等军团领导，于是作出进占毕节的决定。所以，当红军到来时，按事先约定的暗号——与身披红毡者接头，双方即开了火，不过双方都是向天空鸣枪，这才有了归化一战的精彩场面。

话分两头。再说毕节首任行政督察专员莫雄，本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仰慕共产党，对蒋介石极为反感，曾经帮助我党做了不少工作（如援救被捕的中共党员等），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有几十人都是中共上海党组织介绍来的中共党员。红军即将到来时，他假装作了布置，然后带领卫队、职员撤到毕节城外10多里的山沟，既避免与红军正面接触，又可以应付蒋介石。当席大明部退到城外时，迅速控制虎踞山。虎踞山位于毕节城南门外，是全城的制高点，在这里可以俯瞰全城，是控制、保护毕节城的军事要地，易守难攻，可将全城的军事布防情况尽收眼底。驻守城防的保安团一班人马见莫雄撤离，席大明部“无法抵挡”，知道大势已去，抵抗也属徒劳，于是退出了毕节县城。

红二、红六军团在中共毕节地下党的策应和莫雄的巧妙安排下，顺利进入毕节，在广大人民的欢呼声中列队入城，拉开在毕节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各级政权和地方武装、“扩红”工作的序幕，在毕节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49年11月，叶剑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在接见莫雄时，转达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莫雄是我们党的老朋友、好同志！”（作者系七星关区信访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