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红军长征到遵义之前，除了毕节当地人之外，谁也不曾想到偏处乌蒙山腹地的毕节会有党的组织。中国革命的浪潮是怎样波及并深深影响这里的进步青年，为他们开启毕节红色革命历史的道路，浓墨重彩地书写贵州红色革命的一页？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信息通道的建设和信息的快速传递，当年最为快捷的信息传递方式莫过于电报，毕节电报局的诞生对革命星星之火的传播功不可没。
贵州省第一个电报局
按照光绪十三年（1887）毕节电报分局成立（毕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毕节县志·大事记》第12页）的时间推算，电报在毕节开通的时间仅仅比李鸿章架设行辕至上海制造总局之间的10余里电线第一次发电时间晚10年。电报作为当年信息传递最快的方式，在毕节落地的时间比中国西部其他省区早两至三年（参见韩晶博士论文《晚清中国电报局研究》第103-105页），成为进步青年获取信息的渠道。
在当年，毕节电报局为贵州最早的电报局，但其隶属和管理却不在贵州而在云南。为什么呢？原因有二：一是当时线路属性的规定，“四川泸州至云南蒙自续设官线，以保证边防要务的畅通”（《海防档》），毕节电报局自然就被涵盖其中。二是贵州的电报线路由四川和云南的连接线分接而来，毕节正好处于这一连接点上。光绪十年（1884），清政府把湖北的电报线路从宜昌延伸到重庆，两年后延伸到成都；同年，由广西百色接线至云南昆明，成立云贵电报总局；与此同时，四川的线路与云南的线路在贵州毕节接通，完成了川滇电报线的建设。1887年3月，在毕节设电报局一处，是贵州省设立的第一个电报局（参见孙元成《贵州电信史略》，载《贵州文史丛刊》1991年第1期）。
当时的贵州巡抚潘霨颇具开放意识，看准这一时机，即奏请朝廷，要求“经由毕节县、分设子线”，在贵州架设电报线。清光绪帝于同年4月27日批准，5月顺利完成从毕节经大定（今大方县）、黔西、清镇至贵阳的省内第一条电报线路，并设贵州电报局于省城巡抚衙署内，委潘光照为总办，仍隶属于云南电报总局。后来，由于贵州电报局划归贵州自行管理，“修养费用，皆归黔发”。为此，线路建设经费由贵州“协银一万两”解决，向云南垫赔修通毕节的费用6800两，公款摊赔1200两，黔西道摊赔1600两，毕节电报局摊赔400两。因贵州毕节电报局为“滇黔合筹”，与云南省的蒙自、昆明、宣威电报局皆归云南省管辖，“不敷之费由（上海）善后局领用”（《邮传部第二次交通统计表》电政纪要），人事权自然也不在贵州了。
早期毕节电报局的重要电报设备莫尔斯机器，其最大耗材用于线路的开通和维护，如8号铅丝、莫尔斯机专用电报纸条和用于电源供给的大量碳板及锌材。这些器材补给要从上海电报机器厂沿长江水路运至四川泸州，再改由陆路运至毕节电报局器材仓库，再分别供应至贵州省内其他各电报局。由此可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毕节电报局实际发挥了黔西北电报枢纽中心的重要作用。
打开信息革命的窗口
毕节电报局打开一扇获取资讯的窗口，开启一道通向革命之路的门。无论怎么说，毕节电报局使山城的人们知道有电报这种快速传递信息的方式，当时通过这里向毕节青年传播《新青年》杂志、《东方》杂志、《民报·副刊》等多种进步刊物和国内革命运动的宣传资料。毕节电报局“几十年来培养了大批电报业务技术骨干，为国家培养了人才”，也“为黔西北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民主进步思潮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流进了这个沉睡千百年的山城”（宋捷生《永不消逝的电波——忆成为贵州电报事业发端的毕节电报局》）。这些都在毕节电报局第一任局长缪桂卿的管理和支持下完成。
缪桂卿，又名缪联芳、职务用名缪桂，云南昆明市人，任毕节电报局局长的时间从1887年开始，一直到1935年5月31日终止。当时的民国交通部长朱家骅令：“毕节电报局局长缪桂，著即撤职，遗缺派赵錡接冲。”即便如此，缪桂卿也没有马上离开毕节，而是继续在通信领域耕耘，1941 年才离开毕节去贵阳电报局工作。彼时，因抗战内迁通讯需求的激增，贵州电报事业的发展迎来大好时期，缪桂卿被调派贵阳电报局，继续为贵州电报事业的发展做贡献，布局完善全省电报网络。
1887年至1941年在毕节电报局长达54年的工作生涯中，缪桂卿担任了48年的局长。据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毕节一中退休教师、缪桂卿的外孙宋捷生记述，他为开创和建设贵州电报线路工程，从云南昆明迁居贵州毕节，为贵州省近代电报业务创建人之一。缪桂卿在“建毕节电报局时，技术上得到法国电报线路工程师孟纳尔的帮助，业务上得到清政府邮传部特派主管官员彭遵六的支持”（《毕节古今人物名录（上）》）。他事必躬亲，一边施工建设线路，一边培训机务人员。截至1925年，毕节的糜镜秋、罗肇民、糜君牧、陈志清等均在线路工程队服务并学习电报业务；值机当班人员有四川的刘卓然（领班），贵阳的杜少伯、杨松年、范子规，以及云南电报学校的缪象初、糜君牧、康子介和糜镜秋、陈志清、秦天柱、罗华夫、高言尧、吴泰元等；此外还有工务人员黄丽生、金福，巡线员邓玄成、侯少荣，文书郭某某。这些电报领域的人才都是在缪桂卿的引导下成长起来的，其中，缪象初为其长子；糜君牧后来任王家烈的交通处处长，在缪正元成功打入国民党中央军103师潜伏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缪桂卿在引领毕节电报局发展的历程中，不但为毕节乃至贵州电报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还间接为他的两个儿子（缪象初、缪正元）一个女儿（缪素心）打开了通往革命道路的门，使他们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子承父业为中国自古的传统。云南电报学校毕业的缪象初是缪桂卿长子，也是黄埔军校三期学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缪桂卿的次子缪正元，少年时代在毕节电报局担任过见习报务员，为其参加革命后打入国民党中央军103师打下了基础；女儿缪素心和三子缪庆元在两个哥哥的影响下，也成为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的成员。缪素心在草原社结识了宋达兼，演绎了一段革命爱情终成伉俪、相伴一生的佳话。可以说，那个时代的毕节电报局，不但开启了贵州信息革命的窗，而且打开了毕节近现代革命的门。
留下遗憾的缪象初
缪象初经周逸群、李一侠介绍入党之后的革命活动鲜为人知，其外甥宋捷生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公布缪象初为新增南昌起义参加者后写了《信念铸就的无悔人生——缅怀参加南昌起义的毕节籍革命志士缪象初》一文，刊载于《毕节试验区》2022年8月总第265期上。记者也在革命历史的汪洋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追寻毕节这位革命志士的足迹。
缪象初（资料图片）
缪象初早年受毕节开明人士周素园的影响，思想比较进步。他和周素园常有书信往来，1946年周素园曾在《致缪象初函》中谈及居住周边的治安状况。
进了黄埔军校后，缪象初为三期学员，不久就参加了学校共产党人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后又经周逸群、李侠公介绍入党。
可以说，缪家兄妹是在缪象初的间接影响下参加革命的。1925年至1926年间，缪象初和黄埔军校的贵州籍人士不断寄一些进步书籍回家乡。在参加北伐战争之前，缪象初还编述了《南征政治宣传工作总报告》，简述1925年黄埔军校学生军各部参加南征的情况，刊发在1926年创办的《军事政治月刊》上。北伐战争中部队打到武汉时，缪象初发电报回毕节，要缪正元去武汉上学。因此，缪正元于1927年初进入湖北省立第二中学读书并加入共青团。“马日事变”后，缪象初去南昌后参加了起义，南昌起义时任第二十军参谋，起义失利，后来脱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盟贵州省筹备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贵阳市人民政府和贵阳市政协副秘书长。
据宋捷生记述，在南昌起义的战斗中缪象初英勇负伤，所率余部在撤离南昌城的途中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只好辗转抵达江西浙江交界山区驻扎休整。
据解放后长期与缪象初共事的朱崇演在《黔彦写真》记载：缪象初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军委委员，因“立三线路”要他组织暴动，缪象初以条件不具备没有执行而脱党。后来他又在国民党部队隐蔽下来，先后任团副、政训处长；还在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任过鄂北游击队纵队司令、新编28师副师长。1941年起弃军从商，经营农场。1944年任毕节县毕阳镇镇长，从事反蒋活动。1949年加入民盟。解放后在民盟贵州省筹委会、贵阳市人民政府、贵阳市政协任职，“文革”中被迫害至死。1979年5月25日，贵阳市委召开落实统战政策大会，为缪象初等23位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朱崇演在《黔彦写真》中写道：“缪老在世时，尽管性格开朗，平易近人，却从未谈过他的光荣历史，留下了许多遗憾。”
传递密码的缪正元
1934 年1月的某个清晨，毕节文庙有三个年轻人——林青、秦天真、缪正元秘密聚在一起，等待一个庄严时刻的到来——宣誓入党，并成立贵州地下党毕节支部。那一年，缪正元23岁，参加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已经8年了。1933年底，他和林青在上海与党的组织失去联系后回到家乡，准备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1926年，在火药铺当学徒的缪正元从贵阳买硝回来，接到大哥缪象初发来的电报，要他到汉口去。1926年底，缪正元和他的两个同学吴铁铮、张毅中一起离开毕节。到赤水的时候，吴铁铮考入地方军阀办的崇武学校，只有张毅中和缪正元一起到了汉口。之后，张毅中去了周素园女婿王崇素家的商号当学徒。缪正元找到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政治部当秘书的大哥缪象初后，于1927年初进了位于汉口的湖北省立第二中学，经教务主任、共产党员杨献珍介绍加入了共青团。
缪正元（资料图片）
“马日事变”后，缪正元所在的学校停课，缪象初将缪正元安排到王崇素家当学徒，认识了王崇素的侄儿王芸生（后来回贵州参加革命，曾任贵州省工委军事领导小组成员，贵阳县、毕节县工委书记等职，1950年5月13日在贵阳大关壮烈牺牲）。在王崇素家进出的有许多第十五军的贵州人，有共产党员杨显之、饶近庄（饶博生哥哥，1928年牺牲）、黄英伦（黄齐生侄儿）、董恕和车淑云等。王家有这些人常来常往，对王崇素的影响很大，他的思想比较进步，倾向革命。这段时间，缪正元介绍王崇素弟弟王文桢加入共青团。
1927年冬，缪正元到王崇素上海的天丰号当学徒，次年考入上海江湾的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1931年，林青到了上海并找到缪正元，一起住在中学部。他们与团组织的联系都断了。随着局势的紧张，缪正元的学校向每位学生发了20元便解散了。在他和几个同学去无锡找事情做解决生活问题期间，林青由度予之介绍接上了团的关系，在沪东团区委工作。经过努力，林青也把缪正元的组织关系接上，组织安排缪正元到沪西小沙渡支部任区委发行部部长。期间，缪正元经组织批准转为共产党员。“九·一八”事变后，在黄英伦的领导下，缪正元和几个贵州青年成立了抗日救国丛书社——觉人书店。这段时间，缪正元认识了很多贵州人，介绍金啸远、郑远嵩、谢铭荣（谢凡生）、乐石碌等加入“社会科学研究会”；还在发行部给林青提供《中国青年》《布尔什维克》等书籍。觉人书店实际成了沪西区团委的接头点，缪正元除了轮流值班外，还到各学校推销书籍。
“一·二八”事变后，中央苏区为了支持沪西工厂大罢工，汇了一万元钱接济工人。觉人书店接济罢工工人等活动引起敌人的注意，缪正元在1932年4月底被捕入狱。1933年底出狱后，缪正元和林青找不到党组织，就商量回贵州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们回到毕节时，秦天真带了几个人在城外的马路上迎接。
缪正元和林青商量，要借毕节山城迎接1934年新年这个机会宣传进步思想。于是，就在秦天真家后面的庙里开成立草原社的筹备会，借用女子小学作社址成立草原社，成员以青年学生为主，主要由林青、缪正元、秦天真领导。建立一个党支部需要三个党员，林青和缪正元经过对秦天真的考察，决定发展其入党。于是，三人冒着纷飞的大雪进行了宣誓，并建立了贵州地下党毕节支部。支部领导草原社连续推出了《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火的跳舞》等演出，宣传进步思想，团结广大青年，为贵州革命培养一批优秀人才。缪正元还为草原社谱写了社歌，“草原青年，草原青年，起来，起来……”首次演出便台上台下一起唱，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
随着草原社活动的深入开展，反动势力开始反扑，反动当局扬言采取行动。毕节的形势不允许草原社继续开展活动了，缪正元和同志们只能转移到安顺、贵阳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到了贵阳后，缪正元在忠烈街八号和邱照（徐健生）挤一间床，一边找在王家烈手下任交通处处长的糜君牧帮忙找工作，一边又找到了从上海回贵阳在港黔公司当经理的钟大亨，并通过他认识了光懿小学校长尹素坚及其丈夫谷友庄以及阮素琴、黄大陆等。相互了解后，缪正元就有意识地在他们面前谈贵州应当进行革命、搞武装斗争……离开贵阳后，他便将这些人介绍给秦天真。当缪正元了解到黄大陆是一个进步军人的时候，便同秦天真一起商量，决定通过谷友庄约其在贵阳东山观音庙见面，当时邓止戈（四川地下党的同志）也在场。黄大陆在和缪正元的交谈中提出了贵州应该成立共产党搞革命、建立民族武装等问题，缪正元和秦天真随后写信告诉在安顺的林青，要其火速到贵阳一起联系黄大陆并做工作。这时，糜君牧给缪正元找到了工作，在当时的省政府第三电台当报务员，林青很赞成，说我们应该有人到国民党的部队中去搞军运工作。
林青到了贵阳后便与黄大陆、邓止戈见面，开了几次会。这几次会议决定，寻找党的上级关系，分头干革命，将党的地下工作扩大到全省范围。具体分工是：林青到遵义，高言志到三合（三都），缪正元到安顺（当时的第三电台在安顺，属于黔军第一师），秦天真留在贵阳，黄大陆、邓止戈留在他们所在的国民党军队。到电台工作后，经林青介绍，缪正元找到了熊开梅、谢速航，便开始办传播“提倡新文化、反帝反封建”的《贵阳文艺》，常常给《安顺三日刊·文艺版》写稿，介绍省外的文艺消息和新思想，还介绍了鲁迅、丁玲等作家的作品。
中央红军长征到贵州的时候，电台奉命随黔军第一师阻击红军。缪正元把安顺的地下工作交给谢速航负责，就匆匆忙忙地走了。红军强渡乌江向遵义进发时，黔军第一师在后面追追停停，一直没有交火，电台台长黄敬卿暗中要求缪正元他们向中央军通报时不要说真实地点。参谋魏志远还对缪正元说，天天战备行军，实际是备而不战。在遵义驻扎时，缪正元将电台上的密码抄下来，同两枚苏维埃硬币交给了林青。
1935年四五月份，黔军第一师到六枝岩脚，国民党将其改编为中央系统的103师。电台发了新密码本，这时秦天真来了，给缪正元两个任务：转一封信给黄大陆；设法搞到新密码。离开时，在帮助黄敬卿搞编制的缪正元告诉秦天真，电台正缺人，在搞新的编制，可以趁机安排几个同志进来。103师正式改编后调出贵州。不久，贵阳“七·一九”事件发生，秦天真派高大光、葛发祥来告诉缪正元，要求大家注意隐蔽。肖世铣设法将高大光安排在电台当文书、葛发祥安排在通讯连。八九月份到四川石柱时，缪正元知道了林青牺牲、秦天真离开贵阳找组织的消息，同贵州地下党的关系就此中断。
1937年底，103师在南京保卫战中覆灭，只有电台的人跑出来。缪正元和王树艺、周凤逸到汉口，由朱凤熙介绍给长江局的杨学城，安排到汉口“青年救国会”当总务部长，负责人林贤复为他接上了组织关系。1938年五六月份，重建103师，开到广济后，汉口先疏散。林贤复随组织撤退之前，将缪正元和周凤逸介绍给负责“青年救国会”善后工作的庄果，由他安排到八路军办事处后，又转西安办事处去延安。在延安，缪正元被分配到抗大。穿上八路军军装后，他担任过刘少奇领导的中原局电台台长、李先念部第五师师部电台台长，长期从事通讯情报工作，直到全国解放。他先后被中央军委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二级红军功勋金质荣誉奖章。
结缘革命的缪素心
革命时期令人艳羡的爱情情节都在缪桂卿的女儿缪素心（原名缪淑馨）及其丈夫宋达兼的革命人生中上演。他们的结缘在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他们的儿子宋捷生在《战士的信仰、诗人的情怀——宋达兼〈护照诗稿〉漫忆》中说“母亲缪素心成了父亲的革命伴侣在毕节草原社一度传为佳话”。缪素心从小与缪象初、缪正元、缪庆元上机学习莫尔斯码电报收发报技术，一起阅读过《新青年》《湘江评论》，掩护过地下活动秘密聚会，据曾担任过中共毕节县工委书记的邱在先书面材料称，1938年计划发展共产党员名单就有缪素心，后因组织被破坏未及实现。
《毕节古今人物名录（上）》载:“缪素心参加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活动，利用电报局的关系做了许多有益于革命的工作，打通了一扇通往心灵的窗口，使《湘江评论》《新青年》等刊物流向毕节，唤醒山城人民。”1935年初，参加草原社活动之后的宋达兼写下《除夕》诗云：“谏往追来事若何，凤兮空起楚狂歌。琴书作伴如良友，儿女牵情斗病魔。傲骨还能经锻炼，壮心未许尽消磨。春风为我传花信，赢得草原诗兴多。”（宋达兼《护照诗稿》）
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活动地之一——陕西庙戏楼（资料图片）
林青、缪正元、秦天真作为贵州地下党毕节支部的成员，三人商量成立毕节草原社的初衷，是以文艺活动的方式，宣传进步思想。缪素心和宋达兼作为草原社的成员在活动中结缘最终走在一起结伴人生。他们的人生既是毕节革命时期爱情的演绎，又是毕节革命伉俪相伴到老的典范。
经过血雨腥风革命的洗礼，缪素心伉俪一起从革命中走向新中国，直到临终。宋捷生在《战士的信仰、诗人的情怀——宋达兼〈护照诗稿〉漫忆》中悲恸地说：“1998年，母亲缪素心病重住院弥留之际，将其与生命等价护身符一般贴身珍藏的《护照诗稿》郑重转交儿女们。我没齿不忘当时的那一幕——母亲双目微闭却留下掷地有声的铿锵遗言：‘诗言志啊诗言志，地下党，老教师……’”
献身革命与爱情的缪庆元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追述缪桂卿、缪象初、缪正元和缪素心的革命事迹的过程中，我们还不能遗漏这一家为了爱情和自由而抛弃生命的人，这就是缪象初和缪正元的弟弟缪庆元。这应该从草原社成立后的活动中说起，因为缪庆元也是草原社的成员。
缪正元在《我在贵州地下党斗争的历程》中说，草原社时期组织过一次声势浩大的罢课运动。林青有个妹妹叫李秀英，因为有人造谣说她作风不好，被县立女子小学开除而自杀。为了伸张正义向反动恶势力抗争，党支部决定组织罢课运动，向社会说明真相，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由宋达兼执笔，向县政府写状子，控告地方反动势力的代表龚定久（毕节县立女子小学校长），并向外界发快邮代电。罢课运动搞起来了，他们还组织了抬棺游行示威。李秀英棺木出丧时，林青用一块绿布写了几个大字“为封建压迫而死，死后必做反封建的厉鬼”挂在棺木上。出丧的队伍经过了毕节县城的几条大街，实际上就成了一次向反动势力抗争的游行示威。
林青、缪正元、秦天真都参与了这次活动，引起军政当局的重视并散布了“共产党煽动”的舆论，以窥动静，暗地巡察线索。贵州地下党毕节支部和草原社觉察形势不对，立即作应急转移的准备，探知军政当局准备抓捕林青、缪正元和秦天真后，林青、缪正元当天就向毕节城附近的吴家屯转移。随着毕节城形势的紧张，以龚定久为首的反动势力开始反扑了，留在毕节的秦天真就和一批草原社的同学下乡找林青和缪正元。一行好几十人从毕节城匆匆出来，走了不到20里路，后面灯笼火把地追上来了。原来是出走学生家长知道“娃娃跑了”而追来，秦天真动员大部分草原社学生跟父母回去，反复跟大家说找到林青、缪正元就来接大家。这样就有一批学生跟父母回去了。
回去的这批人中就有缪庆元和他的女朋友糜克仪，他是草原社活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被父母追回去后，毕节城里的封建势力造谣生事，谩骂他们，糜克仪就被父母软禁起来。她写了一封信给缪庆元，不知道什么原因，信没有传到缪庆元手中。久久不见回信，糜克仪在极度痛苦和失望中吞鸦片自杀。缪庆元得知糜克仪的死讯，跑到灵前，趁人不备，用刀割断颈动脉自杀。
在那个时代，缪庆元和糜克仪在草原社的活动中相爱，因为受到封建反动势力的阻挡而不能获得自由的相守，以付出生命代价的形式作抗争，结束了他们的革命生涯，令人扼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