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端彦，1912年出生于毕节县城（今七星关城区），幼年勤奋好学，成年后从事商业工作，在毕节县城创办“君再来旅社”（原大横街新华书店隔壁刘家院子），附设食堂、澡堂等设施，深受南来北往的顾客喜爱。此后，他陆续开办毕节砖瓦厂、碾坊、毕节新纪盐号、毕节电灯厂等企业，是当时毕节颇有声望和影响的开明民族资本家。

▲周素园离开延安前夕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资料图片）

刘端彦青年时期与毕节进步人士都有广泛的接触与联系，特别受毕节著名的民主人士周素园影响较深，思想日渐进步。周素园比刘端彦大30多岁，他们可谓是忘年之交。

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长征到达毕节，创建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周素园毅然出任司令员，之后随红军长征到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多次接见。

全面抗战爆发后，周素园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他因年老体弱，身患重病，久治不愈，不愿成为坐享优待的累赘而向毛泽东请求回贵州继续为党工作。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亲自写信慰问。临行前，毛泽东、朱德等领导设宴为他饯行。

1938年，周素园回到家乡毕节后，在白色恐怖下仍然坚持学习马列主义、从事革命活动、结交社会各界开明进步人士，因此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长期监视。

解放前夕，为安全起见，周素园出于对刘端彦的了解和信任，把从延安带回的毛主席给他的亲笔信等物品都交给刘端彦代为保管。刘端彦毅然为周素园把这封毛主席的信完好无损地保护存留下来，解放后原件交还周素园。之后原件由贵州省博物馆征集陈列展览，现在毕节博物馆也有这封信的复制品。由此史实足以证明，周素园与刘端彦的交往决非一般朋友，而是互相信任的忘年知己。《周素园文集》里多处提到他与刘端彦交往联系和一起合作的事实，更加证明他们的关系密切。

刘端彦不仅是周素园的忘年知己，也与中共贵州省工委交通员徐健生、云南民主联军司令员常绍群等著名进步人士及左右上下均有来往与联系。刘端彦总是设法保证这些人交由“君再来旅社”保管的枪支不受侵犯收缴。有一次，国民党警察局派人搜查刘端彦保存的枪支和来往的客人，因刘端彦转移这些枪支和嫌疑客人（共产党人或进步人士）而被捕入狱，幸得其妻葛天瑞用大洋收买当局才获得释放。又有一次，徐健生由贵阳来毕节，住在“君再来旅社”，国民党省党部得知消息后，责令毕节县党部密捕徐健生。刘端彦得知后，立即通知徐健生转移，徐得以安全脱险。刘端彦与徐健生非同一般朋友，这些事实证明刘端彦拥护共产党、支持帮助共产党的政治态度。

由于刘端彦是毕节颇有名望的民族资本家，开明而有社会公德，曾被选为国民党毕节县参议员。临近解放时，其族兄、原毕节县参议长刘端绪辞职后，推其代理参议长。

1949年11月，周素园与刘端彦组织人民群众迎接解放军入城。因刘端彦握有工会及参议会大权，很有号召力，故周素园鼓励刘端彦和他一道组织支前委员会，周素园任支前委员会主任，刘端彦被选为副主任，成为周素园的得力助手。在此期间，刘端彦尽职尽责、努力工作，为解放军过境参加成都大会战征集筹备粮饷，曾受到地方党政军领导的表扬，当时的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孟子明说：“毕节支前委员会时间虽短，意义至为重大，帮助了解放军迅速行进，维持了地方人民的安宁秩序。”解放军接管毕节后，刘端彦将毕节县参议会的档案、枪支等物品全部移交给解放军，并积极动员自己结识的区乡地主富农向政府交粮、交枪，主动靠拢人民政府，为新生的革命政权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1年，刘端彦被人诬陷组织特务活动而被判处死刑，直至1981年原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徐健生来毕节视察工作，亲自问及此事，责令司法部门对刘端彦一案重新调查取证才得以纠正，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88年5月23日以（87）刑监字第35号刑事判决书撤销刘端彦原刑事判决，刘端彦得以平反昭雪。（作者系毕节市博物馆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