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9日，春寒料峭，红二、红六军团在群众的热烈欢迎中进入毕节城。2月1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宣告成立，贵州辛亥革命元老、著名民主人士周素园就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2月27日，红军进行战略转移时，周素园跟随红军长征，毅然踏上光明而艰辛的旅程。
▲1936年11月底，朱德率红军总司令部抵达陕北保安县（今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与党中央会合。图为毛泽东（左）和朱德在一起（资料图片）
从毕节出发，周素园随红六军团政治部行动。经过近4个月的行军，1936年6月22日，周素园到达四川甘孜附近的普玉隆，见到朱德、刘伯承等红军领导。从此，周素园与朱德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
关怀备至 结下深厚友谊
周素园到达甘孜后，在任弼时、贺龙等同志的陪同下，到红军总部拜望了朱德总司令。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干部局离休干部邓达夫在回忆录《朱德总司令和民主人士周素园老先生过草地片段》（未刊稿，写于1981年5月）中回忆，红二军团到达甘孜后的第三天（1936年7月3日）下午，任弼时、贺龙等同志陪着一位年近六旬、脸部花白、长胡须的老人来到红军总部的营门口，他就是周素园老先生。当时，红军领导朱德、徐向前及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保卫局局长曾传六等人走出营门迎接任弼时、贺龙、周素园一行。
由于周素园原来的勤务员已生病，当天下午，组织委派15岁的红军战士邓达夫作为勤务员照顾周素园。在邓达夫眼里，周素园身材高大、神采奕奕，花白胡须铺满胸前，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老人。当天晚上，朱德在李卓然的陪同下，到周素园住处回看周素园。
邓达夫回忆说，当天晚上，周素园刚吃过晚饭，朱德的参谋进屋报告说，朱德总司令和李卓然来看望周素园。周素园走出屋门迎接他们，与朱德互相问好，一同走进屋里。朱德说：“毛主席打来电报，要求（红）二、（红）四方面军要增强团结，战胜困难，共同完成北上抗日的任务。”朱德和周素园谈了很长时间的话，主要谈些部队在甘孜休整后北上的准备工作。他们谈完话后，朱德向邓达夫问道：“小娃娃，你准备得怎么样？路上烧水做饭的家伙有没有？”邓达夫说：“只有一个小脸盆，可以烧水做饭用。”周素园说：“原来有个饭盒，我送给生病的勤务员带去了。”朱德说：“不要紧，还有几天的休息时间，来得及准备。”
在出发前两天的一个下午，朱德特派参谋给周素园送来一个背包。邓达夫接过背包，打开给周素园看，里面装了两个带盖的白铁小桶，一个桶盆里装的是酥油，另一个桶盆里装的是糌粑面和一大块盐巴，各有四五斤重。当时物资十分紧缺，周素园看到如此贵重的礼物后，非常感动。
邓达夫回忆说，记得1936年7月初的一个晚上，朱德来看望周素园。朱德对周素园说：“准备工作全军基本做好，三天内前边的部队就要出发了，你有什么要求请提出来。”周素园说：“感谢你给我送来的礼物，现在什么都齐全了，等命令下来就走。”朱德说：“部队出发前，我没有时间来看你了，在行军的路上见吧。”
红二方面军领导任弼时、贺龙考虑到周素园年纪大，请周素园随朱德总司令走在前面。周素园随红军总政治部由甘孜出发，向阿坝前进。“由红二、红六军团合组成的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合后，为了方便作战，周素园奉命改随红军总政治部行动，一直到长征结束。”（引自王震《〈周素园文集〉序》）
在草地行军的第七天中午，朱德赶到部队前面，碰上了周素园。他们骑着骡子并排行走，边走边说话。朱德说：“红二方面军也出发赶上来了，前边的部队也很顺利，前后的部队情绪都很高。不过我们进到草地才几天，困难还在前边，等着我们去战胜它。”从这时起，邓达夫每天都能看到朱德。朱德不管什么时候看到周素园，总要和他并排走一段路程，谈一些行军中的军队情况。
在行军中的一天，刚到达宿营地不久，朱德的参谋送来三尾活鱼，对邓达夫说：“这是总司令休息时，在大小塘里钓来的，要我立即送来，给老部长（周素园）做汤喝。”邓达夫用小桶盆当锅熬好鱼汤，再拿着酥油和糌粑请周素园吃。周素园边吃边说：“这真是美餐啊！”在过草地的过程中，朱德给周素园钓过三次鱼。每次做好的鱼，周素园都舍不得多吃。
在7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六点多钟，朱德又来看望周素园。当时，周素园骑的骡子又瘦又疲倦，因饥饿而走不动了。朱德和周素园谈了很长时间的话，周素园却对骡子走不动路的事情只字未提。邓达夫在旁边急得哭出声来，引起朱德的注意。朱德忙说：“小娃娃，怎么了，有什么事你给我讲。”邓达夫壮着胆子，把骡子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朱德报告。周素园知道隐瞒不住了，只好说：“这孩子说的是真实情况。”朱德鼓励邓达夫说：“不要哭，你尽到责任了，我想办法。”当天晚上，朱德的参谋牵来一头高大的菊花青骡子来了，说：“这是总司令从驮运班抽出来给老部长骑的。”周素园惊喜交加地说：“感谢总司令！”
1936年8月初，部队走出草地，很快到达甘南地区。一天下午，朱德和何长工、王维舟来看望周素园。朱德说：“草地走过来了，我们胜利了，但国民党又来找麻烦了，我要去指挥部队打仗，总部将一部分人留下来，一部分人组织成后续部队，由何长工、王维舟领导，继续赶上去和毛主席的部队会合，请你一同前往。”从此，周素园每天和何长工、王维舟一起行军和吃住，顺利到达甘肃会宁。
▲上世纪50年代时期的周素园（资料图片）
推诚相见 开展统战工作
1936年12月2日，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今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接见，并作亲切长谈。
邓达夫回忆说，周素园到达保安的当天，就被接到中共中央联络局（对外称苏维埃政府外交部）的招待所里。当天晚上，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书长伍修权及何长工、王维舟陪同周素园去拜望毛主席，晚上九点多钟才回来。邓达夫给周素园打上洗脸水，周素园一边洗脸一边高兴地说：“毛主席真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邓达夫问：“毛主席说了些什么？”周素园说：“毛主席说你们来了，欢迎欢迎！现在三个主力红军会师，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国内、国际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很快就要全面实现。我们的根据地也要扩大，要广泛地把民众组织起来，争取早日把红军开到抗日前线去，打击日本军国主义，收复被日寇占领的失地。”（引自邓达夫《朱德总司令和民主人士周素园老先生过草地片段》）
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西安事变”过程中，12月14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素园写信给何应钦、王伯群、吴忠信、张学良、朱绍良等国民党上层人士。12月16日，受朱德的委托，由周素园代笔，写信给王均（原北伐滇军朱培德部师长）部某某师长、刘甫澄（刘湘）、邓晋康（邓锡侯），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争取实现“逼蒋抗日”。
1937年8月，毛泽东、朱德委任周素园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并担任红军大学的教员，参加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在延安时，周素园的足疾复发，为不给共产党、八路军增添麻烦，他产生回贵州的念头，并写信告诉毛泽东。毛泽东批准他的请求，并于10月6日亲笔给他回信。周素园在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朱德等领导设宴为他饯行，并请他到西南继续开展统战工作。
1937年10月23日，周素园带着毛泽东给国民党西南各省军政要员的信离开延安。他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身份，带着毛泽东、朱德的亲笔函，走访西南各省当局，要求履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释放政治犯，团结抗日。1937年10月28日，朱德致电周素园：“台端回籍道经成都、重庆、昆明、贵阳，请与军政当局接洽释放政治犯，增加抗日力量。”（引自《周素园文集》868页）11月8日，周素园到达重庆，“承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俭（28日）电嘱”，与国民党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联系释放红军战士及其他被关押的“政治犯”问题。周素园在《再致贺国光》中说：“朱德、毛泽东以培艺年老多病，资遣回籍，但要求与川、滇、黔军政当局商洽释放政治犯问题。”（引自《周素园文集》869页）
1938年1月，周素园受朱德的委托，到昆明动员龙云参加抗日工作，营救红军长征时在贵州被龙云部俘虏和失散的红军伤病员。在昆明中共负责人刘惠云的安排下，由爱国民族资本家郑一斋出面张罗邀请，安排周素园与龙云的副官杨竹庵、辛亥革命李根源将军（李根源为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时的老师），桂系刘振寰、蒋娟数次恳谈，由他们出面，做通了龙云工作，把这批红军指战员送回延安。周素园详细介绍延安及解放区的近况，鼓动大家共同抗日。
抗战时期任云南大学附中校长的杨春洲后来回忆说：“抗战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周素园先生受朱德同志委托，由延安来到昆明做龙云的工作。通过龙云的副官杨竹庵介绍，由郑一斋出面，在大观楼‘楼外楼’饭馆宴请周素园先生，‘九老会’的同志大多数都出席了这次宴会。“楼外楼”是一个雅静的饭馆，当天下午只有我们这一桌客。周素园详细给我们介绍延安及解放区近况，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引自杨春洲《记抗战期间在昆明的一些民主人士》，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
在周素园的鼓励下，郑一斋慷慨捐助巨款，购买2万盒治疗创伤的特效药“白仙丹”（今名“云南白药”），航空邮寄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前线救治伤员。1938年5月，周素园回到毕节后，致信郑一斋：“以先生之慷慨好义，不独阓中人罕见俦匹，即明道义、在势位之君子亦所难能。”（引自《周素园文集》876页）1954年9月，周素园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曾在会场休息时与白小松（贵阳人，著名民主人士，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交谈得知，郑一斋已于十余年前敌机轰炸昆明时牺牲了。周素园十分惋惜，“回想（郑）一斋慨捐巨款，购买大批药品，空运前方，其拥护八路军真是一片血忱，为寻常人所不敢为。我依他本人的自愿，写报告时说成群众捐集的。为了避免龙云的威胁，把他的好处未予表扬，不料他已溘逝数年。”（引自《周素园文集》1314页）
周素园积极从事抗战工作，引起国民党的不满。1938年5月，周素园被迫回到毕节，并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严密监视。回到毕节的10余年里，周素园只好闭门谢客，潜心读书和著述。
共商国是 畅叙革命友谊
1949年11月27日，毕节迎来解放，周素园担任毕节县和毕节地区支前委员会主任，组织群众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和肃清敌特土匪、建立人民政权。1950年2月，周素园来到贵阳，参与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先后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0年9月30日，在第一个国庆节到来之际，周素园拟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国庆贺电，但因为看错邮费价目，将“每封六百四十元”错看成“每字六百四十元”，故“迅速的放弃了这念头”（引自《周素园文集》1142页）。
1951年10月4日，周素园在高言志（秘书）、杨锡寿（医生）、梁泽学（警卫人员）、李队长（警卫人员，入京后即回贵阳）的陪同下，从贵阳乘车起程赴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10月13日8时20分，周素园到北京车站下车，后入住王府井大街北京饭店。
周素园到北京后，立即写了四封信（由周素园口述、杨锡寿代笔），送交大会秘书处，转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李维汉等中央领导。杨锡寿在《我与素园老人相处七年见闻录》（载《贵阳文史资料选萃》）回忆说：“一到北京，周老（周素园）就叫我替他写四封信分别送给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和李维汉部长，信的内容大致相同。首先是问候，告诉领导同志素园已到北京想见见他们，周老口述信的内容，由我用毛笔书写。当然我只好尽最大努力，端端正正用楷书写好，送交大会秘书处转。”
1951年10月18日，朱德到北京饭店来看望周素园，与周素园饮茶叙旧，“谈长征之艰辛、谈延安之生活，还谈起大家都十分关注的贵州矿产”（引自傅合连《周素园：魂系贵州铁路建设》，载《贵阳文史》2022年第2期）。周素园在日记里写到：“朱总司令过访。谈到贵州矿产问题，我不很熟悉，由高言志代答。”（引自《周素园文集》1189页）
杨锡寿在《我与素园老人相处七年见闻录》里回忆道：“第三天（应为第六天）我正和周老在房间里谈天，随着敲门声，我开门见到一位三十开外的人提着个皮包问周主席是否在房里，我问来者有何事？他答总司令来看他（周素园）。我一抬头见朱总司令就站在不到三步的对面，中央首长我未见过，但朱总司令的照片人人见过，我认得出来。我请总司令进房，周老也站起来迎接，互相问候。我为总司令倒了一杯茶，总司令还很客气的欠身致谢。因为是中央首长与周老谈话，我不便在房内听，就主动到房外沙发上坐，那位像秘书的同志也未进房。大约十五分钟左右，总司令告别出来。”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周素园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周素园没有拜会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此后流露出“就是这样当面错过了”的惋惜之情，他在10月4日的日记里写到：“此次来京，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以及林伯渠、邓小平各位通统没有求见。一来是知道他们很忙，二来我自己又很懒，就是这样当面错过了。”（引自《周素园文集》1314页）
朱德在长征中给予周素园亲切关怀，让周素园铭记在心。“两次上北京，除了周老去开会的时间外，其他时间基本上由我陪着。因此我也听过他摆过不少往事……谈得最多的是长征途中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对他的关怀和信任。”（引自杨锡寿《我与素园老人相处七年见闻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