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李金泉（作者供图）
▲1987年4月，参加大方县解放斗争座谈会的部分老同志合影。前排左二为作者父亲李金泉。（资料图片）
很早就想写一些关于父亲的文字，终于在深刻感悟“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密码之后，完成了这个心愿。谨以此文，献给父亲，献给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而不懈奋斗的父辈！
翻开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西进支队入黔干部名录》第764页有关于父亲的记载：“李金泉，1919年12月生，山东单县人，1941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学文化。1941年3月至1949年2月任单县柴楼区武委会主任，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地方团排长、副连长，单县柴楼区区长、区委组织委员。1949年3月至1966年7月随军南下，西进到贵州后任中共大方县鸡场区区委书记、大方县卫生科科长，中共大方县响水区区委书记，中共大方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
单县属于荷泽地区（今荷泽市），位于山东省西南边陲，鲁苏豫皖四省结合部。1919年5月4日，北京大中专学校的学生数千人在天安门游行、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五四运动爆发。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单县，单县的各界人士以多种方式声援爱国学生，上街游行、演讲、抵制日货等行动不断发生。就是在这一年的12月，父亲出生在单县。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些在外地读书的单县籍进步青年学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书刊，懂得了一些救国救民的道理。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单县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近20人。1934年秋，济南东鲁中学教师、共产党员高文甫应聘到单县中学任教。高文甫在教学中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注意培养进步学生。1934年晚秋的一个晚上，中共单县中学支部在高文甫的领导下成立，这是中共单县第一个支部。
单县是鲁西南地区出现共产党的活动和建立地方党组织较早的县份之一。抗战爆发后，单县的中共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1937年10月，中共单县特别支部成立。接着，终兴区建立了中共刘庄支部和蔡溜支部。1941年3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3月至1943年10月任柴楼区联防队队长、武委会主任。
为了了解父亲的这段经历，我查阅了很多单县的党史资料都找不到柴楼区，后请教单县原党史研究室主任、党史专家惠正法，终于弄清：1943年3月，根据形势的变化，经第六地委批准，中共单县县委将所属六个分区委改为五个区委，分别是中共郭堂、蔡溜、振民、吴溜、蔡堂分区委。柴楼就是蔡溜，实际上父亲加入了蔡溜支部，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自1940年起，中共单县党组织开始组织发动民兵联防自卫、阻击敌人抢粮等。单县民兵组织带领广大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找不到粮食，并用麻雀战、袭扰战与日寇展开斗争，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父亲参加了对日寇的战斗。据父亲回忆：日寇对父亲恨之入骨，1942年到蔡溜的一次扫荡中，没有抓住父亲，便丧心病狂地抓了奶奶和叔叔，把奶奶吊起来，手都吊断了，妄图以此逼父亲自投罗网。父亲强压住悲愤，严守党的纪律，直到大部队回师，才救出了奶奶和叔叔。奶奶的手得到了治疗，但是每到天气变化就疼痛难忍。为此，父亲愧疚了一辈子。
据《中共单县地方史》（第一卷）记载：至1943年底，单县共有682个村建有民兵组织，有民兵9510人（2452人参军入伍）、枪支1803支。单县民兵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充分发挥人多地熟、便于分散和集中的优势，积极配合主力部队，运用游击战、伏击战、地雷战等，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一次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共参加各种战斗83次，参战民兵1万多人次，毙敌13673人，缴获大量的武器弹药及各种军需物资，为夺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骄傲，我的父亲李金泉就在其中，他始终战斗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前线。
小时候，看到父亲背上有3个隆起的“肉疙瘩”，觉得很奇怪。懂事后，妈妈告诉我：那是父亲打日本鬼子留下的枪伤！
1949年1月1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胜利在即，全国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为了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立即组织一批干部随军南下。
按照上级的指示，湖西地区的任务是配备一个地委和五个半县的主要干部（每县七个区、每区10人），其中拟调单县党政干部118名。此时任单县柴楼区区长、区委组织委员的父亲也在其中。
2月20日，中共单县县委在曹马区时家庙村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公布南下干部名单，共240名，比原计划多一倍。按照湖西地委通知，集中在丰县北便集进行整编。
为了适应南下行军，从3月5日至25日，在冀鲁豫边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全体南下人员集中进行了时事政策学习和军事训练。以中队为单位，早晨进行军事训练，下午学习时事政策，晚上开展谈心活动。各中队每天上午5点紧急集合，整队训练，每人背着背包，急行军五六公里，并练习过独木桥等。每天强化各种军事训练，主要有打背包、列队、传口令、防空袭、警戒等。
1949年3月26日，冀鲁豫边区党委在菏泽晁八寨举行了热烈盛大的欢送会。3月27日至30日，南下支队的全体人员领到了军服、被褥、米袋、雨布及老区人民送来的慰问品——布鞋等。全体人员精心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整装待发。
1949年3月下旬，冀鲁豫南下支队奉命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以下简称“南下支队”）。3月31日，南下支队全体队员穿着崭新的军装，荷枪实弹，从菏泽晁八寨一带出发，徒步踏上南下征程。南下支队风餐露宿，途经山东省的曹县、河南省的商丘、江苏省的徐州、安徽省的蚌埠，4月7日来到合肥。沿途群众送茶水、各地兵站及时供应米面，热烈欢迎自己的子弟兵。4月9日在合肥，南下支队正区（营）级干部听取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南下支队按照第二野战军前委的命令，4月11日从合肥出发，向皖南进发，4月15日到达桐城。
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我人民解放军在西起九江湖口东至江苏江阴500公里的战线上，发起渡江战役。南下支队为完成到赣东北建立各级人民政权、进行接管的任务，4月21日从桐城出发，经过几天急行军，4月24日到达安庆。4月26日黎明，从安庆分批渡过长江。由于公路两侧国民党埋设的地雷尚未排除，南下支队只能沿公路前进。南下支队精神振奋、纪律严明，受到当地群众的夹道欢迎。南下支队于5月3日到达景德镇，立即按上级安排，分赴赣东北各地进行建政、接管工作。
1949年6月，第二野战军前委在南京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第二野战军向西南进军，中央决定由冀鲁豫边区南下至赣东北区工作的全体干勤人员组成西进支队，随五兵团向大西南进军，成立中共贵州省委，接管贵州。赣东北区交由中共江西省委接收。1949年7月，五兵团在江西上饶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司令员杨勇阐述了进军大西南对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意义，要求全军干部战士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同年8月，所有人员集中到上饶学习整训，准备西进。
1949年9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西进支队正式组建，原冀鲁豫南下支队3000余人，赣东北军政干校学员2100多人，编为5个大队、54个中队。父亲被编入第三大队。到贵州去，西进支队开拔了。西进途中，10月在湘西邵阳、11月在湖南芷江召开的会议上，研究进入贵州的工作方针，决定由第三大队负责接管毕节地区。“到毕节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成为父亲和战友们最执著的信念。
记得在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暑假回家父亲曾和我谈到过西进途中的种种艰辛：行军途中每个人身上负重都在10公斤以上，除了必备的衣服被子外，每人要背3双胶鞋，一条7斤重的米袋（每人5天以上的口粮），还有用竹筒装的3斤炒干的盐。带枪的同志加上枪，负重在15公斤以上。衣服是下雨淋湿了、汗水打湿了，太阳出来又烘干了，身上皮肤不断瘙痒。脚上的水泡是磨了挑、挑了磨，一瘸一拐，大家都成了“泡兵”。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父亲随第三大队于1949年11月下旬到达贵阳，12月初，到了毕节地区大定县（今大方县）。为了贵州的解放，30岁的父亲从齐鲁大地来到了云贵高原，为云贵高原的安宁祥和、建设发展战斗了一生、奋斗了一生。
1949年11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一团由织金渡过六圭河进入大定新场，11月25日，一四一团解放大定县城。12月4日，张晓光、蒋彤等42名接管干部到达大定县城，建立中共大定县委。12月5日，在国民党行政区划4镇16乡的基础上，将全县划为6个行政区。12月7日，第一至第五区人民政府建立。
1949年12月初，根据组织分配，父亲到大定县第四区开展工作，当时的第四区辖理化、凤仪、吉粲、甘棠等乡，区委书记是汪文彬，与父亲一起工作的还有李效敬等八九人。1950年元旦一过，区委就进行了分工，区委委员下到各乡，成立支前委员会，开展征粮工作。父亲被分配到理化乡兼任支前委员会主任，与父亲一同到理化乡的有通讯员李德全、社会力量王朝清等。父亲一到理化乡就利用赶场天和个别走访等形式，向各民族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当时的斗争形势非常严峻，父亲带领同志们充分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群众，把一部分收缴的枪支、弹药发给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积极分子，让他们监视旧政权人员，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同时，父亲还带领同志们发放了1000多公斤救济粮，让一部分最困难的群众得到救济。这样，在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拥护下，一部分顽固颠覆新生人民政权的敌对分子彻底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在这样良好的形势下，父亲还胆大心细，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争取每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如野坝的高岫嵩，是国民党保安十二团团长王孝传的亲戚，王孝传写信给高岫嵩，要他杀掉工作组的同志，特别是父亲，否则，王孝传就要杀掉高的全家。高岫嵩很害怕，整天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父亲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和李德全多次到高岫嵩家，与他谈心，分析形势、讲清政策，使高岫嵩放下了包袱，不再与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敌，基本稳定了局势。
在中共大方县委党史办1989年11月编印的《大方解放初期的斗争》（续集）中，父亲撰文回忆了在理化的战斗：1950年3月的一天，天刚亮，纳雍的土匪头子姜洪开抢劫第十一、十二保的群众。两个保的群众用我们发给的六七条枪抗击土匪，同时派人到羊场坝报信。当时羊场坝只有消防队20多人、工作队及组织起来的民兵20多人，共50人，敌我双方力量悬殊。为了迷惑敌人，父亲带领大家分成两队增援被抢群众。开始土匪不知父亲他们的人数，连连败退，父亲和民兵们乘胜追击。后来土匪发现遭遇的不是解放军主力部队，便迅速组织反扑。父亲和战友们抢占一个山头，居高临下阻击敌人。打退了土匪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狗急跳墙的土匪集中了六七挺机枪向着父亲他们扫射，而此时又下起了大雨，父亲和战友们冷得直哆嗦，机枪的子弹撞击着雨幕落在父亲他们身旁，他们坚决打退土匪进攻，不让其前进一步。战斗持续了近10个小时，直到下午四点过，从县城来增援的解放军一四○团一个连赶到，土匪才仓皇逃走。
1950年6月，父亲被调到大定县七区（今鸡场乡）担任区委书记，离开了战斗6个多月的理化乡。
为了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父亲不惧枪林弹雨；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他呕心沥血。在大定县卫生事业的起步发展中，就有父亲的贡献。大定县人民政府卫生科成立于1952年7月，首任科长就是父亲，卫生科领导全县卫生行政、医疗业务、防疫保健等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父亲和全县医疗卫生战线同志们的共同奋斗下，全县医疗卫生事业蓬勃发展。据《大方解放初期的斗争》 （续集）记载：1952年11月，大定县第一家由个体中医组成的联合诊所正式开业；同年底，县政府把卫生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由财政拨款添置了药品和器械、配备了技术力量，改善了医疗条件；响水、马场、理化、百纳、瓢井等5个乡级卫生所建立。直到1955年9月调任大方县响水区区委书记，父亲在卫生科科长的岗位上工作了近3年。
1956年6月至1966年7月，父亲先后任中共大方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此后调离大方。1966年7月至1972年10月任水城磷肥厂党委书记；1972年10月至1975年4月任毕节地区造纸厂党委书记、厂长。此后，父亲调入毕节地区农业系统工作。1979年6月至1983年10月，父亲任毕节地区畜牧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主持工作）。父亲实际上是毕节畜牧水产事业的拓荒者，已经60多岁的他，全然不觉年老，与年轻人一起去爬草山草坡，查看牧草长势；去养殖基地查看鱼类的繁殖情况。1983年10月，父亲离休，享受地专级待遇。
从风华正茂到耄耋之年，父亲始终一往无前地奋斗着。在父亲的身上，我读懂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