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司农同志（资料图片）
▲黄埔军校旧址（资料图片）
1935年春，国民党政府为加强对贵州的统治，开展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在毕节设立了毕节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署的主要人员皆由江西德安专署原班人马调来，卢育生原来就是这个专署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兼“清乡”委员长，同时又担任专署总务科科长。当时，毕节有两个专员，一个是公开的，即国民党行政督察专员莫雄，其主要任务是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搜集情报；一个是潜伏的，共产党军事特派专员卢育生，其任务是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搜集、传递情报。
卢育生以在敌人内部双重要职的身份，将毕节革命青年宁起枷和尹司农先后安排进专员公署当雇员，带领他们开展为红军搜集、传递情报的秘密工作。因卢育生的住房就在尹司农家隔壁楼上（今七星关城区小横街太平桥斜对面），因此尹司农家也成为情报工作的秘密站点。1935年春至1936年春，卢育生带领尹司农为中央红军搜集、传送了大量情报，为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经过贵州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1935年5月1日，卢育生在尹司农家的小阁楼上挂了一张红纸，红纸正中贴上一张白纸剪成的斧头镰刀，他站在尹司农身旁，让尹司农和他一起举起右手，庄严地领着尹司农在油灯下举行入党宣誓。从此，尹司农成为共产党秘密党员。
1935年4月底，中央红军离开贵州后，卢育生仍然留在毕节，继续为北上抗日的红二、红六军团提供军事情报。卢育生和尹司农一边给红军提供情报和行军路线，一边以保安司令部的名义给敌军提供假情报和行军路线，把敌军引到红军不经过的地方去。从2月9日至2月27日，红军在毕节赢得了半个多月的休整时间，开展了一系列建立红色政权、抗日武装、扩充红军等革命活动。
红二、红六军团离开毕节后，莫雄被蒋介石撤职查办。此时，卢育生帮助红军通过贵州的任务已胜利完成，便和尹司农一起趁机辞去专署工作，离开毕节。卢育生带着尹司农到上海，直到抗战爆发，尹司农都住在他家里（吕班路吕班坊），其中有半年多时间因卢育生要为营救莫雄奔走，便派尹司农到重庆新四川通讯社帮助工作。
新四川通讯社系蒋介石行营所办，名为新闻机关，实为情报机关，原在毕节专署任情报组组长的贾绍谊（中共特科成员）当社长。通讯社成了我党的一个据点，尹司农凭记者身份进出行营，取得行营特训班学员自传的卷宗。这些学员是被国民党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自传交代的问题，领导极为重视。贾绍谊就叫尹司农白天采访新闻，晚上抄写这些自传，抄件由尹司农带交给卢育生。
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卢育生派尹司农到国民党军队工作，由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圈定19人到战地服务，以“全国救国会”的名义作介绍人，9月由郭沫若、沈兹九送他们到胡宗南军部。战地服务队归军部政训处科长汪德凯管理，汪德凯发给他们一部收音机听新闻，收音机由尹司农背着。这19个人中，只有尹司农一个人是贵州人。在战地宣传中，尹司农和上海人通话有困难，因此大家留尹司农看家。尹司农利用看家时间，从收音机里抄写中央社新闻，油印出来发到连队，称为“战地新闻”。在整个抗战期间，前方部队经常看不到报纸。尹司农这一手，得到部队长官的信任和赞许。
1937年11月，汪德凯找尹司农谈话，说战地服务队遭到遣散，要单独留尹司农工作，问他是否愿意。尹司农向卢育生请示，卢育生听尹司农说得到对方信任，高兴极了，赶忙给尹司农准备行装。临走前夕，卢育生给尹司农作了一番指示，教尹司农怎样去单独工作：要利用一切合法身份保护自己，不要暴露身份，不要把自己的经历随便告诉人；在交际应酬时，要尽量避免照相；要尽量争取进学校或训练班，学好革命需要的本领；必要时需要加入国民党就加入。
1937年底，尹司农在陕西凤翔被选送黄埔军校第15期，集体加入国民党，取得国民党党员身份，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39年9月，学校从凤翔迁到西安王曲，尹司农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中条山陈铁14军83师当通讯参谋，主管全师通讯器材。这时，卢育生给尹司农的又一个任务是要尹司农搜集通讯器材，装备新四军。
尹司农发现军政部在洛阳有个通讯器材仓库，凭借职务与其取得联系，先将全师通讯装备全部以旧换新，赢得领导嘉许。接着每个季度又以作战损耗为名，报请补充，因此器材源源而来。得来容易，但这些军用品要转移出去很困难。尹司农通过毕节同乡李代泽在洛阳的关系，找到一些电料行的发票和邮电局的放行运单作为购买的民用品才送出去，然后通过秘密渠道转到新四军那里。
尹司农在陈铁14军时，培养了一个报务员时东生作为他的助手。1940年10月，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他们驻扎的晋东南阳城、晋城、长治、长子一带原是八路军根据地，这时国民党受日寇“共同防共”的引诱，与日寇处于休战状态，把作战目标对准共产党。作为友军的国民党，背弃了共赴国难、合作抗日的诺言，配合日寇夹攻八路军。
尹司农知道时东生有个表弟在延安电台工作，他俩都是报务员，常有联系。尹司农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渠道，让时东生把国民党偷袭和进攻八路军的时间、目标发过去，使陈铁14军和刘戡93军部队的行动几次都扑了空。此事被国民党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侦察电台察觉，成为轰动一时的“14军电台与延安通信案”，受牵连被杀害10余人。1942年至1943年，尹司农找到一个机会进入陆军大学西北参谋班9期学习，借此学习战术和参谋业务，因而躲过一场灾难。
1946年夏天，尹司农回到陈铁14军担任无线电训练班教育主任。训练班有300多名学员，内容是训练使用无线电报话两用机，地点先设在重庆广阳坝机场，后转到陕西咸阳。
1948年4月，训练班结束后，尹司农率领学员到河南息县前方军部分配工作。这时罗广文升任第4兵团司令，接替罗广文当军长的熊绶春让尹司农到通讯营去当营长。尹司农以“没带过兵”为由推辞，熊绶春即任尹司农为附员，派在参谋处帮助作战科工作。
淮海战役打响后，1948年11月初，陈铁14军奉命从河南到江苏救援黄伯韬兵团。行军途中，在安徽宿县一个小镇上休息时，解放军使用不到一个排的兵力，穿着陈铁14军前卫团的全副武装来到军部，人们都以为是自己的人回来了。解放军用冲锋枪一阵横扫，军部官兵全部溃散，有的被打死，有的被俘，只剩下一个军长和一个参谋，即熊绶春和尹司农二人，他们进入一个现成地堡（地名扬围子）。
尹司农以司令部的名义与下属10师、85师及直属队电话联系，部队虽算完整，但已成惊弓之鸟，溃不成军。毗邻部队三绥靖区冯治安的副司令张克侠、何基丰起义，更是震动全军。陈铁14军这次行军部署是尹司农把熊绶春王牌丁汝嵩30团作前卫，被解放军缴械。这次前卫团被歼灭，熊绶春气得捶胸顿足。此时，尹司农趁机策动他起义，却遭到熊绶春一枪，打中左大腿根部，幸未致命。尹司农立即还他一枪，将他击毙后，用电话告知警卫营营长杨绍臣说军长阵亡，自己也负了伤。
杨绍臣来看尹司农，随他进来的谷炳奎是前天失踪的副军长。尹司农就向他汇报了当前情况，请他指挥部队。杨绍臣看了尹司农的伤口后，把他背到营部上了药，安置在老百姓家里养伤。尹司农将熊绶春和他的手枪交给杨绍臣（杨绍臣是毕节老乡，1949年参加罗广文第四兵团在成都起义），杨绍臣给尹司农换上便衣。第三天，尹司农开始向东南方走上去蚌埠的公路。12月中旬，黄维12兵团部到达双堆集（安徽宿县），就被解放军包围歼灭，陈铁14军也遭全歼。蚌埠以北成为解放区，尹司农作为一个过路行人，一天早晨在怀远县一个寨子边碰到放哨的民兵盘查，被搜身并关押，后来被释放。
1949年1月初，尹司农到南京找卢育生未果，遂决定找南京地下党警运会成员吴向初。1月10日那天，尹司农正巧在街上遇到了吴向初。吴向初是尹司农幼年时的毕节同学的兄弟，他要尹司农和他一起住到户部街警察厅督察长吴振沅宿舍。
吴向初告诉尹司农，南京国民政府正准备迁往广州、逃往台湾，大陆仅有100多万兵力，何应钦将出任行政院长，要在家乡贵州成立两个师：328师在遵义组建，张涛任师长（后来张涛升为89军军长）；343师在安顺组建，项荣还任师长。
当时，任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督察长的遵义人王光炜（后来任贵州省政府参事）正在帮助张涛罗致贵州人拼凑班底。尹司农用贵州同乡和黄埔同学的关系结识了王光炜，王光炜约尹司农参加张涛部队，于是吴向初代表党组织委托尹司农打入张涛部队策动起义。他的授意与尹司农的打算正好一致。
1月19日，王光炜引荐他们一起去何应钦公馆见了张涛。交谈后，张涛当即任命尹司农为作战科科长。不久，尹司农得到张涛的赏识，从中校科长升为上校参谋主任、代理参谋长，成为张涛的重要幕僚，张涛决事多半问副师长王光炜和尹司农。王光炜和张涛是心腹之交，尹司农和张涛非亲非故，他对尹司农提升之快、关系之热，超过任何亲属。
张涛重用尹司农，主要是因尹司农有见过大战争场面的经历，又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他和尹司农常谈的两个问题：一是淮海战役，共产党究竟是怎样消灭蒋介石五个主力兵团50多万人；二是他的部队组成后将何去何从。在部队何去何从问题上，王光炜和尹司农的意见往往不一致，但张涛最后总是听尹司农的意见。
12月1日，张涛从普安军部来到晴隆328师师部。上午，张涛要尹司农陪他视察河防工事。下午，张涛召开全军团长以上高层会议，讨论部队前途，后因会议无结果而散。晚上，张涛找尹司农单独谈话。他说：“你看我这几天本来有病，为什么要来，你以为我真是来看工事的么？当然不是。主要是看看大家对时局的意见，现在找你谈谈。”
尹司农说：“战与和的问题，关系我们生死存亡，张先生须权衡利与害。当前之敌，就是在淮海战役中消灭黄维兵团的第二野战军的杨勇部队。当前情况，我主张和，不妨找对方谈一下，谈得拢，干戈化玉帛；谈不拢，打或走都不迟。张先生有利条件有三条：一是干掉刘伯龙（起义之前尹司农曾为328师师长张涛出谋划策，杀了89军军长刘伯龙，继而张涛升任89军军长），行动有自由；二是有完整的89军，在全贵州和大西南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三是张先生如能率先起义，你不光是89军领导人，还是贵州起义的领导人。”
这时，尹司农把共产党政策向张涛作了介绍。张涛问：“由谁出面，找谁接洽？”又问尹司农是不是共产党员？尹司农还不便暴露身份，只说在共产党内有熟人。尹司农只就布告上所见的人物说：“秦天真是我的同学，陈曾固是李光勋的同学，我们都可以出面接洽。”张涛说：“这就好。”但张涛不让尹司农离开他。张涛沉思良久才说：“龚键其（少校秘书、张涛的妻侄孙，1949年3月参加工作，任贵阳办事处主任）前几天在贵州盐务局认识一个人（解放军50师供给处处长李永祥），他可能有门路。”尹司农建议让龚键其试着联系。张涛说：“你发个电报叫他速来，先听听情况再说。”
12月3日，龚键其带来贵阳军管会赵健民的信，要张涛联系友邻部队起义，并希望派出代表到省里洽谈。通过张涛联系，贵州国民党军队19兵团司令王伯勋、49军军长王景渊、兴仁专员兼绥靖区司令谭本良、毕节专员兼绥靖区司令刘鹤鸣及全省保安团队师长、旅长、团长等云集普安，12月10日共同签署通电宣布起义。在讨论谁出面接洽时，王光炜忽然积极起来，要当代表，既然王光炜要当代表，当然一致通过，尹司农就作为随行人员，携带部队实力及驻地位置等资料，12月11日到贵阳与军管会负责人洽谈，起义成功，12月23日新华社作了报道。12月31日，带着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和苏振华的指示回到部队，尹司农完成了他的任务，结束了14年的地下工作。
2013年1月23日，尹司农逝世，享年96岁。尹司农的一生是最具传奇性的一生。他一生经历了几次大转折，第一次被中共特科谍战英雄卢育生选中，培养成为中共秘密党员，成为卢育生的得力助手与战友，为抗日救亡运动、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敌人要害部门及军队搜集、传送情报，瓦解敌军，为策动起义、和平解放贵州作出卓有成效的工作。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当作党外人士，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矢志不渝跟党走。第三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遵义地委为尹司农平反，恢复他遵义县粮食局副局长的职务和行政17级工资待遇。1981年至1993年，尹司农被选为贵州省第六、七届人大代表，1984年被选为遵义市（县级）政协副主席，1990年明确享受副厅级待遇，1991年被聘为贵州省政府参事，继续为党和人民勤奋工作、奉献余热，真正践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作者系毕节市博物馆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