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大仁三县中心县委黔西办公旧址（现黔西县第一小学，资料图片）
1939年春，新场总支的活动引起国民党黔西县党部的注意，总支所辖党员分散到黔西、大定、仁怀等地活动，有效地保护了组织。省工委根据新场总支的情况，派李卓然到新场检查工作。李卓然到黔西，首先找到转移至黔西县城任黔西县城关一小校长的蓝运富，听取了工作汇报，并向蓝运富宣布了省工委的两条意见：一是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党中央指示在国民党后方不要搞武装斗争，新场总支书记李绍夫搞武装是错误的，应撤销其总支书记的职务，停止党的关系。二是建立中共黔（西）、大（定）、仁（怀）三县中心县委，指定蓝运富任书记、廖明星为委员。中心县委领导新场、黔西城区、清池、大定（方）、仁怀县的党组织。因李绍夫被撤职，指定刘星洲任新场总支书记。蓝运富对撤销李绍夫的总支书记一事提出了不同意见，强调组织武装是总支的意见，不应只处分李绍夫一人。李卓然将意见带回贵阳向贵州省工委汇报。李绍夫虽然被撤销总支书记职务，但仍照常密切联系群众，不计较个人名誉得失，以高昂的革命热情积极为党工作，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1939年3月，李卓然化名“何老表”，再次来黔西，向蓝运富传达了省工委指示：一是增派即将赴黔西中学教书的张有民为黔大仁中心县委委员；二是将邱在先的党组织关系转到黔大仁中心县委，指定邱在先担任大定支部书记；三是准许张西屏重新入党，候补期三年，编入大定支部；四是对李绍夫只撤销总支书记职务，不停止党的关系；五是明确中心县委与省工委联系地址及省工委与中心县委所属各组织的代号；六是有党员三人以上的地方可以成立党的支部。
3月底，张有民到黔西接上组织关系后，蓝运富根据省工委的指示，通知在乡下的廖明星进城。三人秘密在黔西城东门外河滩上召开了黔大仁中心县委会议。蓝运富传达了省工委的指示，同时研究了中心县委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会议决定：蓝运富、张有民联系新场总支、黔西城区支部和大定支部；廖明星联系石场支部、清池支部和仁怀支部。
黔大仁中心县委成立后，领导三县党组织积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壮大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9年，转移到黔西城区一小任校长的蓝运富，聘请了新场进步青年周自达、蓝运铮、周荣筠等到一小任教。在工作中注意对他们的培养，不久，蓝运富介绍周自达入党。黔西城区有党员蓝运富、张有民、周自达三人，于是黔西城区支部建立，蓝运富兼任党支部书记。
同年仲夏，新场进步学生毛祖堞（祖德）从贵阳回乡经过黔西，经蓝运富介绍人党，被安排到石场支部工作。8月，省工委将中心县委委员张有民调回贵阳，另派党员尹伯英（克恂）以黔西一小教员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中心县委安排周自达回新场工作，将新场总支委员陈炯、仁怀党员祁承先及党员培养对象刘星文派到黔西一小任教。不久，刘星文经蓝运富介绍入党，这样，黔西城区支部就有党员5人。
黔西城区支部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利用《风波亭》作为课本教材，在一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举办义务邮箱活动，号召学生给亲友、同学写信，对一些重大时事问题提出询问，要求对方解答。筹办学校图书室，党员以教师身份进行课外辅导，传播革命思想。党支部还把活动范围扩大到黔西中学和社会各阶层，组织读书会、“晨呼队”等，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每天清晨，“晨呼队”上街高呼“同胞们，起来，不过醉生梦死的生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卖国贼！”等口号，党支部还组织文艺宣传队编排独幕剧《冰天雪地》《赵树清》、歌剧《黄花曲》《送郎打日本》等，每逢节日或赶场天，上街搭台演出，收到良好效果。文艺宣传队除在县城演出外，还在谷里、沙窝等区、乡演出。
党支部还利用公开的社会组织，编写识字课本，开办民众夜校，深入到贫苦农民家中，动员他们到夜校学习。党支部派党员女教师陈炯、刘星文负责夜校学习。在讲解上，教师们把单字串成“你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结合时事，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广泛地传播革命思想。
1939年底，党员尹伯英在黔西合作金库组织读书会，被国民党黔西县党部以“未经批准擅自集会结社”为由，拘留审查，经党支部组织师生请愿、斗争，得以释放。
1940年春，国民党黔西县党部准备对黔大仁中心县委书记兼黔西城区支部书记蓝运富及其他党员采取行动，消息被蓝运富密友、国民党黔西县政府教育科科长李毓芳获知后，设法通知蓝运富。蓝运富立即作出决定：一是派党员尹伯英回到贵阳向省工委请示汇报；二是立即通知中共党员转移隐蔽：祁承先转移到仁怀，蓝运富、陈炯、刘星文等党员潜回新场。蓝运富回到新场后，召集了刘星洲、李绍夫、林正良、陈炯等党员开会，研究对策。会议决定由刘星洲率陈炯、毛祖堞转移遵义，向省工委书记汇报情况。不久，毛祖谍将邓止戈的亲笔信带回新场交蓝运富。按省工委安排，蓝运富、刘星洲、刘星文、陈炯、毛祖堞等经重庆、成都、西安到延安学习，黔大仁中心县委书记由周自达代理。
1939年初，蓝运富从新场一小调任黔西一小校长，党内任黔西、大定、仁怀三县中心县委书记。为加强中心县委和新场总支的联系，上级组织决定成立地下党三重堰（今重新镇）联络站，并派在新场参加地下党的朱耀宗向读书会成员聂德培、谢世忠、罗开发、孙世云传达了上级的决定，宣布吸收他们为联络站成员，规定了秘密工作的纪律及注意事项等，朱耀忠为联络站负责人，罗开发任交通员，地下党三重堰联络站成立。
地下党三重堰联络站成立后，朱向罗交待了到黔西东门坳口上烟丝铺与陈世德联系和到新场与邱桂华联系的方式，以及怎样夹带密件，怎样在紧急时毁掉密件的方法，要求罗开发做到“严守秘密，不出事故，随时撤走，保证按照要求完成任务”。罗开发每次接受任务，朱耀宗都要克服其自身的经济困难，给罗以足够的往返路费，更要亲自检查其密件是否藏放妥贴等。因各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联络站保证了中心县委和新场总支的情报传递工作顺利及时，自1939年初至1940年初未出现任何事故，此期间还保障了过往三重堰的地下党员的安全。
1940年初，地下党大定支部负责人杜华江从大定职业中学毕业，被安排到新场总支工作。为弥补朱耀宗文化较低之不足，新场总支同年3月调杜华江到三重堰，协助朱耀宗工作。杜随带大定读书会成员、同班同学陈德森、王淑章到三重堰小学任教，他们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使联络站工作大有起色。
同年5月，杜华江托人带信给大定支部负责人蔡应达，信中言及大定支部情况，不幸发生了误投党内通信泄密事件，蔡应达、杜华江分别在大定和三重堰被捕，押解贵阳（蔡被敌人杀害，杜自首出狱后病故）。在杜华江被捕当日，朱耀宗即派罗开发给新场总支送信，总支研究后由邱桂华出面给罗开发说，你回去告诉朱耀宗，事情出了要沉着应战，千万要保护陈德森、王淑章。罗开发回三重堰，向朱耀宗作了汇报，使陈德森、王淑章安然返回大定老家。杜华江被捕，联络站情势紧张，朱耀宗通知本站成员暂下乡隐蔽。新场总支防患于未然，将搞联络站工作的邱桂华转移到鸭溪黔北特委，归赵促成领导。
1941年7月，新场从黔西县分出，归新成立的金沙县管辖，斗争形势进一步恶化，邱桂华、叶寿昌等人转移到黔北特委，分散隐蔽在仁怀、习水一带，三重堰的朱耀宗、罗开发先后去金沙和总支联系，均接不上头。朱耀宗决定联络站支部全体党员分散隐蔽，等待时机。朱迁至中坪居住，罗开发去读书，聂培德、谢世忠、孙世云去做小生意。至此，地下党三重堰联络站告终。
1938年冬，赵促成出任清池小学校长之职后，率一批比较进步的青年廖明星、王承云（女）、蒋学正（女）、余宗铭、肖济华等去该校任教，其中有的同志在清池入了党，清池党支部很快就建立起来了。清池党支部建立后，廖明星任支部书记，并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一是吸收党员，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发展蒋学正、肖济华、梅利宾、刘运彬等入党；二是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三是每逢赶场天，组织宣传队演讲、唱革命歌曲、演出街头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等，并组织“抗日救亡话剧团”，星期六晚上公演话剧。他们还采取舞台剧、街头剧、快板、花鼓、摆家常等形式宣传抗日，并去几十里外的新场，化装成难民演出街头剧。
1939年9月，罗学敏调清池接替党支部书记职务（因1939年初，黔西、大定、仁怀三县中心县委成立，原清池党支部书记廖明星被任命为中心县委委员，调往石场，故组织上决定派罗接替廖清池支部书记工作）。当时清池支部有党员王承云、蒋学正、刘运彬、邓德生、梅利宾等。廖明星离开清池后，仍经常到清池联系，指导清池党支部的工作。
1939年4月，新场总支派党员林正良、罗学敏等到石场，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成立石场党支部，由原在石场小学任教的黔大仁中心县委委员廖明星兼任党支部书记，罗学敏、林正良任支部委员。石场支部成立后，积极组织“读书会”“文艺研究会”“文艺宣传队”等组织，阅读《新华日报》《群众》等杂志，演唱《醒狮怒吼》《太行山下》等革命歌曲和演出《打东洋》《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另外，他们还到城镇、乡村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积极开展工作：一是先后发展田茂森（田青）等为中共党员。二是石场支部延用新场总支的活动方式，在教师中组织“读书会”“文艺研究会”，引导全体师生读马列的书，学习马克思主义，对高年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启发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三是组织“文艺宣传队”，用赶场天上街宣传，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四是利用暑假，在贵阳读书的石场学生回家之机，党支部组织他们与学校教师组成一个大型宣传队，除在石场演出外，还到其他地方公演话剧、街头剧，还出墙报、漫画等。
1939年8月，林正良任新场总支书记，不再担任石场支部委员。1941年1月，新场总支书记林正良被捕，波及石场支部，石场支部委员、党员转移到外地活动。同年3月，黔大仁中心县委代理书记周自达来到石场，与石场党员接上关系。5月，由田茂森、张承业、陈云凤、龙永安等4人组成石场党小组，由田茂森任组长，张承业任交通员。此后，党小组安全将石场支部已暴露的党员莫远志、肖仁琪、司朝昆转移到外地，隐蔽伺机活动。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反共高潮。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包围以及所形成的夹击形势，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解放区人口由1亿下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由40万人减少到30万人；新四军由13万人减少到11万人。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中共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法西斯专政遍布全国，中共黔大仁中心县委及其组织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破坏的。
1940年春，因中共中央要求贵州省工委输送干部到延安学习，省工委指派蓝运富、刘星洲、刘星文、毛祖堞、陈炯等前往革命圣地延安。行前，蓝运富召集周自达和李绍夫到余家庄刘星洲家开会，蓝运富指定周自达代理黔（西）、大（定）、仁（怀）三县中心县委书记，并指定李绍夫协助，将三县60余名党员名单交李绍夫保存。蓝运富到延安后，先后在陕北文工团、陕甘宁边区文协、中共中央党校、新华社工作学习。1954年，蓝运富调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支部书记兼副教授，1958年任北大图书馆馆长。
蓝运富等同志赴延安后，三重堰联络站因发生党内通信泄密事件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1941年初，曾与黔（西）、大（定）、仁（怀）三县中心县委和大定支部发生过工作关系的省工委干部李卓然在湄潭被捕叛变，向国民党反动派供出了贵州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名单，造成全省各地地下党组织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1940年底至1941年春，寇述彭、蓝运臧、蓝运铮、蓝运清、林正良、李亚群、王定一、周志楷、李绍夫、陈德琪、余宗铭等相继被捕。这些人中，除蓝运清、周志楷逃脱外，其余均押送贵阳。在狱中，尽管敌人严刑逼供、软硬兼施、绞尽脑汁，他们始终坚贞不屈，显示共产党员威武不能屈的革命精神。1941年5月，一个阴霾漆黑的雨夜，蓝运臧、蓝运铮、寇述彭和王定一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贵阳东山；8月7日，李绍夫、林正良、李亚群又在贵阳惨遭杀害，烈士忠骨至今下落不明。
1941年秋，国民党特务冯导仁来新场，秘密逮捕了肖济华、赵定福、蒋元亨。被捕当晚，蒋元亨趁敌人不备成功逃脱，并立即向党组织报告了情况。党组织接到报告后，于当晚立即将党员分散到各地活动。1941年底，三县中心县委代理书记周自达送其妹周自英到四川隆昌返回后，受到赵促成（1940年夏秋，赵由习水到新场，宣布成立川黔边区地下特委，赵任特委书记）的批评。周不服，二人遂发生激烈争论。
不久，周自达叛变，供出了三县中心县委所有共产党员名单，至此中共黔大仁中心县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完全被破坏。
在整个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仍有一些同志坚持下来，继续为革命而斗争，为党的事业而工作。张承业和田茂森都是周自达介绍入党的，周叛变后，曾在金沙找到张、田二人，并威胁他们一同叛变，他们坚决不同意。最后，张承业警告周自达：我们两个入党问题别人都不知道，假如你要告密，我就要杀掉你！而且不只是你本人，还要杀你的全家！周自达为了保全自己性命，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同意不去告密。这样二人逃脱虎口，连夜出走，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党组织。经党组织介绍，田茂森到延安学习，张承业先后在重庆江北县梅溪小学和丰都福人中学教书。1947年张承业回到石场，1949年在云南镇雄参加“民主联军”，任政委。解放后，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参加工作。
1949年11月25日黔西解放，12月3日中共黔西县委员会和黔西县人民政府成立。
中国共产党在黔西的革命活动，从1938年在新场建立党总支开始，到1949年11月25日黔西解放止，整整11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在充满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中，在严峻残酷斗争的生死关头，广大党员不怕流血牺牲，不怕砍头坐牢，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百折不挠，直到取得革命的胜利！（作者系原黔西县政协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