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方献祥（图片由作者提供）
▲20世纪80年代初，方献祥（中）接受省博物馆同志的采访。（资料图片）
《中共织金县党史人物》曾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父亲的总体情况：“方献祥（1916—1994），生于织金县城，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织金地下党的领导职务，在中共贵州省工委及织金县委的领导下，对党在织金开展的革命活动及解放后的商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红色源泉·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第39-41页《抗日战争时期省工委领导下的全省地方党组织一览表》中，方献祥是1938年1月至1945年8月的中共织金县工委书记。
在解放前的织金县城，我们方家是一个有名的家族。始创于同治年间的“方家点心铺”，糕点种类多而且价廉物美，生意较为红火。民国年间，“方家点心铺”传到祖父方绍廷“方三爷”手里，由于经营得法，双排面的点心铺，一分为二：一边叫“京果铺”，卖“云（银）片糕”“咸鹅蛋”“千层饼”“波波糖”等特色产品；另一边叫“广货铺”，主要销售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日用品，还卖威宁的细鱼、宣威的火腿、仁怀的“赖茅”酒及国内外的香烟。“方家点心铺”生意兴隆，家境自然相对殷实。1916年，父亲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称他为“少爷”也不为过。
“方家点心铺”创办者方存义，字仪亭，书画雕刻水平曾在全城颇负盛名。受多才多艺的前辈贤达影响，父亲自幼便爱好广泛。在他早年的书房里，板壁墙上挂满了字画，书桌上堆满了书籍。他拜织金城中医名家洪兴阶为师，藏书中有不少中医方面的书籍。他擅长画画，常常在专用画案上铺好画纸，用毛笔蘸着猪油烟粉画《百蝶图》。
1934年，在就读织金初级中学期间，经在贵阳读书的王楠、王栻兄弟启发引导，父亲加入了他们在织金秘密建立的进步组织“文学艺术研究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论列宁主义》等书籍，还有《贵阳文艺》和苏联高尔基的文学作品《母亲》等进步书刊，提高了思想觉悟。1935年9月，经王栻介绍，父亲加入了少共青年团，并被推举为男生小组长。11月，经各支部协商，父亲被公推为织金团县委委员兼工人支部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团县委除继续开展“文学艺术研究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活动外，还利用每年春节前后各家各户宰年猪请酒吃饭、新年互拜问候、清明节到野外扫墓等机会组织演出话剧，宣传抗日救国及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织金团县委还积极加强对团员的教育培养，为中共织金支部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1936年6月，经王栻等人介绍并经省工委委员秦天真批准，父亲转为中共党员。1937年1月，中共织金支部建立，由父亲担任支部书记。1937年7月，他暂离织金，到贵阳师范学校以读书为掩护，并经王栻引见，与中共中央派到贵州主持地下党工作的特派员黄大陆（云南文山人，又名申鸿伟、李瑞卿等，1922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历任滇军、黔军参谋、旅参谋长、师参谋长等，军衔为少将）接上组织关系，参加了党在该校的地下活动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负责省工委的秘密交通工作。
1938年1月16日，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黄大陆指派父亲回织金清理整顿党的组织，建立中共织金县委；指示他利用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组织的外县留省学生寒假农村工作团回乡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并通过选举取得留省织金学生寒假农村工作团的领导权。回到织金，父亲拿着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开的公函，名正言顺地找到时任织金县县长陈虎生。陈虎生不仅热情接待了他，还给他安排了办公地点。他白天组织学校师生到城郊农村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夜晚则遵照黄大陆的指示秘密进行党组织的清理整顿，工作立竿见影。
1月20日，中共织金县工委秘密成立，父亲任工委书记。此后，党组织很快发动城关几个学校的进步教师参加学生寒假农村工作团，分别组织歌咏组、话剧组等，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工作团成员手持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收复失地！”等标语的三角彩色旗，在织金城内和城郊的平桥、杨柳河、荷花池、花红、坡脚等地开展抗日宣传，教唱《九一八小调》等抗日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凤凰城》等话剧，还自编自导演出《弃妇》《新莲花落》等节目，将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一宣言》等刻印散发给群众，号召工、农、商、学、兵各界联合抗日。
4月5日，父亲组织县工委召开会议，及时作出发展新党员、派员分赴各区乡开展革命活动、选派干部适时参加省工委举办的培训班、建立秘密联络点、选派党员打入国民党织金县当局开展内线工作等五项决定，对推进织金革命活动的开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不久，全县党员发展到十五六名，分赴阿弓、吹聋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县工委先后指派相关干部到安南（今晴隆中营）及贵阳大山洞等地举办的培训班学习；陆续在城郊二岭岗、杨柳小学驻地等建立了秘密联络点，并安全掩护迎送省工委秦天芬（秦天真妹妹）、邓止戈、王天惠等人。父亲同他的战友们亲密合作，先后挫败了国民党织金县党部书记李文金等企图破坏织金地下党组织的阴谋，将李文金撵出了织金；选派女党员参与国民党织金县党部组织的“县妇女会”竞选，当选的5名委员中有4名系中共党员；组织发动桂果地区灾民向当地富户“借粮”，有效缓解了这一地区灾民的生活困境。
1939年，秦天真从陕北延安回到贵州负责领导地下党的工作，叫王天惠写信通知父亲到贵阳见面。秦天真听取工作汇报后，指示父亲继续回织金活动，还交代了秘密联系方式。1940年6月，秦天真通知父亲到贵阳与他会面，让父亲去国民党晴隆县政府找化名“邓杰生”的贵州省工委书记邓止戈——邓止戈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晴隆县政府秘书兼一科科长。邓止戈安排父亲到离县城七八十里的中银厂锻炼学习。两个多月后，邓止戈指示父亲回贵阳，在省府东街找到其爱人陈英，陈英又介绍父亲到云南汽车公司驻贵阳办事处找到杜守敦。杜守敦也是省工委负责人之一，他同父亲等四个人组织了一个党小组，做了5个多月的社会调查工作，摸清了贵阳方方面面的社会情况，同时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由于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秦天真、杜守敦作出决定，让父亲回织金继续领导地下党开展工作，同时兼任杜守敦的秘密联络员。
1941年初，杜守敦通知父亲到贵阳，由省工委会议作出决定，安排父亲到大西门外朱公坡汽车修配厂当学徒，利用合法身份在贵阳工作。父亲在“三民路”齐家湾租了一间房子，把党的重要文件和书籍都保存在那里。五六个月后，杜守敦通知父亲到《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新华日报》总社直接领导的公开机构，分销处负责人与省工委接上了关系，省工委曾派人到分销处工作）报到，接受新的工作任务，但第二天又传来紧急通知：“报社已被查封，迅速离开贵阳，转入农村隐蔽！组织关系转移到四川泸州之后，再通知你们！”此后，父亲久等没有消息，前往泸州寻找党组织也没有结果，上下级之间就此失去了联系。
“关系失掉以后，我并没有因为找不到组织而在敌人的统治之下放弃一个党员应尽的义务，而仍在积极地为党工作。”父亲于1979年5月24日的一份书面材料中写道。1941年8月，他到织金第二男小学校教书。因国民党当局扣发小学教职员工的盐米，他就发动组织城区4所小学100余名教师罢课，推选代表同县教育科科长张钧儒、毕节行署专员廖兴序谈判，迫使当局不仅如数补发省里补贴给教师的盐米，还公开处理了有赌博行为的张钧儒等人。
1942年2月7日，织金县反动当局宣布戒严，调集大批军警，大规模搜捕“盐米斗争”相关“嫌疑人员”。幸得地下党内线赵百川提前告知，父亲与他的战友们才脱离虎口。鉴于时局和严峻形势，按照上级有关指示精神，为保存革命力量，县工委作出决定，将暴露身份的同志迅速疏散隐蔽，父亲的县工委书记一职暂由其他同志代理。因此，父亲又前往普定县魏基屯，经周少奎父子介绍进学校当代课教师，利用魏基屯地处三县交界的有利条件，支持当地群众抗兵抗粮，工作很有成效。
1943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过后，得知织金局势暂时缓解，父亲就从普定魏基屯转移到群众基础较好的织金县熊家场，在中心学校以教书作掩护，组织发动学校师生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当时父亲负责六年级的全部课程。他不仅购买文具资助部分穷苦学生，夜间给学生补课，还利用中医知识给学生及其家人治病，很快便受到群众的好评，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掩护。在熊家场，父亲还联络苏殿勋等知名人士，积极组建党的外围组织，使熊家场的抗日救亡运动得以进一步开展。
1944年，父亲秘密返回织金县城附近，在城外群众的掩护下，行使县工委领导职责，组织了几个工人、农民党小组，一边学习，一边想法寻找党组织。
1947年，织金县工委安排黄振义、彭文焕到县民教馆工作，利用该馆原有的少数进步书刊，对一般群众——主要是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把民教馆变成县工委的宣传机构，父亲在其中担负了主要责任。1949年10月，猫场游击队成立，父亲得知消息后及时与游击队取得联系，并派王永莲、黄玲先等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加强游击队的领导力量，指示“内线”为游击队提供反动当局的人员构成、武器装备等情况。1949年底，当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逼近大西南时，父亲曾主持召开会议，组织全体党员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尽量保护进步人士和社会公共设施；派赵百川到贵阳向秦天真汇报情况，时任毕节地委书记的孟子明，也因此知道“十年前织金县有方献祥同志等坚持工作到现在”。
解放前，父亲能全身心地投入地下工作，离不开母亲黄杏先的支持。知道父亲是共产党员后，母亲就把所有的家务都承担起来，不仅要养育儿女，还要操持点心作坊的大小事务、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还帮助父亲把党的重要文件藏在外公家里。就这样，这些文件一直安全地保存到解放后交给党组织。
1950年1月，织金县和平解放后，县委和公安局的负责同志都来找父亲了解情况。当时县委和公安局发给他8个《通行证》，要求派可靠人员下乡侦察保安团和大土匪李名山等的活动情况。后来，李名山自称“剿共八县总指挥”，与猖狂一时的保安团联合发动武装叛乱，解放军140团和织金县人民政府处于不利形势。上级果断决定，织金县委撤退黔西，父亲参加了撤退前的组织准备工作，按县委指示，将仓库内所存粮食分给贫下中农，并对随同撤退人员进行政治审查。随党政机关撤往黔西后，他被县委派往贵阳公安学校参加学习培训。1953年，他同公安局的同志们一起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到乡下征粮，直到后来参加三塘区的土地改革和县饮食商店的建设工作。
织金刚解放不久，父亲就把他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写有黄大陆同志1937年亲笔指示的纸条和书籍，经县公安局王自修转交给时任织金县委书记吕栋。1950年1月，父亲曾写了两份详细的汇报材料，一份由织金县委转交毕节地委组织部部长王林岗，另一份邮寄给秦天真同志。之后，父亲被重新安排到织金县商业局工作，离休后于1994年病故，享年78岁。
我是父亲唯一的女儿，从小耳濡目染，受父亲言传身教的深刻影响，自幼就崇敬黄大陆、王栻那样的革命先烈，对党充满感情。1957年，我从贵州省贵阳卫生学校毕业后，曾先后在黔东南州剑河县妇幼保健站和县广播站工作；1958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9年，我被调到剑河县委从事党务工作；1962年，被调到贵阳市人事局从事党政工作；1982年，被调到贵阳市委统战部工作，直到1994年退休。
为了追随父亲和他的革命战友们的步伐，我也曾一腔热忱把青春献给党，为党工作几十年，兢兢业业，无怨无悔。同时，也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革命前辈的峥嵘岁月和光辉历史，要牢记信念、艰苦奋斗，无论身处何种时代，都要为社会多作贡献。（此文参考贵州省委研究室及贵阳市、毕节市、织金县等地党史部门编写的党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