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川滇东路赤水河渡口管理所的人员在百花山杨家公馆合影。（供图/聂宗荣）
修建“新公馆”
杨徵华在《一代园丁 三朝风云》的《第一篇 家庭世系及幼年与童年》中写道，“到了秀山公（杨芬远）这一代就搬到了城内，并开始修建‘老公馆’，到了我的曾祖父（杨宗灏）、祖父（杨汝偕），又陆续修建了‘中公馆’‘新公馆’。”“宗灏公字济泉，是秀山公的第四个儿子……他有三个儿子：汝修、汝偕及汝佺公。长子汝修，字慎斋，榜名绂章，排行大，即我的大祖父，住‘老公馆’；次子汝偕，字同士，排行四，即我的祖父，住‘新公馆’；三子汝佺，字汉卿，排行五，即我的五祖父，住‘中公馆’。”杨徵华在回忆录中的表述，对我们了解“杨家公馆”的全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济泉公在任期间（1853年到1878年），鉴于“老公馆”人口繁衍，不够居住，遂将俸银交三伯父，委托他新修一座房，供汝偕名下子孙住居，俗称“新公馆”。
三伯父依着百花山山势，从山脚而上（修建“新公馆”），几乎占了百分之八十的山地。山脚下房门有一总大门，门外有一大空地，南面正对大门树一（面）照壁，上面画了一些（寓意）花开富贵的花（牡丹、桂花之类）。大门与照壁之间的空地中，则立了许多石柱一般的石头砌的柱子，我们叫“围子”。据说家里有一（个）功名（从秀才到进士）就兴建一个“围子”。我们家有十来个功名，所以“围子”特多。有时我们就爬在“围子”上玩耍。
大门上挂着两个“赐进士出身”的大匾，这是他父子两人（济泉公与同士公）的功名，还有“三凤齐飞”“两凤齐鸣”等匾。“三凤齐飞”是三个祖父同科中举的匾额。
进了大门，顺着一条长道约千步，即为“新公馆”大门。
至大门拾级而上，门上悬挂“仁惠可风”的匾，是乡人在祖父满花甲时所赠。两方对联：上联“游宦西蜀”，下联“留学东瀛”。没有什么歌功颂德的言词，两句包括了我家近数十年梗概。
大门两旁各有平房、小院数间，则为看门的人所住。进门后左手为一（个）圆洞门，门通花园；右手又拾级而上，共十几层台阶，台阶两旁种了数株金桂、银桂。上完十七（级）台阶，又一（个）大门，进门左手有一（个）长廊，是停放轿子的地方。大门右手也有一（个）长廊，有一门通花园，家人玩花园即从此出入。顺长廊拐弯有一（个）院落，门上横额为“还读斋”，想系（为）祖父罢官回乡读书之处。院内两排栏杆数门［间］厅堂；栏杆外栽满竹子，非常幽静。正对十七（级）台阶大门，向正北而行，就是一（个）大厅。这大厅是这座房子的主要部门。厅中排列两排楠木镶嵌的大理石椅子，一边四把。厅两旁各有一（个）宽敞客厅，东为宾客宴会之处，西为上楼过道。楼名“白华楼”：中间设一（张）大炕床，床上有炕几、炕垫，两旁各放一（座）大穿衣镜——镜很高很大，高约一米五、宽约一米。再进去则为同士公藏书楼。同士公故后，父亲任省议员，经常住筑（贵阳的简称）。十一叔（杨栋林）、十二叔（杨梓林）在京工作，自祖父亡故（1915年四月初五）后，他们均未回来，因此客人也少了。大厅左侧的客房，是为我们兄妹请了一位家庭塾师（毕节名师糜雅凡等）教读之所。
大厅中门平时不开，除非有吉庆大事或祖母出门乘轿以及有贵客女眷乘轿而来才开。平时家人出入均从侧门，过了大厅中门，又是一层阶梯共十五级，我们习惯称“十五道坎”。石级旁各有数间平房，为管家所住：大管事谈升住东边，二管事杨星洲住西边。十五道石级两旁，种了两株“香园树”（苹果）及玫瑰、迎春等花（卉）。
过了十五级阶梯进一大门，即为此房的正院。正院前为一（个）大院落，正房一排九间前后房。东西两厢房前后三间共六间。正房当中一大间为堂屋，供祖宗神位之用。两旁放四张太师椅，为至亲客人招待之所。堂屋西边四间前后房，是祖母、姨祖母寝室及她们的丫头住房，到最后一间为专门给全家老小做鞋底的江三娘所住。右边四间前后房是父母亲及我们姊弟的奶妈、老妈子、丫头住，再进去就是大厨房。
顺着正房长廊，东边开小门出去又是一（个）小院，向南一排房子为大厨房及豆腐房。磨豆腐、煮豆腐、烫猪、熏腊肉，过年节及婚丧大事均在这里办酒席。靠厨房西边有三间住房，为挑水、磨豆腐的工作人员住。大厨房后面则为一排装谷子的仓，厨房东边有猪圈及舂米的碓房。
顺此偏院一直往下走，与大厅旁放轿的轿厅汇［会］合。这条偏道是挑水、挑柴火［禾］的走道。
大厅西南“还读斋”旁有一门［间］通大厨房，为宴请宾客时方便设宴而设。大厨房有平房两间，为养马马夫老幸夫妇及他们的女儿住所。马夫房后即为马厩。
正房西头有一巷，专门装煤之处；巷旁有一小门，为卸煤的门。开了小门即到百花山正街，百花山小学即在山顶。祖母每天吃完早点由此门到山顶小学办公。家中姑及诸叔婶，凡在小学代课的，每日均从此出入。
到花园有两门相通。二门内圆洞门遇有客人来时才开。门后有假山石凳，植以花木；假山下回廊曲折，通“棣华山馆”——“棣华”，大概是取意“棠棣之花”的典故，说明此园为兄弟们叙天伦之乐的去处。“棣华山馆”前种有许多奇花异草，有罗汉松——其树如松树，结果如罗汉；腊梅、红梅之外，还有绿萼梅——花瓣绿色，花心深绿，非常名贵。顺“棣华山馆”回廊下行，就到“逍遥楼”。楼四脚悬空，下为荷花池，引水入池养荷。顺荷池回廊而走，一片竹林荫映，流水琮琮［淙淙］，原来一股清泉由荷花池引水从竹丛中缓缓流出，蜿蜒曲折，至竹荫下流入一池内，池名“流杯池”。池旁周围放石凳十只，众人围坐池上，饮酒飞觞。
过“流杯池”往南，一阁耸然立于南围墙边，名“崇缘阁”。登阁往外一望，行人车马络绎不绝，又回到山脚大门外了。
“蔼园”的生活
“杨家公馆”里的花园名叫“蔼园”。在“蔼园”里，杨家人的日常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在《一代园丁 三朝风云》中的“会桃李之芳园，叙天伦之乐事”（李白著名诗句）一节，杨徵华又留下了以下生动描述：
故乡的花园名叫“蔼园”。每当风和日暖，或秋高气爽，家中的诸姑叔伯都欢喜到园中游玩。表嫂对我说：有一次夏天，母亲手持团扇，在园中穿花拂柳而行，姑姑说：“你们看，林黛玉来了！为什么不拿花锄而拿扇子呢？”原来母亲身材苗条，风度优美，因此，诸姑婶婶都爱用“林黛玉”来开她的玩笑。
她们最欢喜的就是在“流杯池”前称觞，在绿荫深处，一泓清泉从荷花池流出，蜿蜒曲折流进池中。家中姑叔婶等则列坐池旁的石凳上，谈笑风生，等候池中流杯飘来。装满酒的酒杯，徐徐随水漂流，杯停留在谁的面前，谁就喝酒一杯，并“飞花”一句。所谓“飞花”，就是念唐诗或其他古诗一句，这句诗中包括一个“花”字，“花”字落到谁，谁就喝酒，然后又等流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又喝酒飞觞。
秋天吃“菊花锅”。玉兰花开时，将玉兰花片做各种食物，所花费的钱，由每人负担。负担的方式是画一枝兰草，在根部写上钱的数目，将根部卷上，然后在叶尖写上参加认股的人的名字。写完了，打开卷的根部，顺叶摸根，根部写的钱是若干，本人就认若干，其中有一份“白吃”。凡是画兰草写数目的人，不能和大家一同认，等别人认完了，剩下哪一份，哪一份就是画兰的人的份子。这种集股玩法，后来也玩，不是文绉绉的画兰，叫“画鸡脚叉”了。
每当玩这些娱乐、聚会时，挨处罚最多的要数十六叔（汝佺长子鑫林）了。他聪慧异常，但吊儿郎当，又早年就惹上鸦片烟瘾，不振作。毕节人认为他博学多才，在地方上小有名气。蔡松坡讨袁时（应为1917年年底唐继尧率滇军入川时），时章太炎在蔡（应为“唐”）军中，听说毕节有这么一个才子，特来拜访。我这老叔就在烟盘子旁边迎接别人。两个人通宵达旦谈古论今，毕节传为佳话说：“老疯子会见小疯子！”后来十六叔果真疯了，死时才三十多岁，无子嗣。
变卖公馆田产
1920年冬，进士（周范）之女、进士（杨汝偕）之妻、大学校长（杨梓林留学日本归国，曾任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和省参议员（杨樨林）之母周氏在贵阳去世，遗体被运回毕节，安葬在长春堡清水塘“仰天窝”。周氏去世后，杨樨林送弟媳和大女儿、二女儿等到北京，住了几个月。他同两个弟弟商量，决定将祖上田地卖掉，将现款投资工业，“十二叔（杨梓林）已和友人在天津塘沽从事精盐、制碱等工业，他首先提出卖田之事；十一叔（杨栋林）在北大当教授，铁饭碗，他也赞同。”在《母亲生八妹，全家辞祖北上》一节后半部分，杨徵华回忆道：
父亲当时一心一意只想把我们姊妹兄弟送到北京求学，将来建功立业。卖出这批大好土地，一点也不可惜。这一大幢住房、丰富的藏书、无数的好家俱［具］，均送给族人。我最记得的是两座大穿衣镜及许多珍贵东西，一起卖掉了。我的父亲将美好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儿女身上，孤注一掷，倾家北上。
祖父有一妾，只生一女（十五姑），远嫁贵阳，我们走后，要为她留下生活之资共40石（1石为50公斤），除了她生活外，做祭祀时用。偌大房屋，也只是她老人家及三姑母（杨良珍，嫁濮家，婚后不久即居孀）婆媳居住。三姑母从花园迁入上房，父母托她顺便照顾修理。抗日战争时期，姨奶奶已死，三姑母仍健在。
1922年年底，我们全家绕道云南到四川宜宾，有两个老家人送我们。到宜宾后，因乘船不要这么多人送了，老家人杨星洲就回去看家了……过两日乘火车北上，另一老家人张秉臣也请他回去，与杨星洲一起，与杨星洲一起协助三姑给我们照料此祖居。1938年我回毕节，他们还活着。解放后此房归公，他们不知迁移何处了。
变卖公馆田产的汝偕长子樨林（1885—1930），字子馨，出生于四川南广父亲任上，清末中秀才，1906年留学就读于日本明治维新大学。1911年辛亥革命时樨林26岁，刚从日本回国不久，就在毕节参加团体联合会——“（毕节）光复事业即以该会为主动力”，成为其中的“强健分子”，其事迹列“丁等”稽勋，被1913年在北京担任参议院秘书暨稽勋局调查员的周素园写入《稽勋表册底稿》：“毕节光复后，招募团练，保卫地方，而饷需无着。樨林家世豪富，首倡义捐，源源接济，城乡赖以宁谧。”1913—1916年，樨林当选贵州省参议员，迁住贵阳。樨林妻濮氏，原籍江苏溧水，父亲曾任四川华阳县令，与汝偕同在四川为官，二人得以相识并结为儿女亲家。1922年，濮氏和丈夫带着8个孩子从宜宾沿江而下，经汉口到了北平。此前樨林已将长女、次女带往北平。1938年1月底，濮氏和幺女由三女儿杨徵华从长沙送往贵阳，小住后带着外孙德亮、德基返回毕节，两年后在“新公馆”内逝世。
1938年，杨徵华去甘肃榆中与任县长的丈夫相聚，将长子德亮、次子德基交给外婆濮氏抚育。因此，德亮、德基兄弟在“新公馆”内住了3年。2012年，陈德基回到毕节，由“公馆”杨家亲友陪同，寻访故宅祭奠先灵，感慨万端。他在给亲友的信中说：“当年亭台楼阁、飞檐挑梁、雕龙画凤的杨家公馆，已片瓦无存……杨家出资兴办的百花山小学已有百余年历史，解放后即改为毕节一小，是毕节的重点小学。”
公馆的红色印记
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杨家公馆”中越来越少有杨家人居住。1935年年初，成立毕节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的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撤往安顺、贵阳后，3月份，他们于前一年年底成立的“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骨干、百花山“宁家龙门”宁起鲲（1914—1997，又名宁汉戈，1937年11月与弟弟一起在毕节入党，离休前曾任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宁起枷（1916—1993，时任贵州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录事，1937年与哥哥同时同地入党，逝世前曾任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馆长、顾问）兄弟在“杨家公馆”内林绍铭（杨家亲戚，寄居在“新公馆”内）家秘密成立“我们的读书室”，“开始只吸收林绍铭等几位进步青年，后来增加了尹司农等人。参加者每人出点钱，订购一些进步书刊……这些书均陈列在林绍铭家里，只许借阅，不准外传”（宁起枷晚年口述、袁东华整理《毕节的回忆》）。后来，在中共上海特科派来毕节的贵州军事特派员卢志英（时任专员公署科长、毕节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的领导下，宁氏兄弟等“我们的读书室”成员做了不少工作——“后来我们成立了秘密读书会/志英就是我们的辅导员/书籍琳琅满目，环境古色古香/我们的读书室吸引着山城的有志青年/书架的背后/藏着志英送来的进步书刊/从《进化论》到《唯物辩证法》/从《资本论》到《共产党宣言》/志英常常来到这里/为我们讲解革命理论/鼓励我们刻苦学习，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志英的身边聚集起一批进步青年/为他的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林绍铭为他搜集情报/宁起枷给他管理文件/尹司农为他抄写电文/我常常带他去周围的农村/了解风土人情，观察地形地貌/为红军的到来准备周全”（宁汉戈《雨花魂》诗句）。
从1936年2月9日进驻至2月27日退出毕节，红二、六军团共在毕节住了18天。“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我们的读书室”的许多成员，带头组织群众为红军筹粮、筹款、置药，踊跃参加红军，并且参加了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的一些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林青、缪正元、徐健生、秦天真、宁起鲲、宁起枷等，与“公馆”杨家创办的模范小学（原毕节一小，今十九小）都有渊源和联系。
2018年6月，毕节一小出版发行《百年名校 红色印记》，根据聂肇基老师等搜集提供的珍贵史料，在校本教材中有专门文章《贵州教育变革家杨绂章》《实业家杨梓林》等，专门介绍杨家公馆“文化世家”对毕节乃至贵州教育的重大贡献。（作者系毕节二中教师、资深文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