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毕节专区部分负责人合影（图片来源于《毕节地区志•军事志》）
在毕节的历史上，西进支队是一支难以忘却的革命力量。1949年3月，西进支队（当时为南下支队）的干部从山东菏泽出发，跋山涉水、千里迢迢随军挺进乌蒙，接管和巩固新生政权，把青春和热血奉献在这片土地上。作为毕节人民政权的建设者和见证人，他们为毕节解放事业和巩固新生政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从菏泽出发，踏上南下征程
西进支队的前身是南下支队。要了解西进支队的情况，有必要了解当时的形势和南下支队的历史。
1948年秋，全国革命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解放战争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决战阶段。1948年9月16日至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先后发起著名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至此，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主力部队已基本被歼灭，国民党统治集团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已经处于总崩溃的绝境。中国共产党威望空前高涨，得到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护，解放区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
中共中央根据解放战争的发展趋势，1948年10月28日发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定从老解放区现职干部中抽调5.3万名干部随军前进，到新解放的地区开展工作。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其中规定从华北抽调1.7万名干部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向江南前进。
1949年2月28日至3月1日，从冀鲁豫边区抽调的3993名南下干部到达山东省菏泽晁八寨，组成一个完整的调往新解放区工作的党委班子（又称外调区党委），对外称为“南下支队”。该支队下辖6个大队（6个地委班子）、44个中队（21个县委班子），南下时编入军队序列，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
3月5日至25日，南下干部在菏泽晁八寨一带农村进行20天的军事训练和时事政策学习。3月26日，冀鲁豫边区党委在晁八寨举行热烈欢送全体南下干部大会。
70年后，从原毕节地区供销社离休的南下干部姚念真仍然清晰地记得：1949年3月31日，南下支队全体干勤人员和战士，身穿草绿色军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从菏泽晁八寨一带农村列队出发，高唱革命战歌，浩浩荡荡地踏上南下的征途。战士们风餐露宿，日夜兼程，4月7日到达安徽合肥。休整4天后，11日从合肥出发，向皖南进发，15日到达桐城。
4月20日晚和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的7个兵团24个军和地方部队共100万人，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战线上先后发起渡江作战。经过22日、23日的战斗，第三野战军奋勇前进、横渡长江，解放了江阴、无锡、常州、芜湖、南京等城市，摧毁南京国民政府。
4月21日，南下支队全体干部经过几天的急行军，24日到达安庆附近，26日黎明分批乘船渡过长江，5月4日到达赣东北重镇——景德镇，开展建政接管工作。
跋山涉水，日夜兼程到贵州
1949年10月，国民党政府被迫由广州迁往重庆，蒋介石妄图依靠残存力量割据西南，以争取时间组建新军，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反扑。
未雨绸缪，中共中央早在1949年初就作出进军西南的战略部署。5月23日至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作出系列指示，决定抽调赣东北区党委及其所属由冀鲁豫边区南下到赣东北区工作的全体干部随军西进，接管贵州。
1949年9月初，从冀鲁豫边区南下的全体人员奉命在江西上饶集中，9月10日参加西进动员大会。9月中旬，由原冀鲁豫边区南下的全体同志、江西地下党的部分同志、原赣东北区党委所属各级干校的部分学员以及江西解放后参加工作自愿西进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共9331人正式组成西进支队。该支队下辖5个大队、54个中队。
9月25日至28日，西进支队奉命从江西上饶出发，踏上西进贵州的征途。该支队分为两条路线前进，前梯队沿着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司令部的行军路线，乘坐火车到南昌，改乘汽车经上高、慈化、长沙至湘潭；后梯队乘坐火车经南昌转九江，改乘轮船经蕲州、武汉、嘉鱼、岳阳、长沙至湘潭，与前梯队汇合。
姚念真回忆说，战士们第一次坐轮船，都很好奇。船上没办伙食，吃饭要停船靠岸到附近的村庄或野外临时安锅做饭。各级党委沿途组织大家开展读报、唱歌等活动，战士们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按照中共中央和西南局的部署，西进支队的任务是到贵州建立省、地、县、区各级党政机构，接管国民党在全省的各级政权机构和工矿企业。10月上旬、中旬，西进支队途经湖南湘潭、邵阳时，分批由部队转业到贵州从事地方工作的2480名干部、第二野战军大五分校的1500名学员和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贵州干部队的106名干部被编入西进支队。此时，西进支队下辖9个大队，除五大队外，其他大队都是一个配备齐全的地委架子。
原毕节农校党委书记、校长肖万林当时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贵州干部队的一员。他回忆说，1949年4月，中央为支援解放大西南，决定在老区选调一批新闻、邮电、财经、公安等方面的干部，同时招收上海、南京的大中学生和青年职工，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1949年9月24日，经过几个月的集训学习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从南京起程赶赴贵州。肖万林回忆说：“当时我们在南京乘坐一辆专门运送货物的火车前往汉口，随后转乘轮渡来到武昌。在武昌短暂休整几日后，又乘汽车一路颠簸赶往湖南湘潭。抵达湖南湘潭后，贵州干部队的编制解散，我就前往毕节湘潭留守处报到。”
南下支队随军一路西进，沿途风餐露宿，身上背着枪支、被子、干粮、书包等三四十斤重的东西，一路跋山涉水，非常艰辛。10月29日至11月4日，西进支队的1.5万多名干部和勤杂人员进驻湖南芷江一带，准备随军进入贵州。
10月，二野五兵团第十六军由湘西进军贵州，于11月15日解放贵阳。从11月6日起，肩负贵州建政接管任务的西进支队以地委（大队）为单位，徒步向贵州进发。
解放毕节，建立新生政权
按照上级的部署，西进支队三大队到毕节接管政权。毕节，乌蒙山腹地，川滇黔锁钥，黔西北重镇，军事战略地位不言而喻。这里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大定、毕节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红军北上抗日后，军阀和国民党反动势力长期盘踞毕节。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贵阳后，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率其绥靖公署和保安司令部逃到盘江地区，其十九兵团司令部退至毕节。国民党四十九军退至黔西、织金、毕节等地，进一步补充部队，准备沿着毕节、织金、贞丰构成南北防线，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进。
根据敌情和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兵团及时部署，继续进军，追歼敌人。十六军在清镇地区稍事休整后，按照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的命令，向毕节进击。此时，国民党第十九军二七五师利用鸭池河天险，在六广、大关一带布防，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河。
1949年11月20日，十六军四十七师由清镇出发，直抵鸭池河渡口。鸭池河渡口是黔西北各县通往贵阳的咽喉，这里山岩险峻、水流湍急，堪称天堑。从渡口到北面山顶的路上只有大关、小关垭口，上山小路如登天梯，大路曲折盘旋，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
四十七师首长命令师机关指挥员薛宗华率一四一团及师直侦察、工兵分队执行架桥任务。薛宗华一面组织火力压制对岸守敌，一面组织实施架桥方案。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连续奋战，21日中午架起斜式浮桥。此时，担负守桥任务的国民党军见大势已去，闻风而逃。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渡过鸭池河，迅疾攻占黔西大关镇，直逼黔西县城。
11月25日，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黔西县县长率部仓惶逃往织金。人民解放军进驻黔西县城，宣告黔西解放。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驻大定县城，宣告大定解放。
黔西、大定的解放，令国民党毕节专员兼保安司令廖兴序惊恐万分，11月26日夜晚，廖兴序仓惶逃离毕节。11月28日上午10时许，人民解放军在广大市民的夹道欢迎下，浩浩荡荡地进入毕节城，毕节宣告解放。次日，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入川参加成都战役，仅留少数部队参加接管政权和维护社会治安工作。
毕节解放后，西进支队迅速开展建政接管工作。1949年12月3日，中共毕节地方委员会、毕节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毕节军分区正式成立，赵欲樵任书记，孟子明任专员，侯国祥任毕节军分区司令员。在地委的机构设置和人事任免上，张为梓任办公室副主任，王林岗任组织部部长，陈健吾任宣传部部长，孟子明兼任地区革命干部学校校长、陈健吾兼任副校长。
毕节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毕节、黔西、大定、金沙、织金、赫章、威宁、纳雍、水城9县。从1949年11月15日至12月13日，黔西、毕节、大定、赫章等县成立中共县（工）委、县人民政府。1950年1月至6月，金沙、织金、纳雍、水城、威宁等县成立中共县（工）委、县人民政府。至此，全区9个县级人民政权全部建立。
解放初期的毕节山城，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政治情况复杂，经济十分凋敝，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贫困。从1949年11月上旬起，西进支队的全体干部与全区各族人民一起，积极开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开展全面接管工作，积极参加剿匪斗争，广泛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工作，实施土地制度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展文教、卫生和新闻事业，积极开展城市工作。
平息匪患，迎来彻底解放
毕节解放初期，由于广大农村尚未占领，匪患猖獗，多股土匪盘踞在偏僻的农村，剿匪斗争成为西进支队的重点任务。为迅速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49年12月初，贵州省毕节区专员公署公安分局成立。当时，公安分局的机构设置比较简单，只设有秘书、侦审、治安几个组以及分局直属公安保卫队，全局只有20多人。接着，毕节、大定、黔西、金沙、织金、纳雍、威宁、水城、赫章等9县相继成立公安局，全区共有干警130多人。
1950年2月，国民党党政军特残余势力及乡间的封建恶霸势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川作战之时相互勾结，趁人民政权初建、立足未稳之际，疯狂反扑，大肆烧杀抢掠，屠杀人民解放军军事代表、区乡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策动大规模、全区性的武装叛乱，妄图将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至4月中旬，全区大小股匪有250多股，近7万人，是当时驻毕部队的8倍之多。按照上级的指示，9个县仅保留毕节、大定、黔西的人民政府，其他6个县的人民政府暂时撤离。
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剿匪与建立革命秩序的指示，号召新解放区的军民进行剿匪斗争。中共毕节地委、毕节军分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五师迅速成立剿匪工作委员会和指挥部，组织了以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师和四十五师、毕节军分区部队为主体的党政军民剿匪斗争。
从4月11日至5月18日，以四十五师为主的西线部队，一举收复纳雍、水城、织金三个县城。6月至7月，以四十七师为主的东线部队一举取得“金沙合围战”的胜利，基本扫清金沙、黔西、大定等地的匪患。8月至9月，西线部队组织实施“威赫合围战”，一举歼灭盘踞在威宁、赫章的罗湘培、廖兴序以及从川南窜入的田动云等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至此，毕节地区撤出失去的6个县全部收复，新生政权得到有力巩固。
全区公安机关干警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投入以保卫和巩固人民政权为中心的剿匪斗争。除直接参与部分小规模战斗外，公安机关及其保卫队重点在侦察、掌握匪情、搜捕潜伏匪特、看押审讯、集训俘匪等方面开展工作，在宣传贯彻党的政策、分化瓦解国民党残余势力、稳定社会秩序、镇压敌人的反抗、保卫人民政权、保护群众利益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在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中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
在保卫新生政权的斗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紧紧依靠广大群众，经过“金沙合围战”等大小数百次战斗，浴血奋战，彻底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和匪患，迎来了毕节人民的彻底解放。毕节地区的剿匪斗争持续了数年，直至1954年4月全区的土匪才被全部消灭，不少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毕节军分区后勤处政委王文通、金沙县委书记兼县长李旭华、织金县三塘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梁遵敬等西进干部在剿匪斗争中壮烈牺牲。
“回望历程，南下西进，从黄河到乌蒙，一路征尘，为第二故乡改天换地。”这是南下西进干部的真实写照。他们从红土地一路走来，跨越千山万水，在神奇的乌蒙大地奋斗一生之后，深深地融入这片多姿多彩的土地。他们为毕节做出的贡献，值得后人永远铭记。（本文写作中，主要参考《南下、西进支队简史》《八千里路云和月——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西进纪实》《乌蒙伏虎——毕节地区清匪反霸史料汇编》《毕节地区志•军事志》《毕节地区志•人物志》等资料，得到西进干部姚念真、肖万林等革命前辈的帮助，谨此衷心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