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又霖烈士（资料图片）
今朝我辈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
走进重庆市白公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迎面白墙上醒目书写着黎又霖的这首狱中绝笔。黎又霖又名黎万里，是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的地下特别党员、多个民主党派成员及负责人，具有多重身份和领导职务。他在任民革西南地区秘书长、民革川康省委主要负责人组织策动武装起义时，于1949年8月在重庆被秘密逮捕，关押于重庆白公馆看守所，同年11月27日在大屠杀中壮烈牺牲，时年54岁。2018年12月，位于黔西县的黎又霖烈士故居被毕节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投身“五四运动”
1895年7月7日，黎又霖出生于黔西县城关镇的一个书香人家。他年幼时聪颖好学，记忆力特强，颇得塾师赞许。至十余岁学业倍增，喜文学能吟诗作对。14岁毅然抛弃旧学，带着寻求新知识的渴望，赴省城贵阳南明中学求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黎又霖年满16岁。他非常崇敬孙中山先生，仰慕“三民主义”思想，191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法政系。
1919年，在大学毕业前夕，黎又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接触到反帝反封建和新文化思潮。他浑身充满着爱国激情，参加了在天安门前举行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在6月3日的示威游行中，黎又霖为保护同学被抓捕，被羁禁时结识了金陵女子大学和中国公学的进步女青年何婷婷、张玉麟。在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下，他后来与张玉麟结为伉俪。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黎又霖，参加政治活动的热情大为高涨，他和一些进步人士创办《民声报》，自任主编。在此期间，他在北大教授李大钊的引见下，登门拜访了鲁迅先生，聆听了李大钊和鲁迅的教诲。黎又霖通过李大钊引导，开始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做了前期的思想准备。
1919年10月，黎又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积极主动地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 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道路。
参加北伐战争
黎又霖从北京大学学成后返回贵州，担任黔军总司令袁祖铭的秘书，曾谏请袁祖铭与孙中山合作未果。袁祖铭遭遇失败后，黎又霖随贺龙、杨其昌参加北伐战争，任杨其昌师部参谋，转战于湖南、湖北、安徽一带。
1927年，蒋介石大搞反共清党、镇压工农群众的叛变活动。黎又霖痛心疾首，追随柏文蔚等人，辗转于上海、安徽、江苏等地，以各种职业为掩护，积极策动民主革命运动。
1931年，黎又霖响应胡汉民的号召，赴广州参加国民党非常会议，继续策动推翻蒋介石反革命政府的活动。在广州期间，黎又霖与中共地下党员王葆贞相识，过从至密，此后时常密切联系，谋商有益于群众的事宜。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回到上海受聘中国公学总务长的黎又霖和张玉麟积极行动起来，组织市民、学生和妇女会成员疏散难民，为抗战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运送弹药、水和食物，抢救伤员。
1933年11月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同时发表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1934年4月20日，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组织的中国妇女联合会及社会各界人士1779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黎又霖参加签名并参与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的起草。
1934年4月，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任主席（会长），黎又霖为会员。《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发表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及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许和支持，仅上海就有一万多人签名赞成。同年6月，在宋庆龄的主持下，黎又霖参与何香凝、章乃器等起草了一份对日作战宣言，经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召开代表大会讨论修改、表决通过后，于6月20日向社会各界发表《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对日作战宣言》。
营救被捕爱国人士
1935年初，受杨其昌推荐，黎又霖回贵州任滇军驻黔办事处处长。时值中央红军长征过贵州，黎又霖到军部与王家烈会晤，晓以大义，暗示对红军长征过境虚以应付。王家烈权衡各方利害关系，采纳了黎又霖“追而不剿、堵而不严”的作战方针，尽管蒋介石亲到贵阳督战，红军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顺利通过了贵州。黎又霖以同样的方式，在红军离开贵州进入云南之际，向龙云致电“汇报工作”。在汇报完中央红军经过贵州的详细情况后，意味深长地背诵了曹植的“煮豆燃萁”诗。
1935年5月10日，蒋介石飞抵昆明调兵遣将，集中20万优势兵力在大渡河沿线堵截红军，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黎又霖通过内线，适时将敌人布防暗示红军军部。令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的是：5月25日和29日，红军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和泸定桥渡过了金沙江、大渡河继续北上。
1936年初，贺龙、萧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长征即将经过黔西时，黎又霖给家中写信说明了红军长征抗日救亡的战略行动，打消家乡人民的顾虑。当红军到达黔西县城时，父亲黎斗恒偕同家人出门迎接，并腾出几间房子作贺龙、任弼时的军部办公室。
中共地下党员、贵州省工委书记林青被捕后，黎又霖利用滇军驻黔办事处处长的身份暗中设法营救。遗憾的是未获成功，其行动也不为人所知。
“西安事变”爆发后，黎又霖利用曾在大学学习、任教的有利条件，先后到同济大学、上海中国公学及一些社会学术团体演讲，揭示“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和事实真相，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壮举。
投身爱国民主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黎又霖联络左翼文艺界人士杜纲百、吴雪俦等到香港筹办战时大学，后因受阻未果，转回重庆。黎又霖与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取得联系，经董必武介绍在重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作为中共地下党的特别党员。他以隐蔽身份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江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上校政治教官。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他联系教育界、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承担了许多革命工作。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成立，黎又霖经鲜英、邓初民介绍加入民盟，盟号为1193号。“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成立后，黎又霖经董必武的同意，加入民联。1945年底，民联在重庆南岸子湾6号杨杰住宅成立了民联西南执行部和人民自卫军司令部，杨杰担任主任委员，黎又霖担任执行委员。自此以后，黎又霖在民联的活动都与杨杰有密切的联系。1945年至1946年，黎又霖经常奔走于上清寺“特园”和南岸杨杰宅邸。
1946年2月，民联中央常务干事会决定，在民联中央结束重庆的工作后，成立民联重庆临时工作组，主要成员有甘祠森、李紫翔、夏仲实、冯菊坡、李文钊、黎又霖、杨杰、邓初民等，邓初民担任指导员。黎又霖参加了民联临时工作组在重庆民主运动中的一系列活动。
1946年4月9日，重庆各界在青年馆举行追悼“四•八”烈士大会，黎又霖偕同重庆民联参加了追悼会的筹备会，发动会员送挽联和花圈。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重庆民联发表声明并致电民盟中央吊唁。黎又霖参加追悼会的筹备工作，发动成员参加追悼会，并在联系群众中开展宣传活动，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
在重庆的民主运动中，民盟、民联、民建、农工党等与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配合革命行动。黎又霖是一位具有多重政治身份的社会活动家，他为了进行革命活动，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联系，继参加民盟、民联之后，又于1948年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研究同意后，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
开展军事策反活动
1947年春夏，随着蒋介石厉行独裁、内战政策，重庆的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社人员被国民党强行送回延安。7月1日，蒋介石发布《戡乱总动员令》后，民联和其他民主党派被迫转入地下。这时黎又霖与中共领导机关的联系被割断，便凭自己的政治判断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投入到民主党派的工作中。
6月1日晚，成渝等地同时宣布深夜戒严，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宪特，于6月2日凌晨疯狂逮捕进步人士200余人。重庆民盟组织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运用各种渠道，想尽各种方法进行营救。黎又霖和鲜英等积极营救被囚禁的民盟盟员，使田一平等21位重庆盟员获释出狱。
1947年11月12日，民联、民进和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在香港举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11月25日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李济深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黎又霖为主席团成员。
1948年3月，民革中央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宣传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失利的情况上，形成国民党军队必败舆论，争取人心，同时积极进行西南地方军政首脑的策反工作。黎又霖与周徒华等人先后到渝策动文化活动，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忠告并利用国民党政府中上层人士的矛盾关系，开展分化离间工作。
黎又霖担任民革西南区秘书长后，积极协助杨杰建立川康滇黔民革组织，联络军政界人士开展策反工作，策动武装起义。6月，由赵一明、冯克熙、黎又霖出面，与民盟、民联、民建、农工党负责人联系，经过互相串联，决定组织“民主党派联谊会”，采取聚餐会或其他集会方式，加强联系、互通信息、交换意见、研究工作。
10月27日，国民党当局以“勾结共匪、参加叛变”为由，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民盟重庆市支部转入地下活动，黎又霖任民盟重庆市支部秘书处主任。
1948年10月，民革西南执行部负责人杨杰决定筹建民革川康地下组织。杨杰与甘祠森、黎又霖等商议召开时局讨论会，黎又霖提出“保川拒蒋、迎接解放”的口号，杨杰很赞赏。又过了几天，杨杰又向甘祠森、黎又霖提出，把重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组织起来，以轮流请吃饭的方式，每二三周或一月举行“转转会”，讨论时局、交换意见、协商行动。杨杰等设想把西南四省的反蒋实力派联合起来，实施“保川拒蒋、迎接解放”的方针，要求民主党派从政治上配合，促成这个西南大联合的实现。通过多次讨论，大家取得共识：西南四省四川是关键，“保川拒蒋、迎接解放”可作为共同的工作方针。
当时，黎又霖利用重庆聚康银行经理黎际云（黎又霖的堂兄）的关系，以聚康银行专员的身份作掩护，住在重庆民生路米亭子19号通惠实业银行经理蒋华村（黎又霖的侄女婿）家里。他不带家小，亦无固定职业，生活艰苦，仍然不知疲倦地经常工作到深夜。
魂牵梦萦是故乡
黎又霖一生为国奔走，难得时间与家人团聚。他从1911年离家到贵阳求学至1949年牺牲，只回过家两次，第一次是1920年北大毕业后回家与肖淑贞完婚，第二次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故乡给去世的妻子和父亲扫墓。
“一枕一梦一啜泣，魂牵梦萦是故乡”。黎又霖对故乡怀着深厚的感情，1920年他第一次回故乡时，就把新文化思潮带到了黔西，首先在自己的家庭及亲戚朋友中动员女子剪发放足，摈弃女子裹足的陋习。为了让女孩子能上学读书，他动员母亲、姨母捐资创办了黔西第一所私立女子国民学校。自编自导演出宣传妇女解放、新文化运动的话剧，黎家大小姐、大公子登台演戏的新闻轰动全城，市民们争相前来观看，连离城二三十里的乡下农民闻讯后都进城来观看。
1935年至1936年，他任滇军驻黔办事处处长时，其父病重。时值中央红军及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贵州、云南，为了使红军顺利过境，黎又霖多方斡旋。黔西与贵阳近在咫尺，他却未能回家看望生病中的父亲。
1936年春，黔西县城遭遇大火，他组织旅筑同乡成立“黔西火灾赈济会”，募捐了不少物资和现金送到黔西救济灾民。
1945年抗战胜利后，黎又霖在回故乡后第二天到县政府拜访了黔西县长俞兆和及国民党黔西县党部书记王式鉴，建议他们做好抗战胜利后的城镇建设，重视教育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那时，城乡不少人吸食鸦片，农村也大量种植鸦片，生产烟土。黎又霖建议他们关闭鸦片烟馆，禁止种植鸦片。
黎又霖又去省立黔西中学和养正小学看望那里的师生，给他们讲了共产党组织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日的故事，勉励学生们好好学习，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他还和养正小学的王仲襄校长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长谈，对王仲襄出资办学的善举表示钦佩。他回重庆后，经常给养正小学及王兆麟老师寄赠进步书刊，如《观察》《东方青年》《红旗周刊》《新华日报》及鲁迅的《呐喊》等书籍。
黎又霖在回乡的10多天里，每天都不闲着，走访了政府机关、学校后，又拜访了亲朋好友，还到城镇附近的农村调查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并把自己的思考写成日记（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日记资料都丢失了，没有一件保存下来）。回乡后的第十三天，黎又霖接到了谭平山发来的急电：“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拟于十月下旬成立，请速回拟草文件资料及相关筹备工作！”投身革命即为家，他拜别母亲，告别女儿及亲友，又匆匆地赶回了重庆。
特务跟踪身陷囹圄
1946年秋冬，甘祠森、黎又霖、邓后炎、曹克勋组成“民联重庆地下工作委员会”（民联临时工作组），他和甘祠森是民联地下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黎又霖接触面宽，熟悉军事形势以及民主运动方面的情况，为人豪爽仗义，充满乐观情怀，每次会议都是他选址、通知和主持，交换一些政治、军事以及民主运动方面的情况。他寄住在黎际云家，地址在重庆民族路中心南面一个小巷内。1949年，他又搬往米亭子25号，那里的环境更复杂，周围特务较多，他采用“打游击”的方式开展工作，居无定所。当时，时局紧张，他忙于对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进行策反活动。
1949年2月，黎又霖率谢泉鸣等密往滇黔联络同志，暗中策动军事起义。3月初，他抵达贵阳市后，获悉国民党将位于大方县羊场坝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迁往台湾，为保全国家财产物资，他赶紧取道滇黔边境毕节一带发动民众，策动军队起义阻挠迁厂。
当他赶到毕节准备策动军队起义阻挠迁厂时，厂里的主要设备已大部分被运走。他奔赴毕节，找到了民盟成员张吉坞、安问石，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该厂还未撤离的第二任厂长王士倬和总工程师汪福清，给他们做工作，要他们认清形势，留下来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其实，大多数技术人员都不愿意去台湾，经过黎又霖做工作后他们决定留下来。
4月18日，黎又霖只身前往昆明与杨杰再度筹商策动西南军变，时值湖南的程潜起义，秘密说服滇军响应未果，乃与杨杰返渝统筹川滇黔军事起义的策动事宜。
5月，黎又霖赴成都筹建民革川康边支纵队。6月，黎又霖到昆明找杨杰再度筹商云南军事起义，始知杨杰已到重庆，随即又赶回重庆见杨杰。黎又霖与杨杰策动重庆军政界、知识界的一些名流搞地下组织。
杨杰、彭友今、甘祠森、黎又霖、邓后炎等重庆民联负责人在望龙门和丰银行举行会议，民革西南执行部要求大家做好配合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准备工作，策动军事起义迎接解放，决定在涪陵新庙镇成立民革川东分会和“川东特区纵队”，由张镇宇负责组建，黎又霖为负责人之一。为了“隐蔽精干”、减少关系，由黎又霖独自担当与新成立的民革地下组织的联系工作，他甘冒风险乐意承担重任。会议之后，杨杰又返回昆明，参与策动国民党20军、23军、44军起义。
从7月15日起，国民党特务加紧对黎又霖的监视，他的重要活动都在特务的监视之下，而黎又霖尚无察觉。军统局在不断取得黎又霖活动情报后，随即下达了逮捕令。黎又霖发现有特务跟踪，才清楚地知道自己处境甚危，但他毫无惧色，仍冒险四处活动。
1949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在加紧镇压学生运动的同时，进一步把特务魔爪伸向军政界，白色恐怖笼罩山城。8月初，杨杰从昆明写了一封亲笔信，用隐语告知黎又霖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重庆即将解放的光明前景。杨杰托民社党头目之一、保定军校生戢翼翘将信带给黎又霖。戢翼翘到重庆后便把信交给民社党宣传处副处长陈芝楚，要陈芝楚送给黎又霖。孰料陈芝楚也是军统的“内线”，把这封信先交给特务头子徐远举，徐远举将信立即拍照，然后派陈芝楚伪装进步人士，将杨杰的信交到黎又霖的手中。
8月13日，打入民革的军统“内线”严守三（化名李森）向军统报告了黎又霖去纯阳洞96号原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家等情报。8月15日，严守三又报告黎又霖与海员工会理事长宋幼安等的谈话内容和13日写信给三斗坪乡公所高则古，希望高则古给去解放区的同志“通行并帮助运货（武器）”等情报。
8月18日，陈芝楚随戢翼翘到冠生园与黎又霖接触，黎又霖愤慨抨击蒋介石统治的言论，又被陈芝楚及时报告给军统。同时，军统运用员蔡介夫和李君英也各向他们的主子密报黎又霖、王白与参与民革地下川东游击纵队的活动情况，黎又霖已被特务“内线”包围……
8月19日，徐远举向西南长官张群呈送黎又霖活动《签呈》的同时，下达了逮捕令。这天下午，严守三带口信给黎又霖，伪称上海杨虎派人来川联络，有要事需与民革领导人面谈，约黎又霖傍晚去严守三家见面。黎又霖如约准时到临江门戴家巷17号严守三家。当黎又霖离开严守三家时，严守三还执意相送，出门行至戴家巷口，早埋伏守候在那里的一伙特务一拥而上，将黎又霖团团围住，乌黑的枪口对准了他。随后，特务又将黎又霖住宅的所有文稿诗稿等一切存渝著述均一并搜罗无遗。
将身许国倍光荣
黎又霖被捕后，被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白公馆。在关押期间，平均三四天审讯一次，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审讯黎又霖，最初用高官厚禄利诱，想通过他了解民革在西南的整个组织和军运、策反等情况，黎又霖断然拒绝徐远举的要求。国民党特务又施以酷刑拷问，逼其招供。他多次遭受酷刑，特务用烧红的铁刷刷其前胸、后背，黎又霖几次死去复苏，终未向敌人吐露半句有关组织和同志的情况。
黎又霖是重庆爱国民主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认识的革命人士很多，没有一个因他的被捕而受到牵连。每次施刑后，特务授以纸笔，命其招供，他三次写上“没有说的，请枪毙”。特务将黎又霖独禁一室，加18斤重镣，未及一月即大病，几乎病死狱中。
黎又霖秉性刚直、嫉恶如仇，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勇于接受艰险的任务。在狱中对敌斗争中，他英勇顽强、大义凛然、毫无畏惧，表现了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受到狱中难友们的尊敬。
1949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神速挺进，重庆解放在望，黎又霖和难友们热切期望的革命胜利即将到来，面临崩溃的蒋介石政权孤注一掷，垂死挣扎。黎又霖心潮澎湃，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傍晚，拿出珍藏的竹签子笔，写下了《狱中诗四首》藏在牢房的隐蔽处。
11月27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在逃离重庆前夕，对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白公馆等地的300多位革命志士进行疯狂的大屠杀。国民党特务将白公馆革命志士分成十批先后进行屠杀。黎又霖、周从化、王白与、周均时是第九批被屠杀的志士。由于四人加上第二天被杀害的李宗煌都是民革川康省委主要负责人，他们英勇斗争、壮烈牺牲的精神为人敬仰，被誉为“民革川康五魂”。
黎又霖等被戴上手铐押出牢房，向后山松林坡走去。特务预先在歌乐山下白公馆附近挖掘了三个大坑。特务枪毙黎又霖等人后，又用猛汞毁其面目。解放后，在清洗烈士遗骸时仍难以辨认，幸从一同殉难的黎洁霜女士为其缝补接长的裤脚上，方辨认出黎又霖的模糊面貌。
重庆解放后，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成立了革命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对遇难人员进行调查核实，黎又霖被列入第一批烈士名单。1950年1月15日，重庆市各界人士、人民群众在青年馆为烈士举行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后，重庆市市长陈锡联、副市长曹荻秋向烈士子女黎世华颁发了“重庆市人民政府烈属优待证明书”。（作者系黔西县政协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