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园支部建立的背景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到处破坏中共党组织，疯狂追杀中共党员。面对国民党的疯狂行为，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川东特委，抓紧时间巩固党组织，保存党的有生力量，迅速疏散已暴露身份的党员。
　　中共川东特委立即派廖林生到四川南部的泸县，清理整顿发展党员的组织。1941年7月，廖林生到泸县。此时的泸县城内，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要在泸县开展工作十分艰难，并且十分危险。于是，廖林生转移到叙永，以四川叙永、古蔺、宋县为中心开展党的工作。
　　从1942年开始，川南地下党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了联系，其工作有了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和指导。根据上级组织的安排和指示，廖林生接管了原泸县中心县委直接领导下的叙永、古蔺、宋县三县特区委。
　　针对国民党四处追杀中共党员的斗争形势，叙永、古蔺、宋县三县特区委决定将已经暴露和即将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陆续转移，分散隐蔽开展地下工作。转移隐蔽的原则是：除少数同志由组织指定去向，其他同志则通过社会关系，以找职业为名到什么地方均可。凡是分散隐蔽的同志，其组织关系一律不转。转移隐蔽的同志一旦有了立足之地后，立即设法与特区委联系，其工作由特区委直接领导和指导，不与当地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力求在所在地，通过交朋结友，培养发展党员，创造条件，建立由川南地下党领导的党组织。
　　1942年春，川南地下党党员黄思安、周均二人利用同乡关系，以经商为名随四川商人入黔到金沙县安底镇，结识安底致用学校校长吴奉一。吴奉一发现他俩很有学问，便聘为致用学校教师。黄思安、周均在安底立足后，立即与叙永、古蔺、宋县三县特区委取得联系，同时将陈德昌、何显华介绍到致用学校教书。
　　1942年秋，吴奉一调到茶园学校任校长，黄思安、周均、陈德昌、何显华随聘到茶园学校任教。因吴奉一的爱人姓何，何显华便认其为姑姑。通过认亲戚，何显华经常出入于吴奉一家与他交流。何显华想通过交流的方式引导吴奉一奔向共产党，但吴奉一身为国民党公立学校校长怕因此受到牵连而拒绝。与此同时，黄思安、周均他们伺机在教师中宣传抗日救亡和反蒋主张，在学生中教唱革命歌曲。吴奉一发现后，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和限制，更不告密。
　　1943年秋，吴奉一调到贵阳，黄思安任茶园学校校长，陈德昌任教导主任。这时，茶园学校有川南地下党的四名同志在一起，工作开展较为顺利，党的活动更为频繁，因此引起了国民党乡长蔡子祥的怀疑，并随时被监视。为了安全，不让党的工作遭到破坏，1943年底，根据叙永、古蔺、宋县三县特区委的安排，黄思安辞职转移到猿猴场，周均辞职回古蔺，何显华辞职转移到贵阳，陈德昌继续留在茶园学校开展工作。
　　1943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川东特委直接与叙永、古蔺、宋县三县特区委联系的欧志仁在泸县被捕，接着在古蔺的王小彦和在叙永的赵乃文相继被捕。在这非常时期，叙永、古蔺、宋县三县特区委机关及人员转移到贵州赤水，并将刘建东从赤水镇转到赤水中学教书。1944年3月，通过陈德昌的介绍，刘建东从赤水中学转移到茶园学校教书。7月，陈以承、邓应琪通过陈德昌的关系转移到茶园。陈以承以在茶园学校教书为掩护，邓应琪则以经商为名，负责联系金沙、大定等县地下党的工作。
　　茶园支部的建立及活动
　　从1942年春到1944年秋，川南地下党党员黄思安、周均、何显华、陈德昌、刘建东、陈以承、邓应琪等同志先后来到安底、茶园开展工作后，认为在茶园建立党组织的时机已成熟。经叙永、古蔺、宋县三县特区委同意，1944年秋建立川南地下党茶园支部，陈以承任书记，邓应琪任组织委员，刘建东任宣传委员。
　　茶园支部建立后，其工作有了直接具体的领导，党的活动范围扩至遵义的马蹄、西安寨和金沙的茶园、安底等地。1944年8月，刘建东经马蹄扶持学校教师马文儒介绍，离开茶园学校到马蹄扶持学校任教导主任。1945年春，陈以承又经刘建东介绍离开茶园学校转移到马蹄扶持学校任教，陈德昌被叙永、古蔺、宋县三县特区委召回古蔺。
　　陈以承、刘建东在马蹄扶持学校并肩战斗，以学校为阵地，活动于周边地区。他们采取交朋友、结拜把、认亲戚的方式，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调查了解当地人员背景及思想状况，针对人员对象开展政治渗透，分化瓦解敌人。陈以承还将《毛泽东自传》《国难故事》等进步政治书刊带到学校在进步教师中传阅，在授课中和校刊上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以此启发师生走向革命道路。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斗争仍在继续。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叙永、古蔺、宋县三县特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召回分散转移在各地的党员骨干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学习中共七大精神。1945年底，经中共中央南方局批准同意，川南地下党工委在赤水正式成立，廖林生任书记，余时亮任副书记，石建维、韩子建为委员。同时解散叙永、古蔺、宋县三县特区委，重建中共古蔺县委，石建维兼任县委书记，何显宗、周启锐为委员。
　　1946年2月，陈以承根据上级指示，离开马蹄扶持学校回到古蔺在大村教书，但是，金沙、遵义两地的党组织工作仍由陈以承联系和领导。陈以承离开不久，马蹄扶持学校停办，刘建东被茶园学校校长欧阳泽仁聘为该校教导主任。为了有利于工作，经陈以承同意，刘建东打入国民党遵义马蹄区分部谋得宣传干事一职。身兼两职的刘建东，有了合法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为茶园支部的工作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革命内战更为猖獗，四处破坏中共党组织，并宣布“四川各地的共产党员，限期到当地政府报到听候处理，如有违反，严惩不贷”。面对国民党的疯狂行为，川南地下党组织决定，安排余辉通过在金沙的同志转移到安底，在安底致用中学任教。余辉在学生中不失时机宣传进步思想，揭露学校当局贪赃枉法和欺压学生的行为，同时鼓动学生组织起来反对学校当局。学生的行动在安底震动较大，严重威胁到国民政府的政局。为此，学校当局则把责任推到余辉身上，并质疑余辉为共产党员给予辞退。余辉被辞后即回古蔺。
　　1947年，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全国形势大好。为配合做好解放战争的后方工作，中共古蔺县委决定加强金沙、遵义、大定等地的地下党组织领导。经组织决定，陈以承、余辉二人重返金沙、遵义一带开展工作，受聘于马蹄扶持学校，以教书为掩护，就地领导茶园支部的工作。
　　茶园支部的改组及活动
　　1947年秋，茶园支部改组，陈以承继续任书记，余辉任组织委员，刘建东任宣传委员。茶园支部以茶园学校和马蹄扶持学校为阵地，在教师中传播斗争思想和共产党的主张，在学生中教唱进步歌曲《干人歌》《妇女歌》《古怪歌》《秋风儿》等，引导有志青年走上革命斗争道路。为培养和争取进步教师加入党组织，余辉和马文儒合计绘画《冬春景》并配诗赠华金玺。其诗曰：“江边冬景异萧深，老树寒鸦衬小亭。水尽山穷蹉路绝，到此踌躇去不能。”
　　1947年冬，中共古蔺县委又将党员熊加林转移到茶园，谋得教书职业，参与茶园地下党支部的活动。其间，茶园支部通过培养发展了茶园学校校长欧阳泽仁（表面身份为国民党党员）、胡廷翼、高仁伦加入党组织。同年底，茶园支部召开会议决定支委三位同志分散开展工作，逐步扩大活动范围。
　　1948年2月，陈以承到遵义西安寨，以开中药铺为掩护，建立联络点。余辉、刘建东通过高仁伦做安底致用中学校长冷西屏的工作进入致用中学，刘建东任教导主任，余辉为教师。余辉重返致用中学后，除了在教学中宣传国共斗争形势，揭露国民党拉兵派款、土豪劣绅敲诈勒索的罪恶行为外，还在校刊上发表《论舅子》一文，鞭挞、痛斥几千年封建专制造成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冷西屏认为余辉散布异端邪说，不利于掌控安底致用学校，于是将余辉辞退。余辉被辞退后，中共古蔺县委决定将他转移到大定羊场坝，以经商作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茶园支部在分散活动期间，吸收了马文儒、胡承久二人加入党组织。
　　1948年冬，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川南地下党工委改名为大区。古蔺为大一区，负责领导和联系金沙、遵义、仁怀、大定的地下党组织，周平任大一区工委书记。根据川南地下党在贵州的活动情况，1949年春，大一区工委批准建立金（沙）遵（义）特支和大定羊场坝特支，同时印发《党员发展手册》，要求在贵州发展壮大党组织。发展党员的原则是：“放手发展下层，审慎发展中层。”具体明确甲长及一般老百姓、贫苦农民为下层；保长、保队、乡民代表、参议员、中小学校长、地主为上层；其他政党书记、委员、干事及国民党退役军官、顽固分子、反动分子列为特别类。
　　1949年3月，川南地下党金（沙）遵（义）特支和羊场坝特支相继建立。陈以承任金（沙）遵（义）特支书记、余辉为委员。其间，茶园支部和马蹄支部分别吸收了陈奠平、李桂权（公开身份为保长）、李辉、王恩智、万正明、卓英贤等加入党组织。随后，西安寨支部建立，陈奠平任书记，李桂权任副书记，李辉任组织委员，刘世武任宣传委员。按照《党员发展手册》的要求，西安寨支部和茶园支部先后发展吸收了徐敬群、朱治康、吴福珍、华金玺、陆正安等加入党组织。
　　1949年5月，川南地下党马蹄支部建立，华金玺任书记，王恩智任组织委员，张之寿任宣传委员。茶园支部、西安寨支部、马蹄支部隶属金（沙）遵（义）特支领导。不久，陈以承调回大一区任组织委员，余辉接任金（沙）遵（义）特支书记，刘建东任组织委员，熊加林任宣传委员。
　　为了有利于金沙、遵义、仁怀、大定等地党组织的联系，经大一区工委同意，羊场坝特支决定汪国榜、王玉升、李建中、郭兰亭、姚淑萍到金沙建立联络点。1949年8月，他们来到金沙城关，租李建中的亲戚陈淑芬铺面，以开茶馆为名，建立起秘密联络点。李建中为老板，姚淑萍为老板娘，郭兰亭为吆师，王玉升以赶转场负责交通员联络，汪国榜到西安寨学校任教。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危机四伏。为了防止国民党惨败后大搞破坏，金（沙）遵（义）特支和羊场坝特支策划以西安寨为中心，联系茶园支部和马蹄支部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开展对敌斗争。建立武装的有利条件是：西安寨支部组织委员李桂权公开身份为保长，有较好的社会基础，并且掌控了有20余支枪的队伍。计划武装建立后，寻机炸掉鸭池河和响水河桥梁，阻止国民党搬迁羊场坝航空发动机生产设备。余辉及时向中共古蔺中心县委作了汇报。古蔺中心县委立即作出指示：为了更好地迎接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应以整顿组织为主，减少公开的武装斗争，尽量保存党的力量，对国民党要害部门设法控制、调查，掌握国民党政权及敌特有关机构和人事资料，防止敌人狗急跳墙，进行疯狂破坏。因此，武装斗争计划尚未施行。
　　按照指示精神，茶园支部调整了工作重心，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党员、壮大队伍方面。其间，茶园支部发展吸收了胡媛清、申银久、袁华舟、陈德富、刘文学、敖自明、王思美、全朝德、罗益发、王德明、贾树槐、贾朝中、张德明、方泽仁等加入党组织。至金沙县人民政府成立前夕，金（沙）遵（义）特支发展吸收党员80余人，仅茶园支部就培养发展吸收党员26名。
　　做好迎接解放大西南的后方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大西南仍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国民党残余势力仍在作垂死挣扎，敌特分子和地方土匪妄图卷土重来，他们互相勾结、打家劫舍、抢夺民财。为配合做好迎接解放大西南的后方工作，金（沙）遵（义）特支改组茶园支部。改组后的茶园支部，刘建东任书记，胡承久任组织委员，高仁伦任宣传委员。茶园支部改组后，分四个小组深入茶园、安底、小水、干河坝农村开展工作。一是宣传全国即将全部解放的大好形势；二是发动民众开展抗丁、抗粮、抗税和策反工作。茶园为一组，欧阳泽仁为组长，胡廷翼、万正明、胡媛清、朱治康为组员；小水为二组，高仁能为组长，申银久、袁华舟、陈德富、王文元、方泽仁、敖自明、刘文学为组员；安底为三组，马文儒为组长，卓英贤、罗益发、陆正安、王思美为组员；干河坝为四组，胡承久为组长，全朝德、王德明、贾树槐、贾朝中、张德明为组员。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湘黔边境一带，贵州很快解放。这时，中共古蔺中心县委通知余辉回古蔺参加紧急会议和汇报金沙等地的工作。会议结束后，余辉带着任务速返西安寨，途经金沙城关时，向联络站的同志传达了会议精神和对工作稍作安排后，立即赶回西安寨，召集特支委成员及西安寨支部成员开会。会议除传达中共古蔺中心县委会议精神外，还研究部署了与解放军接头相关事宜。
　　此时，解放军已进入遵义地域。不两天，根据会议决定，余辉化装成农民，由党员张洪林护送前往遵义枫香坝与遵义军分区独立大队政治部主任耿焕民接头，就相关工作作了部署。12月3日，余辉在返回西安寨途中，与国民党一〇一军独二师罗湘培残部相遇被捕，被押解到洪官坝施以各种酷刑。金（沙）遵（义）特支和羊场坝特支的同志得到消息后，曾进行多方营救，但都没救出。12月13日，凶残的敌人在对余辉施以各种酷刑后，坚贞不屈的余辉始终没有道出一点地下党的信息。敌人对余辉用尽了各种残酷手段后一无所获，恼羞成怒地使用刺刀乱戳，将余辉杀害。余辉牺牲的消息传到茶园，茶园支部为了保存党的有生力量，要求党员暂作隐蔽，停止公开活动。
　　12月15日，金沙县人民政府成立。中共金沙县委、金沙县人民政府接收了全县各项工作。这时，茶园支部主动找到中共金沙县委衔接。由于余辉牺牲了，中共金沙县委情况不明未予认可。不久，中共古蔺中心县委书记周平接受新的工作任务时来到遵义，将川南地下党金（沙）遵（义）特支的组织关系转交遵义地委。随后，遵义地委又将川南地下党茶园支部的组织关系转交中共金沙县委，金沙县委才正式认可了茶园支部。
　　12月下旬，中共金沙县委通知在茶园的刘建东：一是将茶园支部的党员名单造册报县委；二是推荐两名能吃苦耐劳的同志到县委接受新的工作任务；三是要求刘建东在茶园做好相关工作的移交后到县委报到，安排工作。
　　刘建东接到通知后，首先，将茶园支部党员名单造册登记后交胡廷翼送金沙县委；其次，通知袁华舟、方泽仁两位同志到金沙县委接受工作任务；最后，自己做好有关工作的交待便到县委报到。不久，接毕节地委通知，刘建东离开金沙前往纳雍任职。至此，川南地下党茶园支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并载入金沙史册。（作者系金沙县委原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