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我在征集有关红军、地下党、游击队资料时，多次找到曾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将军、曾任中共贵州省工委第二任书记的邓止戈和曾任贵州省工委交通特派员的徐健生。他们都是当年贵州抗日救国军的亲身经历者和知情人，给我讲了很多有关贵州抗日救国军生动感人的故事。
　　1984年1月7日晚，毕节洪山宾馆大厅灯火辉煌，毕节地委、地区行署的领导兴高采烈地接待从北京来毕节战地重游和视察工作的萧克将军。期间，我请萧老题写“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旧址”“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旧址”。
　　萧老在题写“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旧址”后，满怀深情地说：“想起周素园老先生当年挺身而出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时已近60岁了，而后又毅然决然地离开妻儿、离开家乡，参加长征。”
　　萧老回忆说：“在长征途中，由于周素园年老体弱，又要随时参加战斗，怕他身体吃不消。于是，我们军团的几位领导商量，想从我军在云南威信、宣威等地打土豪时缴获的黄金中，拿出一些给他，请他去香港做党的统战工作。”
　　军团首长将这一安排委托邓止戈出面征求周素园的意见。周素园听邓止戈讲完军团领导的意图后，不假思索地说：“我周素园苦苦追求了真理几十年，今天好不容易找到了归宿，现又要我离开，我坚决不干，请领导放心，任何艰难困苦我都可以克服！我死也要死在红军里！”当邓止戈将周素园的话转报贺龙同志后，贺龙当即拍着大腿激动地说：“周老有此决心，我们抬也要把他抬到延安！”
　　萧老说，周素园真的胜利地到了延安，见到了毛主席，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周素园这种执着地追求真理、不怕牺牲、不畏艰险、克服困难的崇高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毕节地区要用这种精神，在党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狠抓开发扶贫、保护生态、退耕还林、发展生产，早日脱贫致富，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1986年5月，中共毕节地委在地委大礼堂召开庆祝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50周年大会，邓止戈应邀参加会议。我趁机向邓老访问贵州抗日救国军的相关情况。
　　邓老兴高采烈地说：“那是红军和贵州地下党不约而同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救国、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
　　当时，贵州地下党掌握有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率领的三支地方武装，共有3000多人。席大明原是国民党二十五军营长，周质夫也是国民党二十五军少校参谋。席大明、周质夫在编余遣散后，各自带了一支队伍出来，以打富济贫而活动在川滇黔边一带。阮俊臣部是受红军川滇黔边游击纵队领导人余泽鸿之委托拉起的一支近千人的队伍。
　　邓止戈回忆说：“这几支队伍经我长期地同他们接触，向他们反复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逐渐地提高其觉悟，取得他们的信任，表示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决心跟党走，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而斗争！”
　　贺龙、萧克领导的红军解放黔西、大定的消息传开后，他们倍受鼓舞，纷纷表示热烈欢迎和坚决支持红军早日解放毕节。于是，邓止戈就派席大明部占领了毕节城周围的制高点，并派人到毕节与大方的交界处与红军接头，同时派徐健生组织草原艺术研究社的成员深入各条街道，发动群众烧茶送水、张灯结彩欢迎红军。因此，红二、六军团在全体军民的热烈欢迎下，不费一枪一弹就解放了黔西北重镇毕节。
　　邓止戈说：“为了让这三支地方武装变成我党我军的队伍，在毕节解放的当天，我就找到红军的领导人任弼时、红六军团政委王震、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汇报了我的想法，并建议将这几支武装组建成红军直接掌握和指挥的抗日武装。”
　　经大家共同研究后，决定组建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由邓止戈任参谋长，并让他协助王震、夏曦去动员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王震、夏曦在邓止戈的陪同下，来到毕节十字街周素园的住所，找到周素园说明来意后，周素园万分高兴地连连点头，表示坚决拥护党和红军的决定，一定竭尽全力把部队带好，请领导放心，同时提出为了便于工作建议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设在他自己的住所。军团领导完全同意周素园的建议。
　　经研究，贵州抗日救国军编制下设三个支队：第一支队由席大明部组成，1000多人，席大明任支队长；第二支队由周质夫部组成，1000多人，周质夫任支队长；第三支队由阮俊臣部组成，近千人，由阮俊臣任支队长。
　　邓止戈说：“为了加强党和红军对贵州抗日救国军的领导，除我任参谋长外，军团领导又决定从各师团中选调三名政治军事工作经验丰富的团级干部分别到三个支队担任政委，李国斌担任第一支队政委、廖明担任第二支队政委、欧阳崇廷担任第三支队政委。”
　　1936年2月2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大会在毕节小校场召开，全城各族人民和红军近万人参加会议。会上，任弼时向周素园授贵州抗日救国军军旗，贺龙在会上庄严地向川滇黔人民宣告贵州高原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诞生。从此，抗日救国的旗帜在乌蒙高原天空高高飘扬。
　　访问邓老后，我又接着找徐健生了解贵州抗日救国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徐健生说，当年，当贺龙在大会上宣布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的消息，特别是年过半百的周素园先生出任司令员的壮举，像春雷般轰动了川滇黔边区的各族人民，掀起了成百上千有志青年争相参加红军的高潮。毕节城内各种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如“毕节县抗日大同盟”“毕节县抗日救国会”“毕节县妇女委员会”等。
　　徐健生回忆说：“红军离开毕节后我回到贵阳时，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和周素园参加红军的消息，早在广大群众中传开。特别是在学生中反响尤为强烈，掀起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热潮，到处张贴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滚出东北去！’‘还我河山！’等标语。”
　　周素园挺身而出、临危受命、参加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不但在贵州引起强烈的反响，就连南京的蒋介石也受到沉重的打击。据国民党档案记载，国民党军令部长何应钦于1936年3月12日向贵阳发出“营救”周素园的急电。原文如下：“南京发贵阳。顾主任墨三兄、吴主席礼卿兄：乡人周培艺君，字素园，近在毕节被匪掳去，祈查明设法营救为祷。弟应钦。文秘印。”［未完待续］（作者系原中共毕节地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