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毕节走出的革命者秦天真（资料图片）
1909年，秦天真出生在贵州省毕节专区（今毕节市）毕节县（今七星关区）城郊一个平民家庭。家庭生活的拮据、社会的不公，使秦天真从幼年就对平等有着天然直观的向往。二十世纪20年代中叶，秦天真到省城贵阳求学，开始接触和了解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思想和主张，逐渐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极大地激起了秦天真的爱国热情。他四处奔走呼号，发动广大青年学生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积极行动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他的发动和组织下，召开了“贵阳各校师生抗日救国大会”，成立了抗日救亡组织“贵州省学生抗日救国团”，秦天真当选主席。秦天真组织编印进步刊物《救国旬刊》，开展抗日宣传演讲，编演抗日救亡话剧、活报剧；组织阅读进步书刊，宣传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1933年冬，早年离家外出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林青、缪正元回到毕节，经过考验，决定发展秦天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月的一天清晨，秦天真面对一面挂在墙上的鲜艳的红旗庄严宣誓，从那一刻起，他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宣誓仪式结束后，林青郑重宣布：由林青、缪正元、秦天真3人组成中共毕节支部，林青任支部书记。贵州省第一个地下党组织在毕节诞生。
党支部成立后，秦天真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毕节的革命斗争中。他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群众团体“草原艺术研究社”的各项活动，在群众中开展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宣传；他主动培养、介绍原黔军营长范建章入党，并策划范建章起义，使党支部拥有了自己掌握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党的活动引起了土豪劣绅的恐慌和监视，他知道了敌人妄图抓捕共产党人的情报后，为了保证安全、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党支部成员向安顺、贵阳转移，不久，安顺、贵阳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
1935年1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占领黔北重镇遵义，毕节地下党支部书记林青赴遵义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他向中央负责地方工作的李维汉同志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作情况。经党中央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决定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3人组成，林青任书记。受林青安排，秦天真组织人员获取了国民党军事机密情报，在提供给中央红军的同时，将情报和中央代表潘汉年安全送抵上海，完成了省工委成立后中央交给的一项特殊任务。
1935年7月19日，省工委书记林青和其他8名党员遭敌人逮捕，1935年9月14日，年仅24岁的林青在贵阳慷慨就义。战友的牺牲，深深地激励了秦天真，他更加勤奋地为党工作。在按潘汉年留下的地址赴广西百色和香港均未与党组织联系上的情况下，经人介绍，秦天真打入驻广西六寨的地方武装“抗日救国军”，担任救国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在黔桂边境开展兵运工作。
1937年8月，秦天真赴上海寻找党组织，然后由上海赴西安再转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情况。随后，秦天真受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的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培训。
1938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邓止戈任书记，秦天真、黄大陆、李策为委员的新的贵州省工委，领导开展贵州党的工作，邓止戈和秦天真奉命离开延安重回贵州。
回贵州后，新任命的省工委委员黄大陆、李策已被敌人逮捕，贵州省工委的工作实际由邓止戈和秦天真两人领导。他积极配合邓止戈在贵阳、湄潭、思南、打鼓新场（今金沙）、镇远等地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1940年3月，秦天真奉中共中央南方局命令再赴延安。至此，结束了他6年的白区工作生涯，踏上了新的征程。
1940年6月，秦天真第二次到达延安，再次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中央决定派他到地处山东临沂的华东局工作。
1948年初，根据组织安排，秦天真率一支300余人的干部队伍从山东惠民地区出发，越过黄河，南下进入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界首县沙河边，向驻扎在那里的豫皖苏军区和豫皖苏分局报到并开展工作。随着对解放区工作的逐步了解熟悉，秦天真被豫皖苏军区任命为豫皖苏地委委员、二分区民运部部长，承担部队的支前和民运任务，在发动群众、筹集军粮、调度担架、慰问部队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淮海战役取得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淮海战役结束后，豫皖苏军区划属二野五兵团，秦天真调任十八军民运部部长。1949年4月，秦天真随军参加渡江战役。在占领长江南岸的至德县后，全军粮食供应告急，秦天真率民运部火速先行，在浙赣路北侧我军必经之地的坑口界发动群众、征集军粮，大大缓解了部队缺粮的燃眉之急。
1949年5月初，十八军奉命西进，直插浙江西北部，从安徽大汉口经开化、江山县进入江西境内。6月初，进入江西东北部，解放了景德镇、上饶等地区，然后由赣西进入湖南的湘江东岸一带，与集结在那里的四野十二兵团合力包围、歼灭盘踞在衡阳、宝庆的白崇禧所部廖磊的所谓“精锐之师”，取得了衡宝战役的胜利。在部队挥师西进到达邵阳西面的桃花坪时，一天，兵团首长杨勇、苏振华将秦天真找去，杨勇司令员告诉他：“中央确定调贵州籍的一些领导干部到贵州工作……”
不久，年仅40岁的秦天真担任了贵阳市委书记，开始谋划改善贵阳市容市貌、建设崭新贵阳的诸多事宜。
在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全市清匪、镇反、土改、合作化运动、政权建设、思想建设和经济建设，同时还把目光投向贵阳破旧不堪的市容市貌。
1956年5、6月间，正当秦天真为贵阳市社会主义建设而忘我工作的时候，却无端受到了“胡风问题”的牵连，被免去了贵阳市委书记、市长的职务，调任省建委主任、省交通办公室主任和省铁路筑路委员会主任。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秦天真没有过多考虑个人得失，他忍辱负重，为改写贵州交通封闭落后的历史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1958年3月，秦天真接到一项命令：“二五”期间，为了大力发展贵州工业，建立贵州工业体系，培养专业人才，经中央批准，筹建贵州工学院，由秦天真担任筹委会主任。为了探索一条适合贵州省情的办学道路，秦天真根据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结合贵州实际，提出了“要自力更生建校，开展教育大革命，走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道路”的办学思路。按照他的思路，学校把正在兴建的建校基础工程当作一个大课堂，把结合专业的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安排教学时，动员和引导师生员工参加多专业、多工种的建校劳动，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秦天真等人的办学实践，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时任教育部部长杨秀峰称之为“正在进行的一场深刻的教育革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贵州日报》等媒体均刊登大幅文章，大力赞扬贵州工学院艰苦奋斗、勇闯难关、勇于创新的精神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所取得经验、成就。
1964年底，贵州省文教办公室成立，秦天真调任省文教办主任，主持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教育制度在全省的推广工作。
1966年，“文革”爆发，秦天真因所谓的历史问题陷入厄运，受到残酷迫害，被错误隔离审查和拘留，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然而，在蒙冤受屈的日子里，作为一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秦天真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共产党员的忠诚当作自己的行动准则，他坚信“历史可能被玷污，然而玷污不可能改变历史，真实的历史总是由历史证实”。在“文革”结束后，经中共贵州省委安排人员进行审查，撤销了“对秦天真进行隔离审查和拘留的决定”，对他所谓的历史问题彻底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
1973年，省科教办公室成立，秦天真被任命为科教办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他凭着坚强的党性赴任，任劳任怨，继续为党工作。
1976年秋，秦天真进入省领导班子。他先后担任了省政协常务副主席、省革委副主任、副省长、省顾委副主任等职。长期以来，秦天真深深地认识和体会到贵州在“文革”中造成的冤假错案，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否定贵州地下党和游击队这个为时已久的错误而造成的。担任省的领导职务后，作为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人，他再也不能容忍对党自身历史的否定。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拨乱反正的方针，对落实政策和正确处理贵州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开创贵州工作新局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和富有成效的工作。
1998年9月8日，秦天真因病逝世，享年90岁。弥留之际，他仍惦念着自己魂牵梦萦的故乡毕节，留下遗愿：将毕生节约下来的1.22万元存款和家里的部分衣物捐赠给灾区人民，将全部藏书捐献给毕节家乡人民。他捐献的上万册图书现存放于毕节市图书馆内，供广大读者借阅。
1999年，由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秦天真回忆录《风雨八十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总结和记载了秦天真坎坷不平而又光辉的一生。这位老共产党员在《自序》中写道：“历史从来不属于任何个人。”“革命，没有平坦的路，恰又是为了开拓一条属于人民的康庄大道。”秦天真用始终不渝的言行践行了他的志向和誓言，为后人树立了不忘初心、彻底革命的榜样。（作者系原毕节地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