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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敢闯善试的地委书记
——回忆禄文斌同志在毕节试验区成立前后的几个片断
作者:文|图 刘衍奎  发布日期:2018/7/1 阅读次数:
1988年,毕节试验区成立大会一结束,在会场里,禄文斌(右二)就召集相关领导研究下一步工作。
199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前排右二)到毕节考察,时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禄文斌(前排右三)在烟地里介绍毕节烟叶生产情况。
  由胡锦涛同志倡导建立的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到今年6月9日将跨过30年风雨阳光路。
  对毕节人民来说,走得再远,也忘不了当年的出发点和一路走来的坎坷与艰辛,更忘不了那些在求索的道路上坚韧不拔、矻矻不舍的党政领导、专家学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他们中,可圈可点的人物很多,本文就说一说身材魁梧、脸庞黝黑、人称“乌蒙大汉”的当时担任毕节地委书记的禄文斌,向读者展示他勤政为民的初心。
  摘掉“紧箍咒”,喜迎“试验示范”的到来
  从1985年7月起,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迈开双腿,历时一年多,走遍贵州86个县(市、区),其中到得最多的是毕节地区,有的县他去过两次以上,对省情特别是毕节区情了然于胸,结论是:毕节是个岩溶山区,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贵州要脱贫,毕节得先脱贫;毕节不脱贫,贵州难脱贫!
  路在何方?1988年3月9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问题。形成共识后,于同年5月26日以省政府的名义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请示》。这份《请示》中,在叙述了全省贫困情况后写道:
  “在目前情况下,如全面展开,同步治理,一是财力难以承受,二是缺乏经验。为此,我们打算变全面推进为重点突破,选择典型地区进行改革试验,探索岩溶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新路子。这对我省乃至整个岩溶地区都具有现实示范作用。据此,我们建议把我省毕节地区作为全国岩溶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试验地。”
  这段话,虽是省委集体领导的智慧结晶,但也是胡锦涛同志领导艺术和远大策略的集中体现。
  拟建毕节试验区的消息不胫而走。为迎接试验区创建大会的召开,1988年上半年,毕节地委、行署要么把各路专家和实际工作者集中起来,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从毕节的实际情况出发,精心起草向省委、省政府报送的关于请求建立毕节试验区的报告;要么把各路专家和实际工作者集中起来,研究起草毕节试验区成立后的初步试验方案和需要推行的若干优惠政策。
  为了进一步完善初步试验方案和需要推行的若干优惠政策,1988年5月下旬,地委、行署专门召开全区县委书记、县长会议。在广泛听取各位县委书记、县长意见的基础上,地委书记禄文斌作了讲话,要求各部门要认真清理自己原有的政策,把不适用的废弃,把该放下去的权放下去。
  禄文斌说,搞试验区,我们这边放权,你在那边还是念“紧箍咒”,这是不行的。比如工商、税务、财政、公安、城建等部门的一些对企业控制紧、对发展商品经济不利的条条,就要认真清理。只有清理才知道哪些还有用,哪些已经成为障碍,尤其是要同我们现在制定的更为放宽的政策去进行对照清理,然后该继续使用的就继续使用,不该继续使用的,制定与之相应的政策,这样,我们的政策才会落到实处。组织人事部门的权力下放问题也是这样,该下放的权力还是要下放,不要一个工人的调动,一个粮管所长的任命,都要拿到县委的会上来研究,这太没必要了。下边没有权,工作的活力从哪里来?主动性从哪里来?只唯上,这是被动的,也是搞不好工作的。
  抓住主题,突出重点,作好规划,分县作战
  1988年6月6日至8日,省委、省政府在毕节召开现场办公会和试验区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省委、省顾委、省政府和省直相关部门领导,毕节地、县和地直有关部门领导,共有50多人。6日至7日,召开的是现场办公会,主要是审定毕节提交的初步试验方案和拟推出的若干优惠政策;8日,宣布毕节试验区成立。在现场办公会和毕节试验区成立大会上,省委书记胡锦涛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2016年《胡锦涛文选》(三卷集)面向全国公开出版发行时,《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被收入首卷开篇。
  在毕节试验区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一共讲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求毕节的各级党委、政府在试验中应“牢牢把握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这个主题……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资源优势,以发展商品经济为目标。……在学习和借鉴先进地区经验时,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抄照搬沿海开放地区的做法和模式。”(作者注:原稿只讲“两大主题”,“人口控制”是次年经省委讨论后加上去的,成为人们常说的“三大主题”)。
  根据胡锦涛同志的讲话精神,经过充分准备,1988年7月1日至4日,地委、行署在毕节召开县委书记、县长会议,禄文斌主持并讲话。会议明确提出,在试验中要“抓住主题,突出重点,作好规划,分县作战”。会议还明确提出:经济要上去,干部要稳定;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试验区是改革的试验区,要用改革的精神来从事试验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法制和经济建设。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充分用足用好试验区的各项政策,为把毕节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庶的社会主义新山区而奋斗。
  会后,各县都根据会议精神,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不同部门、行业和领域开展小区试验,并取得一定的成绩和经验。金沙县率先探索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人地挂钩“桃园经验”。同时,还探索对机关干部实行“三三分流制”和创建以引进人才、技术、资金为主要内容的开发小区。在开发小区建成的商品房,先向愿意进城投资经商办企业的农民出售。
  听到金沙县办开发小区的经验介绍后,禄文斌指出——
  这样的开发小区,不同于基地建设和试验小区,实质上兴办的是“经济特区”,一经建成,就要实行沿海的特殊政策,列为综合改革试点,率先在开发小区内探索和实施各项改革开放政策、措施。
  >“五子登科”—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主要模式  乌蒙竞秀,五子登科春后笋;
  试验增辉,三题破土雪中兰。
  一联胜千言。这副仅22字的楹联,高度概括和生动描绘了毕节试验区的试验主题、试验手段和试验成果。
  毕节是典型的岩溶山区,山高坡陡谷深,造成的严重问题主要是四个:一是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封闭落后;二是水土流失严重、石漠化突出、生态环境恶化;三是耕地少而贫瘠、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四是人口膨胀,毁林毁草开荒,出现越生越垦—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状态,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治理难度大。
  路在何方?早在1987年3月,禄文斌就带领一个工作组来到毕节县(现七星关区)清丰乡蹲点调研,开展农村改革试点,并同干部群众一起实干。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实践,在禄文斌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了一条治穷致富、治山治水的思路——“五子登科”。他在一次领导干部会上风趣地说:现在,我们的一些干部搞不正之风,成天谋求位子、票子、房子、车子、儿子,人称“五子登科”,就是不谋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作为忠诚于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的共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我们也来一个“五子登科”,但我们的“五子登科”不同于他们的“五子登科”,他们是用来谋私的,我们是用来谋公的。
  “五子登科”是在全毕节地区综合实施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具体方案,其基本含义是:山顶“戴帽子”—在陡坡地上封山育林、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使山顶常青;山腰“系带子”—在坡埂地上栽种刺梨、玫瑰、花椒等矮秆植物,营造风吹不倒、水冲不垮的生物墙;坡地“铺毯子”—在坡耕地上连片种植绿肥;大田“种谷子”—在基本农田上实行集约经营,以弥补因山上退耕还林还草而减少的粮食产量;山下“抓票子”—大力发展以烤烟、油菜为主的经济作物和蔬菜、水果、畜禽等产品的同时,创建以开发利用本地资源为主的乡镇企业,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展商品经济。
  为了把“五子登科”的设想更多更好地变为现实,禄文斌同志在亲自蹲点办点的同时,还要求各县领导也要抓好自己的典型,并同他们一起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如赫章县古达乡“退得下、还得上、保得住”的经验和金沙县湖水“高原营林生产合作社”集体营造成片林与集体管护经营成片林的经验等,做到发展有典型、办事有榜样。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禄文斌同志有关“五子登科”的方案,不仅受到有关专家的赞许,得到省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肯定和支持,更引起媒体关注。1988年7月,由地委办公室的聂华以“五子登科”为题总结梳理的文章在《贵州日报》一版刊出,后又被《人民日报》一版转载。1990年9月,《毕节报》连载禄文斌同志亲笔撰写的长篇文章《关于防治水土流失的若干问题》。1992年底,《中国水土保持》刊载了禄文斌的署名文章《毕节地区的水土流失及其防治对策》……
  从此,“五子登科”不仅名扬乌蒙山川、黔中大地,还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从此,毕节地区的植树造林每年都以50多万亩的速度推进。全区的森林覆盖率从1987年的8.9%上升到现在的50%以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的奋斗,一个山清水秀的毕节已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抓住“两烟”生产,培植与巩固经济支柱
  “要想富得快,烤烟加油菜”,在毕节城乡,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致富经”。
  提及毕节的烤烟生产或“两烟”生产,禄文斌同志功不可没。2008年6月11日,当毕节试验区杂志社主编李霓以《“五子登科”—毕节试验区生态建设的杰作》为题对禄文斌进行专访的时候,他仍像当年在地委书记的岗位上一样,除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五子登科”产生的历史背景、具体内容以外,还详细介绍了毕节“两烟”生产的发展历程、具体步骤和经验成就……
  改革开放之初,在举国上下放手发展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毕节咋办?禄文斌同志从1976年担任地委副书记并主管农业开始,便与其他地委、行署领导一道,在突出农业基础地位的工作中,决心把单纯的烟叶生产变成种植—复烤—卷烟一条龙的商品生产,简称“两烟”生产,真正形成毕节地区利国利民的经济支柱。基本的措施是:地、县明确一位分管“两烟”生产的领导;地、县、乡组建或完善烟草局和烟草站;地、县新建、扩建或恢复烟叶复烤厂,并推行微波复烤新技术;地区卷烟厂易地搬迁改建扩建,每年地区财政按一定比例从烟厂上缴的税收中返还部分资金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经费;推行连片种植,并在烟地里修建小水窖,实施“烟水配套”工程;普遍推行薄膜或大棚育苗技术,提高烟苗质量,确保按时移栽;普遍推行“三化”种植(良种化、规范化、区域化)和“四无”管理(烟株上无花、烟秆上无芽、烟叶上无虫、烟地里无草);改造旧烤房,推广新式烤房,提高烟叶烘烤质量;每年,地委、行署至少召开一次全区性的“两烟”生产会议,部署工作、总结经验、表彰先进、树立样板。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毕节地区的“两烟”生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蒸蒸日上、形势喜人。1988年,全区卷烟产量达25万箱,入库税金1.53亿元。到1993年,即禄文斌同志离任毕节地委书记、担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全区农民年人均烤烟收入在50元以上,部分农民通过种烟脱贫致富,步入小康水平。全区“两烟”税收占全区财政收入的65%左右,其中烤烟税在各县财政收入中的比例达40%。人们说:毕节人是“吃烟饭、发烟财,修烟路、住烟房”,足见“两烟”生产在全区的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年还没有哪个产业可以替代它;全区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烟”生产的发展。
  “两烟”毕竟是“夕阳产业”,在眼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被列为限量的范围。2017年,毕节的“两烟”生产,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4.89亿元,税利29.01亿元,收购烟叶114.09万担,销售卷烟23.13万箱,单箱均价2.88万元,企业总体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迈上了限量、提质、增效的良性发展道路,在烟草行业为全国提供了农业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毕节方案”。在此,我们不能忘记像禄文斌等老一辈开拓者和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今天的硕果是他们早年栽下的树木结出的;今天的产量和收入,是专家顾问组早年向中央写出专题报告,要求减慢类似毕节一样的贫困地区“两烟”生产削减速度的显现。如今,在感谢各级各界支持帮助的时候,还特别要向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道一声“谢谢”,谢谢他们30年来的关心、帮助和扶持!
  中国《3356》工程“上不去就是开国际玩笑”
  中国《3356》工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由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投资,从林业部、农业部到省、地、县匹配资金,在织金、纳雍两县实施的一项以改善生态环境为目标的国际粮援工程。
  工程于1988年12月1日动工,到1989年10月,快有一年的时间了,工程进展十分缓慢,离计划数相差甚远,原因是领导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措施不力、管理不善。这一情况引起了省领导的关注。1989年10月9日,贵州省项目领导小组组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学珩把省有关部门领导和毕节地委、行署及织金、纳雍两县主要领导集中到织金,召开中国《3356》工程项目紧急会议。会上,他分析工程进展慢的原因后大声号召:
  “各级党委,特别是地、县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得亲自抓这项工程。”
  “地委那里,我亲自来抓。”到会的禄文斌当场亮明了态度。同时,他还对织金、纳雍两县到会的领导语重心长地说:“中国《3356》粮援工程,是一项国际生态建设工程,影响很大,上不去就是开国际玩笑。”
  会后,禄文斌决定从他的清丰点上撤下来,以当年率领千军万马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战斗姿态,出现在纳雍县乐治镇这块曾被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新中国建立初期,曾有两个班的解放军战士同土匪战斗时壮烈牺牲、长眠于此。
  乐治,总面积263平方公里。蚕箐、川箐两座大山对峙而立,中间形成一马平川,同样是毕节地区山上开荒、山下遭殃的“典型”。禄文斌来到这里同干部群众座谈,了解水土流失情况,一同制定治理方案。方案完全体现他推出的“五子登科”的精神。他决心用5年的时间,在乐治实施退耕还林,建设梯土,实现山上戴帽子、山腰拴带子、山下种谷子的美好夙愿。
  1991年5月,由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农业部和贵州省林业厅、贵州省项目办公室、毕节地区行署等11个单位16人组成中国《3356》项目评审团,对1988年12月1日以来织金、纳雍两县实施粮援工程项目的情况进行中期评估。笔者有幸参加了评估会。在会上得知,到1991年3月31日,两县项目区已育树苗310公顷,占计划的90.4%;造林18498.22公顷,占计划的53.9%;建设梯土654公顷,占计划的32.7%;改良草场587.5公顷,占计划的29.4%;修筑乡村道路43公里,占计划的43%。通过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增加了森林植被,为控制山区水土流失、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打下了初步基础,项目已初步成功,同意中期验收。
  后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于1994年对中国《3356》项目进行终期评估验收时,各项计划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
  3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浏览一下织金、纳雍两县《3356》项目区,到处天蓝、地绿、水清,当年禄文斌等老领导付出的心血、流下的汗水已得到良好的生态回报。
  领导班子是否团结,关乎事业的成功与失败
  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担负着“近期作示范、长远探路子”的光荣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建设好毕节试验区,不仅是毕节发展、贵州发展的需要,对全国其他贫困地区发展也有重要示范作用。”
  如何发挥这样的示范作用?禄文斌从多年的从政经验中得出结论:必须加强党的建设,首先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把各级领导班子建成一个团结奋进、勇于担当的指挥中心。
  “无论是一个地区、一个县,还是一个单位,领导班子的团结十分重要。班子是否团结,关系到事业的兴衰与成败。”这是他在1991年春全区县委书记、县长会议结束时的一番讲话。他认为,造成班子不团结的原因很多,但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工作上的分歧。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造成不团结的问题,可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加以解决。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作为领导者来讲,尤其是“一把手”,要顾全大局,要允许别人讲话;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凡是从工作出发提出的意见,哪怕有的意见过激,也不要计较,注意搞好团结。
  二是是非上的争论。这样的争论,往往涉及到一些人的私利,如工资问题、职务问题、孩子问题、房子问题,等等。有的领导,因为提拔问题没有得到满足,工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房子住得差一点,车子配得差一点,于是,他就到处说长道短,甚至在背后拉起一些人整另一些人。这样的不团结,完全是由一些人的私心造成的,被攻击的一方往往是正确的一方。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班子成员之间不团结,往往有人在中间挑拨离间、拨弄是非、制造谣言。我们的同志要十分警惕,不可上当。
  三是路线原则和政策上的分歧。这样的分歧带有倾向性和政治性,是大是大非问题。有的人做错了事,背离党的路线、原则和政策,受到别人的抵制。于是,他就拉起一帮人整抵制他错误的人,也就是干错事的或不干事的整干对事的或肯干事的人。这样造成的不团结,一般应由上级组织出面,分清是非,加以解决。
  禄文斌还说,班子不团结,社会就稳定不了。他希望每一个领导干部要顾全大局,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要讲党性,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重,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
  这通讲话,已时过27年,至今读来,仍感觉到十分中肯。
  团结就是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但我们主张的是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的团结,而不是搞无党性、无组织、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禄文斌讲话的意义就在于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所取得的一切文明成果,均是从“试”字开始的。试验是成功与失败的发端。大量事实证明,每一项试验成果都是试验者的智慧和心血的结晶。毕节试验区建立之时任地委书记的禄文斌,更是这样的试验者。(作者系毕节报社原社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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