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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立下不朽功勋的谍战英雄
——缅怀卢志英烈士
作者:文|徐锦华  发布日期:2018/6/2 阅读次数:
卢志英烈士
1945年,卢志英与妻子张育民、儿子卢大容全家照
卢志英烈士用过的怀表
  我党在隐蔽战线上的风云人物比比皆是,其胆识气魄和英雄壮举让人静观仰止,割舍不去。其中有一位为党和红军屡建奇功、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和立下不朽功勋的“地下尖兵”,他就是中共谍战特科英雄卢志英。
  卢志英,又名卢子江、卢育生、卢涛、卢宗江、周志堃、周育生,1905年生于山东省昌邑县。因家境贫寒,他少年时随人闯关东,在黑龙江谋生,后去张家口、郑州、洛阳等地。1925年3月,经姚继民、刘仲华介绍,卢志英在新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卢志英入党后,在新疆、甘肃、陕西、江西、北平、江苏、上海、贵州等地长期从事地下斗争。
  在2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卢志英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陈毅等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他与李克农、钱壮飞、潘汉年、陈赓等红色隐秘战线上的著名人物战友关系密切;他先后在杨虎城将军、冯玉祥将军手下担任要职,为党做过特殊工作,当过中央军委特派员、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上海地下党抗日情报网负责人等要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获得过许多重大情报,曾获取国民党百万大军将对红军进行“围剿”的“铁桶计划”,挽救了红军生存,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和赞扬;他曾三次被敌人逮捕坐牢,两次在革命队伍中受尽委屈,但却一贯勇敢、坚定、机智、沉着地应对一切,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各项任务,直至43岁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献出宝贵生命。
  由于有关文史资料对卢志英的介绍较为简略,很多人不了解卢志英在党内的地位及他光辉的革命历史,更不了解他在贵州及黔西北期间为党和红军作出的重大贡献。笔者从当时与卢志英在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毕节革命前辈的回忆录中,以及在网上查阅的大量有关他的文史资料,经多方考证,才较全面地了解这位鲜为人知的“地下尖兵”、谍战英雄光辉的业绩和传奇人生。为寄托对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谍战英雄的无比崇敬与怀念,笔者特选他谍战斗争中最为精彩动人的几个片段,撰写成此文,以飨读者。
  智劫刑场 惊心动魄
  1927年“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呈现一片白色恐怖。为保存革命力量,共产党员张育民(女,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率领十几个同志撤离上海,途经江西德安时被国民党骑兵八旅扣押,并实行公开枪决。这天,张育民等十几个同志被一辆囚车押到刑场,她和同志们互相鼓励着,走到一个早就挖好的大土坑边。当时的行刑官是土匪出身的国民党骑兵八旅十六团团长汤司林。这时,一辆吉普车迅速驰来,车上下来一个年轻英俊的军官,他就是今天的行刑官、骑兵八旅上校参谋主任周志堃。他朝四周观察一番后,向汤司林走来。汤司林见自己的前任长官到来,急忙讨好地跑步上前,请求训示。目光威严的周志堃瞥了汤司林一眼,说:“把二营给我调来,再多请些百姓来。”汤司林不解地问:“早准备好了,还调二营来干什么?”周志堃白了他一眼,说:“接上峰指令,为防不测,加强守卫。”汤司林即刻调来了二营军队(周志堃曾是二营的营长),在原来的每个岗哨上加了双哨,在汤司林拔枪将要指挥对张育民等共产党人执行枪决的紧急关头,周志堃拔枪站到汤司林身边,当场将他击毙。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围观的老百姓顿时鸦雀无声,土坑边的十几个共产党人也诧异地回过头来。片刻间,汤司林的属下全被二营官兵们下了枪。营救出张育民等十几名革命同志后,周志堃随即率领该营500名官兵高举义旗,举行起义(即德安起义)。
  革命路上 喜结良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清共”。党组织派卢志英到陕西关中一带搞军运,公开身份是蒲城县保安总队长兼承审员。此时,当地驻军侯保杰部大肆镇压共产党人,卢志英不避艰险,在驻军中策动兵暴。是年秋天,他与其他几人被捕,关押在驻军师部监牢里。真是无巧不成书,此时,曾被卢志英从刑场上解救出来的死囚首犯、为避免敌人追杀暂时到蒲城县立小学教书的中共党员张育民得知这一消息后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几个同志营救出来。经过细心的调查和周密准备,她利用一个学生的家长在师部做饭这一特殊关系,偷配了牢房钥匙。一天夜里,她冒着生命危险溜入敌人师部,打开牢门救出了卢志英等五个共产党员。卢志英脱险到达宝鸡后,化名“卢涛”给张育民写了一封感谢信,还寄了50块银元,约她赴北平求学深造。
  1928年2月,卢志英由陕西赶赴北平后,党组织交给他一项新任务:与周恩来的特派员项与年共同领导北平乃至全国的学生运动。这年的元宵节过后,张育民也来到了北平,党组织安排她在北大医学院的护士专修科学习。她利用这一条件,掩护革命工作,发展党员。通过项与年的介绍,张育民了解了卢志英走过的道路,更加敬重卢志英。在革命道路上,这两个患难与共、志同道合的青年终于结成革命伴侣。
  1928年8月,卢志英与比他大9岁的张育民在北平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亲自送来一对绣有鸳鸯戏水的枕头作为贺礼,并握着他们的手亲切地说:“祝你们互敬互爱,相扶相依,白头偕老,革命到底!”在此期间,卢志英夫妇除了做兵运工作和搜集军事情报外,还利用各种方式为中共北京市委筹集了上万块银元的活动经费。
  大显神通 功不可没
  1930年,周恩来将卢志英从北京调到上海中央特科,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此后,在周恩来、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卢志英在京、沪、杭之间往来穿梭,先后建立了几十个秘密联系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被派去西安,在杨虎城部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冬,他化名卢宗江,赴南京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因争取国民党中央委员王昆仑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走漏风声而被捕入狱。他因未暴露真实身份,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
  1934年夏,党组织派卢志英夫妇到江西做地下情报工作。卢志英化名卢育生,打入国民党江西赣北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的司令部,任上校参谋主任兼清乡委员长。卢育生一方面争取思想进步、同情革命的莫雄司令,另一方面利用特务头子康泽的关系接近“剿共”总司令陈诚,陆续将一些中共党员安插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短短三个月,便建立起了一个神通广大的军事情报网和以中共地下党员为骨干的“剿共司令部”。
  当时,蒋介石已开始对苏区进行“围剿”,由其德国军事顾问塞特克制订出了一个“铁桶计划”。为了拿到该计划,卢育生的思路是,要想获得情报,首先得帮莫雄立稳脚跟,既不让他真打红军,又要帮他博得蒋介石的信任。一场热闹的大戏就这样开演了。
  莫雄的保安部队按他与卢育生、项与年、刘哑佛等中共特科同志商量的既定日程,与红军“打了几仗”。很快,德安周围的红军全被“肃清”了。实际上,红军早就安全转移到其他地区了,但蒋介石并不知情,一封封捷报送上去,国民党当局自然开心,不断对莫雄进行通报表扬,德安一时成了“剿共模范区”。一时高兴的蒋介石还让本不够格的莫雄上庐山参加最高级军事会议。
  1934年10月初,莫雄带着一大包文件从庐山开完会回来,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将庐山会议上制订的“铁桶计划”交给了项与年等同志。卢育生和项与年等人连夜将情报上的敌人兵力部署、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逐一密写在4本学生字典上,直到天亮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该计划由项与年假扮成乞丐混过敌人关卡,送到瑞金交到周恩来手里。拿到这份计划后,党中央对这份绝密情报极为重视。此时,国民党围剿部队已深入中央苏区腹地,形势十分危急。10月中旬,中共中央组织突围,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来,毛泽东曾对李克农说:“红军得以生存,卢志英同志功不可没哦!”
  为救同志 牺牲爱子
  搞到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铁桶计划”后,党组织担心卢育生发生意外,便派出4位侦察员接他和夫人张育民带着孩子返回中央苏区。 可就在他一家于临川南郊与接应的同志会合不久,却被莫雄的“除奸队”队长张大炮发现了。张大炮为人十分歹毒,平时嫉妒莫雄对卢育生的重用,对红军又有刻骨仇恨,卢育生几次想除掉他都未能得手。他发现卢育生情况反常,有投共嫌疑,见报仇的机会来了,未经报告,便擅自带人追赶。见张大炮追来,大家便隐蔽在路边的山林里。未料,追兵过去不远,张育民怀中的孩子“哇哇”啼哭起来,听到哭声,追兵调过马头,气势汹汹搜寻而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卢育生一把夺过哭声不断的婴儿,沿着山沟朝远处跑去,在一道山梁上,他狠了狠心,将亲生的儿子挂在了一棵酸枣树上。张大炮循声过去,发现只有一个小孩时,残忍地扣响了扳机。孩子没了,大家都很伤心。卢育生却强忍着悲痛劝大伙:“同志们别太伤心了,牺牲个孩子挽救了大伙,值得!”后来彭德怀将军听说这件事后,这位很少流泪的将军也流下热泪,感叹道:“我们的民族解放斗争,连婴儿也在贡献啊!”
  里应外合 迎接红军
  1935年春天,莫雄被蒋介石视为“剿共模范”被调到毕节,任命为云贵川三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负责在咽喉要地堵截红军。于是,中共中央军事特派员卢育生又成了莫雄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和专署的总务科长,随时获取国民党军事情报和其他情报,并可指挥“剿共”部队。卢育生一到毕节,便巧妙地运用他多重身份的有利条件,一有空就深入群众中去进行各方面的调查,当他得知毕节曾有地下党和地下党所领导的“草原艺术研究社”骨干青年活动的情况后,便通过招聘雇员的办法,将“草原艺术研究社”骨干宁起枷和进步青年尹司农等录用到专署在其手下工作,搜集和传送地方情报,后来尹司农和宁起枷都成为卢育生的得力助手(尹司农就是经他考验后发展入党的),追随他从事革命谍战工作。卢育生常利用到下属串门的合法身份作掩护,在“我们的读书室”进行秘密活动。他经常向大家讲解马列主义理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等,进一步引导广大青年走向革命的道路。同时,通过“我们的读书室”的活动,广泛地了解到毕节各方面的更多情况和情报。在专员公署内部,卢育生又领导同他一起打入专员公署的地下党员,利用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亲自掌握一部无线电台,白天公开向上方报告“剿共”治安等工作情况,夜晚则秘密地向中共中央传递重要情报。卢育生在毕节专署的有利位置上,加之莫雄支持他们去干,敌我双方情况都得以了解。卢育生以丰富的职业经验,从战略高度,用情报调动军队。他每天搜集情报,了解川滇黔等方面的军队调动的时间、地点、兵力、番号、主管人姓名等,常干通宵。卢育生以专署电台给红军提供情报开路,又以莫雄的名义给蒋介石提供假情报。他用声东击西的办法调动敌军,以便为红军转移赢得一定的时间调整,使得红军顺利长征。与此同时,卢育生还和其他几位地下党员长期做莫雄的统战工作,在关键时刻为其出谋划策,使莫雄与共产党的关系更加密切,更潜心支持革命。
  1935年底,卢育生得到红二、六军团要到毕节的情报,马上与莫雄采取一系列配合措施。他知道驻毕节“剿共”的国民党正规军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贪婪酒色、畏惧红军,便利用陈光中害怕与红军打仗的心理,晓以利害让他于12月撤离毕节,调往别处。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到达毕节的前三天,他又与莫雄商量让红军顺利进入毕节的对策。莫雄本来早就是共产党的朋友,有同情革命、支持和帮助红军的打算,卢育生的主意正中他下怀,于是一唱一和,采取了消极抵抗、弃城退让的办法,卢育生马上安排莫雄和家属、率部队和专县机关连夜撤离到毕节城外十多里的山区中,让红军兵不血刃顺利占领毕节。
  莫雄离开后,卢育生又回到没有国民党军队的毕节空城,安排地下党配合迎接红军,调动可以掌握的彝族保安大队驻在城郊负责治安。这样,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2月初巧渡鸭池河,于9日顺利地占领了毕节地区和县城,得到了半个多月的休整,在毕节地区创建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及县、区、乡各级红色政权和地方党组织,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及90多个游击团、队。与此同时,卢育生和地下党同志一起积极慰问红军,筹集供给;又配合红军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少数民族,发动贫苦农民和职工、教师、学生参军,红军一下子补充了5000多人。爱国志士周素园先生毅然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2月27日红军离开毕节继续长征时,周素园也率部跟随红军长征,直到陕北。
  红军顺利地通过毕节后,蒋介石大怒,以“通共放敌”的罪名逮捕了莫雄,用飞机把他押回南京囚禁起来。卢育生已完成军事特派员任务,便与尹司农等同志辞去专署工作,离开毕节。卢育生接到营救莫雄的命令后,马上赶到南京设法营救莫雄。他到南京后,把消息告诉莫雄的家属,建议他们马上去请他的朋友杨永泰、张发奎、陈诚等保释莫雄。后来被关押了150天的莫雄由陈诚等保释而化险为夷,卢育生便到江西与先到的妻子张育民会合,与军委特科接上关系,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结交“知音” 再建奇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卢志英被调回上海,开展对日军的情报收集工作。1938年2月,他在被日军划为禁区的提篮桥监狱斜对面开了一家沪丰面包厂。它是由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特批的,厂长周育生就是卢志英。面包厂表面上是为了解决国际难民的口粮,实际上厂里送面包的工人是地下党员,专门收集虹口一带的军事情报。卢志英还通过朋友在“大世界”等闹市区开设“大中华咖啡馆”“唐拾义药厂”“金龙三轮车制造厂”,作为秘密联络站。那时的卢志英在上流社会很吃得开。为了结交保岛,精通日语的卢志英(他还坚持自学英语、法语、德语)在他的咖啡馆里搞了一个“献艺会”,让食客们自愿上台展示自己的音乐才能。一个偶然的机会,卢志英得知保岛酷爱琴弦,便投其所好,将“献艺会”改为“中日琴弦演艺共赏会”。一次,保岛走上台来,盘坐在古筝前弹奏了一首曲子。曲罢,卢志英“恳求”保岛与他共和一曲。保岛点头答应,于是点了一曲《春江花月夜》。保岛弹古筝、卢志英拉二胡,两人就这样演奏了起来。此后,卢志英经常拿着二胡出入保岛官邸,与保岛切磋琴艺。就这样,卢志英成为保岛难得的“知音”和“挚友”。
  与保岛搭上线后,卢志英接到了为新四军搞药品、枪械的任务。几番思索后,卢志英带着大把钞票走进保岛官邸,声称自己的一个亲戚是当地大户,近来不断受到土匪侵扰,打算建立一支乡村武装,需要采购一批枪械和药品。保岛知道卢志英另有企图,但面对重金的保岛,最终还是“听从”了卢志英的安排,为新四军提供了一批药品和枪械。卢志英完成了采购任务,撤离上海到苏北,拉起一支200余人的抗日武装。1940年10月,由新四军和地方武装联合的抗日部队成立,司令部设在苏北曲塘,由黄逸峰任司令,并请调卢志英前往任副司令兼参谋长,指挥与日伪军作战,负责训练新战士。
  “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处境更加艰难。1942年1月的一天,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在盐城召见卢志英,向他布置了新任务。刘少奇神情严肃地说:“当前正值抗战困难时期,情况你很清楚,新四军缺粮缺医,情报来源也在缩小。你有卧底的才能,也有与日军的关系,组织决定让你重返上海。”“重操旧业?”卢志英兴奋地问道。“对!”刘少奇点了点头,亲切地说,“你离开上海两年多了,育民一个人在上海,又做生意,又搞情报,还带着个孩子,你也该去帮帮她了。”卢志英欣然接受了新任务。
  再到上海,需要重新拉起一个情报网,卢志英便去拜见保岛。见到“知音”的到来,保岛甚是高兴,卢志英顺势送给保岛一笔可观的钱,说是当年“生意”的“赚头”。保岛并未推辞,很快收下了。于是,卢志英用金钱迷住了这位“知音” ,向保岛“求职”,顺利打入了海军情报部,进入日伪特务机关后,卢志英慢慢地打进核心部门。经他的手,新四军源源不断地得到了所需的情报、物资……此后,因为叛徒的出卖,卢志英不得不被得到“好处”的保岛以“朋友”的身份劝离了上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卢志英奉命回到上海,以日军向中国军队受降为理由,要求保岛交出他们的军械装备。保岛面带难色地说:“尽管是败军之将,可我已接到命令,所有在华军人,只能向蒋介石的军队缴械。作为军人,我的职责是执行命令,不过,你是老朋友了,三天后我们海军的军械车队向南京集结,有60辆车,每车只有两名徒手士兵看守。好,再见吧,朋友,就当今天我们没见过面,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了。”
  三天后,日驻沪海军缴械车辆浩浩荡荡地向南京进发了。押车的日军接到命令:此行是向“中国军队”受降,不得有反抗之举。这天,天气格外晴朗,早已等在沪宁公路边的新四军将60辆军车装备,一件不少地照单全收了。朱德总司令接到报告后,高兴地给陈毅军长发来贺电,祝贺他“一下子成了个‘大财主’”。陈毅感叹地说:“这个财发得也不容易啊!”
  胜利在望 死而无怨
  1947年3月2日,情报系统内出了个叛徒张莲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卢志英,把他秘密关押在狱中。敌人知道他担任重要职务,用金钱、官职诱惑他,甚至许诺让他当上海公安局长;诱降失败,敌人又将他的爱人张育民和儿子以及侄孙押解到苏州,企图用骨肉亲情来软化他、威胁他,企图动摇他的意志,但敌人的一切阴谋、手段都失败了,他宁死不屈的精神,让敌人为之丧胆。1947年10月,他被押解至南京,关在宪兵司令部。在狱中,他受尽酷刑,敌人给他上电椅、火烧、绞头、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甚至用打气筒往他的肛门里打气,直到他的肚子胀成一面鼓……但他对革命必然胜利充满了信心,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并用纸笔揭露敌人的阴谋,嘲笑敌人的丑恶面目。他留下了很多光辉诗篇,下面是其中几首:      
  (一)
  不期被难又同室,
  倾诉衷肠两相知。
  闻君伉俪已就义,
  常留肝胆照青史。
  (二)
  铁镣锒铛恨倍添,
  狱卒狰狞肆凶残。
  伤心最是囚婴泣,
  凄凄切切震心弦。
  卢志英牺牲的前几天,张育民和大儿子卢大容设法偷了些报纸给他看,他看到南京、上海快要解放,就写了一张纸条给张育民:“胜利在望,死而无怨。”卢志英矢志为党,忠贞不渝,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迎来了革命的胜利。敌人无计可施,在1948年12月27日晚上,将他秘密活埋在雨花台旁的小山上。牺牲时,卢志英年仅43岁。
  1949年,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张育民、卢大容和战友们不知道卢志英的下落,直到1950年6月杀害卢志英的刽子手任宗炳被捕,才找到了他被活埋的地点,由张育民、卢大容前往确认,弄清卢志英壮烈牺牲的情景。陈毅、粟裕、刘晓等专门开会研究,追认卢志英为烈士。人民政府颁发了第60号烈士证书,重新安葬烈士,在雨花台修建卢志英烈士墓。1951年7月22日,华东和上海各界联合举行隆重的追悼会,缅怀卢志英烈士的业绩,学习他的革命精神。1953年4月,张莲舫就擒伏法,反革命分子任宗炳被镇压,大快人心。后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先后接见慰问卢志英烈士的夫人张育民。1954年卢大容写了一本《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激起了广大青少年对卢志英烈士的无比崇敬。(作者系毕节市博物馆退休干部,文中配图为资料图片)
[1楼] 网友朱江,于2021/3/1 16:57:46发表:
含泪看完英烈共产党人卢志英的英勇事迹完全明白了革命先烈的初心就是天下为公挽救和振兴中国让后人共享富康为此他们头可断血可流奋不顾身慷慨赴死令后人我等心灵震撼深受教育我们这些人享受着革命先烈们奋斗出来的成果的同时也不应忘了有肩负先烈们的期望和历史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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