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直某社团交给我一项将数十位作者撰写的文稿与拍摄的图片结集成书的任务，经过无数个夜以继日的奋战，终于在2018年新春佳节到来之际圆满完成，并与读者见面。
成书之后，社团负责人要求我按照国家的有关文件规定，把每一位作者应得的稿酬列表计算出来。这一“重任”，对年轻人而言，可以说轻而易举；但对一位电脑操作不太熟练的耄耋老人来说，可就是一件繁重而复杂的任务了！
计算稿酬，最好使用智能计算工具，如手机和电子计算器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两种器具一时不在身边。正当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想到跟随我半个多世纪的至今仍沉睡在书房里的算盘。于是起身走进书房，举手从书架上取出那把布满灰尘的算盘，稍加掸抹，放在写字台上，便重操旧业，滴滴答答地拨弄算珠，经过半天的努力，细心而又缓慢地将40多位作者的稿酬核算清楚。
此时此刻，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此时此刻，对算盘又想得很多很多……
曾记得，家乡在土地改革期间，工作队同时在村里兴办农民识字班。我，一位出生在大山深处的农民的孩子，与其他同龄人一样，迈步进入识字班。识字班分甲乙两班，各班的识字课本不尽相同。我因此前未上过学，扁担大的“一”字不识，读的是乙班。只因求学心切，甲班的课我也去听，学期结束，两本不同识字课本上的生字都认识。更可喜的是，识字班在工作队的指导下，发挥个别老师的专长，开设了珠算课。经过半年的学习，凡珠算的加、减、乘、除法口诀，我已倒背如流，就连“16两制”斤两换算的口诀，我也烂熟于心。可惜的是，手中没有一把算盘，缺乏演练。
为解决这个问题，1952年秋末，在年纪比我稍长的一位姜姓同学的倡导下，母亲从自种的为数不多的大豆中匀出６升（约15公斤），装在背箩里，让我背上，与姜兄一起，一大早从家乡出发，翻越家对面的一座无名高山，经过当今的文阁、归化、梨树坪、头步桥……吃了几多苦，流了很多汗，当天傍晚，终于凭两条腿，步行40多公里山路，来到毕节珠市坝，并在一家不知名的小旅店住下。当天，吃的是自带的干粮。第二天，将大豆背到收购点出售，卖得多少钱，至今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上街买了一把算盘，到南关桥头溜达一番后，就匆匆沿来路回家了。
买来算盘，全家如获至宝。父亲在种地之余，还在乡场上经营盐巴。他不识字，生意场上全凭心算。现有了算盘，每场结束，结算盈亏得失，就由我拨动算盘，方便多了。
1953年初，在已于县机关工作的长兄指引下，只上过半年识字班的我，进入离家十多公里的大方城关小学插班求学。开学不久，老师出几道语文、数学题对插班生进行文化“摸底”测试。现回想起来，语文题基本会做，数学题就不会用笔演算，做对的都是凭在农民识字班学会的珠算口诀推算出来的。
我一生的求学路——识字班、小学、中学、大学，但正规小学仅上了两年半，即原本12个学期的只上了5个学期。当年的小学也开设了珠算课。我的珠算知识，也是在小学期间得到进一步提升的，至今都还可应用。
我不惜笔墨写了这么多学习使用算盘的历史过程，不在于提倡当今的青少年也要像当年的我等一样，不辞辛劳地学习和使用珠算，而是要告诉大家，哪怕当今是信息时代，计算技术十分发达，计算工具又多又好，但有一点必须明白，算盘是我国劳动人民发明创造的一种简便的计算工具，中国是算盘的故乡。从汉代开始发明，到明代普遍推广应用，再到国务院将其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并于2013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成功，历史沿革达1800多年。其间曾先后传入日本、朝鲜、泰国等地，是世人公认的中国国宝，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珠算，是国人的骄傲！（作者系原毕节日报社社长、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