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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轿子街
作者:文|李东升  发布日期:2018-3-21 阅读次数:
  一座城市,无论大小,按旧时“东西为路、南北为街”的习俗,总有路与街之分。老毕节城囿于狭小的古城墙内,街道纵横有限、宽阔受制,一支烟工夫便可走遍全城,因此路与街的界限不甚分明。毕节城以城隍庙为轴心,呈东西走向而称路的,仅有广惠路、松山路,而南北走向上称街的少,在原县衙门之下,勉强有一条十字街。十字街向东称箱子街,从东往下称通津街(今新街),勉强配齐了“街与路”的搭配。随着商贸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在城墙外不断拓展,中山路、威宁街、清毕路、大小横街等在清末民国期间逐步形成。在城墙内,以巷子之称的也有,如马家巷、肖家巷、水巷子等。在这其中,有一条街名不见经传,但确实存在过。
  当年,文笔山下有一条小溪。当春夏时节山水横溢之际,山水奔涌着,从猫猫城直下,流过怡心桥,再从毕节二小对面水沟转向东南,经通津门流入倒天河。途中,在原游击衙门(原毕节军分区宿舍,现市工商局商住楼)与毕节小校场(现市商务招待所、盐务公司一带)之间的水沟边上(现市商务幼儿园门前),有一条名叫轿子街的“街”。这条街,留在上辈人的脑海中,而今,很少有人知道了。
  严格地说起来,“轿子街”不算街。因为当时这里既没有毗邻的门市、相邻的商号,看不到招贴飘摇、匾额鎏金的字号,更看不到琳琅满目的商品、人流如织的景象。它仅仅沿水沟边摆放了几顶轿子,闲坐了几位身着褐色马甲、抽着旱烟等待客人的轿夫。但这有几分荒凉的轿子街,曾经见证了毕节政权沿革史上的那段鼎盛时期——
  毕节原为毕节卫,后改建为毕节县,旧时有县衙门,属大定府管辖。1935年初,设毕节专署,辖五个县(毕节、大方、黔西、威宁、水城),后因区划调整增加金沙、纳雍、织金、赫章。这个古老而狭小的毕节县城,曾经一度了得!这里曾经设过道台衙门、游击衙门,一度管辖过差不多半个省。
  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朱棣设置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正式成为行省。嘉靖二年(1523年),置贵宁道,贵宁道兼兵备驻毕节黔西,管辖乌撒、毕节、赤水、永宁四卫。嘉靖七年(1528年),再敕贵州威清兵备副使驻毕节县城,兼制云南沾益州,四川乌蒙(今云南省昭通市)、乌撒、东川、镇雄四府并永宁宣抚司。兵备副使按制属武官,级别从三品,需备指挥所,于是便在市工商局商住楼原址、地处县城中心之地设了武营。清雍正七年(1729年),贵宁道改名贵西道。道衙仍驻毕节,管辖安顺、遵义、大定、南笼(今安龙县)四府。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撤贵西道,改为巡警道,移驻贵阳。
  历史悠悠走过,政权历经更迭。1913年1月,北洋政府颁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规定一省地方行政组织采取三级制(省、道、县三级),贵州全省划分为黔中、黔东、黔西三个道,行政长官称观察使。黔西道驻毕节,辖毕节、安顺、普定、清镇、镇宁、郎岱、平坝、紫云、南笼、普安、兴义、兴仁、关岭、安南、贞丰、册亨、盘县、大定、威宁、黔西、织金、水城、赤水等23个县。1914年,黔西道改名贵西道,驻毕节的贵西道,办公之所设毕节县衙,“道”“县”合署办公。
  袁世凯任命黔西观察使时,原贵西道台刘显潜凭借军事实力,再加上堂弟刘显世的操控,理所当然地担任了黔西道道尹。文官为道尹,武官也再次改制设置。北洋政府设贵州为上游、中游、下游(相当于设三个军区)地区,上游即指贵阳以西贵西道一线。刘显潜即为贵西道道尹兼贵州全省上游清乡督办。清乡督办一职,为当时各地军事长官职务,实际掌控了贵西道兴义府、大定府、安顺府、赤水厅20余县军政大权,成为其时贵州不可忽略的军政力量。
  贵西道为上游地区军事机关,故需设办公场地,于是便在县衙门照壁后(老街坊称照壁为八个狮子顺墙跑)原武营,换牌设立了游击衙门。游击衙门以一丈宽水沟为天然护河,设了栅门。出栅门跨上木吊桥,兵士们就进入毕节小校场操练了。
  清末,各级官员虽旗人较多,但早已失去盛清八旗骏马挽弓、驰骋疆场之雄姿悍气。外出跋涉因骑马艰苦,大多改乘轿子。毕节道台衙门配置有一个轿子班,配有轿子六顶,除一顶四人轿(四人抬,道台一人专乘)外,其余为两人轿(两人抬)。轿子常摆放于游击衙门栅栏内外,轿班班长杨超,人称杨轿班,四川合江人,手下管理着20名轿夫,清一色四川老乡。道台衙门、游击衙门官员外出,轿班派人抬官员出行。上路后平均行二十五里打尖(吃饭)、五十里投宿。
  轿子是我国古代特殊的交通工具。有人说,轿子是不用车轮的车。作为交通工具的轿子,得到较大普及是在宋朝。在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繁华的北宋京城汴梁大街上有许多轿子出游。这些轿子虽然同汉唐时期的轿子大同小异,仍两人抬杠,但选材精良,以硬木为主,上雕花纹飞龙,造型美观,样子和近代见到的大致相同。南宋时,轿子的使用进一步推广。《宋史•舆服志》说:“中兴东征西伐,以道路阻险,诏许百官乘轿……”到明朝中后期,连中小地主也“人人皆小肩舆,无一骑马者”(明顾起元《客座语》)。明清时期,轿子发展为四人抬或八人抬。王公贵族之所以越来越宠爱轿子,是因为坐在这种特殊的交通工具上,无车马劳顿之苦,安稳舒适。清朝王渔洋曾有诗表达坐轿子之令人惬意:“行到前门门未启,轿中安坐吃槟榔。”
  1915年,“护国战争”打响,蔡锷率“护国军”挺进毕节,转道四川讨伐北洋政府势力,毕节道台衙门闻风溃逃,再未回过毕节。官员跑了,轿班留下,但是薪资没有了着落,吃饭成了大问题。杨轿班着急得辗转无眠!不过他以四川人的精明,在床上想了一夜又一夜后,招集轿班伙计,宣布轿子“官改民用”。从即日起,轿班改轿行,豪绅百姓、世家平民、富商小贩、男女老少,婚嫁出行,无论白天夜晚,均可租用轿子,且按路程远近,合理收费。广告一经张贴宣传,生意还真不错。
  此后,来这里租用轿子的人络绎不绝:有结婚嫁女的人家,有走亲串戚的城里人,有踏春赏景的文士,有经商贩物的商人,有初到毕节的他乡游子,有顾及脸面乘轿赴请的食客,有步行不便的老弱病残……特别是结婚嫁娶人家,预约了日期后,轿行便提前将轿子披红挂彩、扎花缀金、预备鼓乐。当新人入轿时,一声高喝“新人上轿、天地同喜”时,鞭炮炸响,鼓乐齐鸣,吹吹打打,一路喜庆到郎家……
  久而久之,轿子街便在毕节叫开了、叫响了。直到现在,部分老街坊还继续称那一段路为轿子街。
  在公路未修通前的毕节,外出大多是驿道小路,坎坷不平,崎岖狭窄,爬坡下坎,弯弯曲曲,所以轿子是最好的出行工具。路途遥远,客人乘坐轿子,并不单调枯燥,一路上会被轿夫的号子逗得笑个不停。轿夫前后抬着上路,弯路、窄道、上坡、下坎,情况诸多。前面的轿夫看得见路况,后面的轿夫视线被遮挡,必须喊号子通知后面。
  如前面来了轿子了,那一边轿夫喊“踩左”,这一边轿夫就喊“踩右”;这一边轿夫喊“人是活的”,那一边轿夫回“各走各的”,几句应答中,便互让着顺利通过了。
  如遇陡坡险路,前面轿夫喊:“把紧、踩稳踏板!”后面轿夫接应:“免得受惊!”乘客听后便会注意抓牢把手,坐稳身子,不致有所碰撞。
  如要下雨了,前面轿夫喊:“天上起乌云!”后面轿夫答:“雨大淋湿人!”于是,前后便弯腰停轿,在轿子布顶上撑起油布,轿夫披上蓑衣,继续赶路。
  如路有积水,前面轿夫喊:“天下雨汪汪!”后面轿夫答:“地积水荡荡!”俩人便会小心地避开积水。
  “前面不对头!碰到大牯牛!”前面轿夫提醒后面轿夫,以防牲畜碰触;后面轿夫便答:“好狗不挡路!轿子好赶路!”前后轿夫便可意会而避让了。
  抬轿久了,难免内急。前面轿夫喊:“茶壶的嘴!”后面轿夫合声:“放出来水!”于是稍停脚步,小便后又赶路。如欲大解,就麻烦一些,轿子必须择平坦地点停放,轿夫找粪坑排解。号子这么喊:“肚子不轻松!要排米田共!”
  长途抬行,肚饿难免,碰到路段有店子,前面轿夫喊“休歇一下”,后面轿夫答“吃饭为大”,于是停轿进店,仍喊号子招呼店家:一个轿夫喊“两碗帽儿头盛装白饭”,另一个轿夫则喊“大碗豆腐辣椒野蒜”。跑堂的伙计也会用号子应和:“客官上门,好好奉承。”饭菜上桌,俩轿夫吃得巴实、安逸。至于乘客吃啥,则自行料理。
  吃饱喝足,轿子又上路,沿途每遇情况,仍然喊号子。如碰到抬棺送葬的,轿夫以号子祝福,以求吉利:“人死上西天,合家保平安!”吹吹打打的出嫁行程,喜事一桩,如相遇会高兴地喊出:“花轿抬新娘,大伙喜洋洋!”会事的人家,也会互相给轿夫些许赏钱。
  别认为轿夫是些老粗,他们懂得尊重女性。如看见有标致的妇女经过,前面轿夫喊“路遇一朵美鲜花”,后面轿夫答“粗脏手儿莫摸她”,号子礼貌、有趣而人性,也解除路程疲劳。
  由轿子街想象开来,总觉得有些国风俗韵或可继承。而今,奢侈之风盛行,仅就嫁娶,无不豪华铺张,排场攀比。迎亲要豪车,且结串成队,数量众多。
  如果,有人敢于革新,摒弃这种虚伪的奢侈追求;如果,有礼仪公司眼光独特,能让新娘坐上喜庆的花轿,新郎骑上威武的大马,前有鼓乐开道,后有古装彩礼架相随,洋洋洒洒地走街过道,热热闹闹地进入婚庆场所,岂不令市井耳目一新,岂不让路人注目,岂不是国风良俗之传承!
  借用《陋室铭》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句式,街不在大小,有历史、有传奇则名。偶尔参观其他城市的道台衙门,我便想起毕节有条轿子街,她见证了毕节的历史沿革,她有传奇和故事。(作者系毕节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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