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毕节县（今七星关区）民政局为范敬章烈士所立墓碑（资料图片）
1923年，刚满18岁的范敬章毅然离开家乡，走进贵州军阀周西成的部队当了一名士兵。很快他因处世谦和、打仗勇敢而得到了周西成的赏识，周西成将他送到贵州讲武堂学习，又将他从士兵提拔为班长、排长、连长，直至特务营营长。官是越当越大了，但范敬章却越来越烦闷。旧军阀的反动统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强暴行径、国民党政府卖国求荣的投降嘴脸，就像一盆盆大火在炙烤着他，令他百思不得其解，常常彻夜难眠。
1929年5月，贵州军阀在黄果树展开了争夺战，范敬章下定决心，准备实施酝酿已久的计划。他拉出了两三百人的队伍，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彻底与军阀决裂，提出“上等之人差我钱，中等之人莫照闲，下等之人跟我走、一月给他半块钱”，一路打富济贫使队伍不断壮大，于1933年夏天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感慨万千之际，他题诗一首：“中原华夏古神州，炎黄世胄负屈辱；十年操戈恨未已，我心原为山河故。”诗的字里行间抒发出他的真情实感：为多年来替军阀的无谓征战而惋惜，也为终于摆脱军阀的束缚能为人民、为祖国的大好河山作一点有益的事而欣喜！然而毕节同样是军阀的势力争夺点，国民党地方政府仍是军阀势力的代理人！面对人民的艰难困苦和豪绅的强抢豪夺，他痛不欲生！仅凭几百人的队伍打富济贫，要想完全解救人民于水火，无疑是杯水车薪！范敬章不禁忧心如焚：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1934年的一天，范敬章的亲戚、居住在毕节县城的童年好友刘海楼不请而至，闲谈中讲到了林青、秦天真，讲了毕节地下党。他不禁精神为之一振，试探性地对刘海楼说：“要是能见上一面就好了！”刘海楼微微一笑：“我来试试看！”过了几天，范敬章到他妹妹家，刘海楼带来两个身材魁梧的汉子，他们就是毕节地下党支部书记林青和委员秦天真。一阵寒喧之后，林青、秦天真二人便向如饥似渴的范敬章讲马列主义、共产党的主张。范敬章的面前有了一盏明灯，照亮了他前面的道路。他果断地说：“我决心跟党走！我们三个人要坚决斗争下去，即使只有一个人，也要斗争下去。”，并恳求党组织安排任务。
范敬章接受了党支部的领导和政治主张，并根据党支部的安排把队伍拉出在黔西、大定、毕节的农村等地开展游击斗争。在革命斗争中，范敬章越来越成熟，他向党支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支部经过认真培养考察，于1934年春天由秦天真介绍、林青监誓，发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队伍也成为毕节地下党支部拥有的第一支革命武装。此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范敬章又将队伍转到何官屯、对坡、关家屯等地开展斗争，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号召穷人报名参军，仅两个多月的时间，部队就发展到了500多人。
1934年夏天，部队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毕节当局的敌视，派保安团周凯部前往追剿，双方对峙月余，给范敬章的部队带来了很多困难。为寻求立足之地、保存革命力量，范敬章利用和云南省镇雄县剿匪司令陇承尧沾亲带故的关系，打入陇部。后因奉命准备武装暴动而部下走漏消息，暴动未成，范敬章被捕入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党组织知道范敬章被捕的消息后，作出营救决定。先派人作好接应，然后组织200多人，兵分三路进攻镇雄县城，打败了民团联防，调动了驻县城的正规部队。在猛烈的枪声中，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惊慌失措。经过鏖战，范敬章在我方进攻监狱时率众突围出来，用“金蝉脱壳”之计，分兵阻击敌人，如期到达建武小龙滩。
范敬章带领部队返回毕节后，按原计划坚持在滇黔边境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斗争。不幸的是1935年7月在对坡筹集粮饷时，突然遭到周效培、吴维章带领的区、乡民团的袭击。因敌我力量悬殊，范敬章受伤后被捕，在押送到毕节县城后，被国民党毕节县长史南侯杀害于毕节小校场，年仅30岁。（作者单位：七星关区教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