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鲁迅

　　仗义执言　乐于助人
　　蓝运臧于1912年出生在黔西县的小镇打鼓新场（现金沙县鼓场街道），从小就像男孩子一样顽皮，心直口快，爱打抱不平。
　　1923年，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张仲芳先生到打鼓新场创办了第一所新学，经常选一些有进步思想的古文和现代诗文向学生传授。在张先生的教育和熏陶下，蓝运臧爱好作诗填词、写散文，能吹笛箫，擅长画画，尤爱画荷花、兰草，同时还接受了张先生深入浅出的爱国主义教育，对“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有了清醒认识。13岁时，父母把她许配给当地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富家子弟。她不从，极力反对父母包办婚姻的做法。在她顽强的抗争下，父母最终妥协，解除了这个婚约。1927年，她以优异成绩考取贵州国立女子师范学校，与同乡周光懿、冉涉贞等结伴去省城贵阳读书。
　　蓝运臧在贵州国立女子师范学校以成绩优良、才识出众、仗义爽直、乐于助人深得师生喜爱和赞许。课外时间，她还经常帮助同学温习数学、英语等课程，因此，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她为“蓝姐”。后因家庭经济拮据而被迫休学一年，她返回打鼓新场，受聘在女小教书，积攒学费。1931年，蓝运臧返回贵州国立女子师范学校继续读书，其妹蓝运铮也考取了贵州国立女子师范学校，时逢“九一八”事变爆发，蓝运臧、蓝运铮以贵州国立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秦天真等人组织的贵州学生救国团。蓝运臧还与尹树坚等组织贵州妇女救国会，任理事，创办《新黔日报》副刊《惊蛰》，常以“问耕”为笔名发表文章，并组织学生街头演讲，揭露日寇侵华暴行，号召民众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
　　当时的妇女大多数都缠脚、拖大辫子，蓝运臧、蓝运铮也不例外，但她们到贵阳后就把脚放了，把辫子剪了，还写信给家中的几个妹妹和外甥女，动员他们剪发放脚。在蓝运臧姐妹的带动下，偏远的打鼓新场首开妇女放脚剪发的风气。
　　在当时的农村，唱戏唱花灯都是由男子扮演女角，女子登台唱戏自古未有。蓝运臧、蓝运铮放假回家后，勇敢地冲破各种禁锢和世俗的偏见，邀约几个姐妹到县城街上登台演出了《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等童话剧，在黔西引起了一场轰动。
　　1933年初，蓝运臧、蓝运铮和寇述彭、涂运昌、方伯龄、丁道谦、马彦云、蓝运富等在贵阳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寻求革命真理，交流读书心得，讨论国内外政局时事。“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之际，贵阳各校学生组织爱国游行，贵州军阀王家烈派出大批军警实施武力镇压，蓝运臧冲到游行队伍前列，带领大家大声疾呼，怒斥军警：“你们也是中国人，亡了中国你们也要当亡国奴，救国是每一个同胞的责任，你们有良心，就不应该阻挡我们的爱国游行！”有的军警受了感动，主动放松警戒。省教育厅厅长谭星阁惊恐万状，派出多辆汽车冲击游行队伍，造成游行学生两死四十余伤的惨案。省城贵阳万民震怒，一致要求严惩肇事元凶。消息传到上海，鲁迅先生于10月17日奋笔疾书，以《冲》为题见诸报端，全面揭露和抨击王家烈、谭星阁等镇压学生的残酷暴行，热情支援贵州学生的爱国行动。稍后，民国教育部为压制全国学生风起云涌的抗日救国行动，发布学生《会考规程》，蓝运臧积极组织读书会成员在涂运昌家开会，草拟揭露会考阴谋的快邮代电，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学生反对会考，并在女师大礼堂前广场上，组织各校应届毕业生演讲、游行、请愿，迫使当局废除《会考规程》，致使会考流产。此事稍平，省府教育厅当局以肇事者的罪名挂牌开除蓝运臧和寇述彭学籍。　　　
　　贵州最早的女共产党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寇的铁蹄踏上了中国国土，各地抗日运动风起云涌，黔西这座小山城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34年，蓝运臧回到打鼓新场，利用教书为职业，不失时机宣传马列主义，教育兄妹要做“普罗”（无产阶级）不做“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为了更好地宣传马列主义，抨击时政，揭露贪官豪强鱼肉百姓、欺世横行的种种丑行，蓝运臧等多方筹集经费，创办《黔西月刊》，宣传抗日，揭露时弊，倡导妇女解放。稍后不久，蓝运臧在一篇文章中揭露黔西中学及社会上赌毒盛行、政风学风败坏，文章说：“堂堂黔西中学，校长室内，一张烟床，八圈麻将，特吹大赌，居然贻不为怪。”由此激怒了官吏士绅，不久，《黔西月刊》被迫停刊。是年终，蓝运臧经由贵州地下党负责人秦天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贵州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
　　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派杨涛（潘汉年）密赴贵阳，然后取道上海去苏联向共产国际组织报告会议情况。为了途中安全起见，秦天真决定派蓝运臧与潘汉年假扮夫妻同行掩护。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蓝运臧毅然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不畏艰险，经独山、桂林、广州，走水路到上海，圆满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之后，蓝运臧转上北平，入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校读书。此时，昔日与她一道在贵阳参加救国运动而被开除学籍的寇述彭也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异地相逢，倍感亲切，两人一同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两人在北平结婚。
　　卢沟桥事变后，夫妻二人一道赴山西临汾，入民族革命大学读书，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临汾沦陷后，民大疏散到晋西，蓝运臧夫妇受派去国民革命军第66师做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2月，夫妻二人转赴延安，进入中共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学习期满，已是次年初秋，根据党组织分配，蓝运臧夫妇离开延安赴山东聊城工作。在此期间，蓝运臧写成了抗日救亡剧《五里雾》。同年冬天，经组织同意，蓝运臧夫妇又以平津流亡学生的身份回到贵州老家黔西县打鼓新场开展革命工作。在家乡，他们又积极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政策，讲述抗日形势，积极发动民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教唱《抗日游击队之歌》等革命歌曲，演出抗战剧《五里雾》等，不失时机地传播革命火种。　　
　　在黔西县开展抗日救国宣传
　　1938年2月，蓝运臧的哥哥蓝运富被调任黔西县城一小校长，他以校长身份聘用蓝运臧、蓝运铮、周自达等人到该校任教，利用教师职业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9年3月，中共贵州省工委派李卓然（化名何老表）到黔西打鼓新场检查党的活动情况，同时建立了黔（西）大（定）仁（怀）三县中心县委，任命蓝运富为书记、廖明星为委员。不久，省工委又增派张有民到黔西任三县中心县委委员，蓝运富发展周自达入党，建立中共黔西城区党支部，蓝运富兼任党支部书记。
　　城区支部以一小为中心，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不久，省工委将张有民调回贵阳，派党员尹伯英到城关一小任教，配合支部开展活动，同时调来的还有女党员陈炯和党员培养对象、女青年刘星文。黔西地下党支部团结一小内思想进步的青年教师及学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向学生传播爱国主义思想。上课时，蓝运臧、蓝运铮除了书本上所列的课文外，还结合各班级的学生年龄特点，把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其中。比如针对一、二年级的学生，蓝运臧教认生字或组词时，有意进行引导，比如“我是中国人，你也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男人、女人，都是平等的人。”同时，她还结合句子讲时势，激发孩子们的正义感，使其懂得男女平等的道理、懂得什么叫侵略、懂得怎样对付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等等。
　　对高年级的学生，她们经常选讲一些进步读物，把书中的事与现实结合起来。如讲岳飞的《满江红》，把岳飞抗金事迹结合当时的抗日活动来讲，用具体、生动的事例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给学生讲历史故事，讲岳母刺字，讲梁红玉、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讲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李清照作词。这些故事，尤其是女中豪杰的故事，不但给学生讲，也给广大妇女们讲，让妇女们认识到女人一样是可以有作为的，应该自尊自重，自己起来解放自己。
　　她们教学生唱《满江红》《木兰辞》《戒烟歌》《生产大合唱》《送郎上前线》等歌曲时，先教学生认得词，再教唱，结合课堂作业背词和默写，效果很好。学生们会唱了，就回到家里唱，在街上唱或乡村里唱，由于歌词好，激动人心，很多大人也会唱，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同时还着力培养“小先生”，学校里女教师不多，师资也较缺乏，她就在学生中选出品学兼优的学生为代表，帮助上课和夜校扫盲。如二年级选出的女生何良英、四年级选出的女生饶凤书等，她们天真活泼、能歌善舞、勤奋负责，深受学员欢迎，又可以掩护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学校组织妇女进夜校扫盲班，有些丢不开家务的大嫂子、大姑娘们，一些离校较远又有学习热情的，蓝运臧、蓝运铮与陈炯、刘星文主动上门教学。她们不怕苦、不怕累，不论三伏六月，还是三九寒冬都坚持去。有几家在东门外四五里远的地方，她们也去，往往是放学了去，很晚了才回来。她们的这种精神感动了群众，许多年轻媳妇和大姑娘都尽量提前把家务做完，按时到夜校读书识字。
　　在教书的同时，她们还组织进步妇女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女党员小组的负责人陈炯配合总支委，在女青年中发展和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在妇女中开展宣传活动。这个时期，男女师生共同演出独幕话剧《赵树青》《冰天雪地》、歌剧《黄花曲》、山歌剧《送郎打日本》、话剧《一口一口地吃》、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在校内外教唱抗日歌曲、讲时势，在茶馆内用打金钱板的形式进行宣传。当时流传较为普遍的歌谣有《当兵就要当红军》，歌词是：“好铁才打钉，好男才当兵，当兵就要当红军。北上打日寇，就地除劣绅，解放天下受苦人。”还有《戒烟歌》《月亮小调》等都是当时传播较为广泛的歌谣。
　　由蓝运臧、蓝运铮主演的《放下你的鞭子》《黄花曲》等，特别受群众的欢迎。为了扩大影响，她们不仅在城里街头多次演出，还到谷里、沙窝这些比较热闹的集镇演出，效果很好，方圆十几里路的农民都来看。
　　当时，城区的人都爱睡懒觉，为了振奋民族精神，改良不好的社会风气，女党员小组的同志们组织成立了晨呼队，由年龄较大的学生参加，身穿工人服装，由剪了短发的陈炯老师带队，每天清晨6点钟左右，沿街高呼：“同胞们起来啦！”“不要过醉生梦死的生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卖国贼！”，这对培养年轻一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许多穷苦人民对晨呼队十分欢迎，有的社会青年为主动参加晨呼队感到很兴奋、很光荣，学生家长也很支持。为了支援前方将士抗日，女党员们积极组织募捐活动，妇女做军鞋，把募捐到的钱和妇女们做的布鞋通过党组织送到前方将士手中。
　　血沃中原肥劲草
　　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后，连续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及《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导致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血腥镇压事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抗日团体和党的组织，都先后遭到捣毁或破坏。黔西县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也被国民党黔西县党部从各个方面加紧了监视和破坏。黔西县党部一是在新场设立国民党区分部；二是下令解散已建立起来的新场“除奸自卫队”，另建“防护团”，对黔西城关一小也加强了监视。党组织为了保存实力，指示黔西县地下党组织暂停各种活动。此时，蓝运臧夫妇与蓝运铮应黄齐生的邀请，到云南蒙自草坝蚕业新村从事教学工作。1939年8月，因蓝运臧要生孩子，由黄齐生先生派其侄子黄可庆护送她去昆明寇述彭家中，孩子生下40天后，蓝运臧就带着孩子回打鼓新场家中。　
　　1939年冬，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浪潮即将来临之际，敌特组织开始了对蒙自草坝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迫害。寇述彭辗转回到打鼓新场，不久即被闻讯而至的贵州保安处特务逮捕，押送贵阳，投入保安处监狱。
　　寇述彭被捕后，蓝运臧四处奔走，设法营救，并将襁褓中的女儿取名蓝庆华，托付给嫂嫂魏月仙，只身取道遵义赴贵阳，与蓝运铮住在福德街，设法营救丈夫寇述彭。不几天因行踪暴露，受到特务跟踪，加上叛徒出卖，姐妹二人同时被捕入狱。由于被叛徒出卖，吴守铭、刘文澜、瓦兆鵕以及已由贵阳转移外地的王发善、李绍夫等人也先后被捕。在“皖南事变”前后的六个多月里，贵阳地区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有50多人。国民党当局除原有的保安司令部看守所、模范监狱外，在仓后街（今富水南路一带）屋顶花园和大井坎11号，新增设秘密监牢。黔特会（国民党贵州特务组织联合会）于2月成立贵州战时青年训导所，作为囚禁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集中营，这所集中营对外称战时青年服务大队，设在和平路云南会馆。从3月开始，先后被关押进这所集中营的爱国抗日进步青年有100多人；特务头子和党部委员黄宇人、黄国祯、季天行、刘孔亮等作“精神讲话”，宣扬“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之类陈词滥调，以此“教育”与麻痹进步青年。
　　蓝运臧被捕后，被关进省保安处监狱。在狱中，她和妹妹蓝运铮受尽敌特皮鞭、老虎凳、灌辣椒水等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为了鼓励战友们继续战斗下去，她从监狱壁缝里向难友们传递写有“坚定”二字的纸条。当敌人审讯她时，她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共产党员!”其他问话她拒绝回答。敌人在她身上一无所获，恼羞成怒，加重了刑讯逼供，但她咬紧牙关，不暴露一点组织秘密。
　　1941年5月19日夜，国民党贵州省保安处的特务军警，将蓝运臧、蓝运铮、寇述彭、王定一四人押到贵阳城郊东山脚下。临刑前，她们一起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其声弥漫四野、响彻云霄，特务军警用刺刀将他们刺倒后推下预先挖好的坑内活埋。
　　1981年3月20日，贵州省人民政府追认蓝运臧、蓝运铮、寇述彭为革命烈士。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万古流芳。（作者系黔西县政协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