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洋芋救了你爸啊！”
　　母亲反复地说。正因为她反复地说，我们无法记住她的话，她的一声声叹息，落不到我们的小心灵里。直到许久以后，当我回想起关于母亲的一切，她的声音才从岁月里挣脱出来，清晰地在我耳边低回萦绕，她含泪的眼睛也宛若就在眼前。我重温她的一声声叹息，终于大致还原了她和我父亲以及洋芋的故事。
　　那是个苍白又空洞的年代，除了饥饿，人们已经无力感受更多的东西。饥饿如巨兽，在漫长的时光里，在他们的身体内部，啃咬他们的肉体和神经，他们度日如年。那时我的父亲母亲尚年轻，每天几次从水缸里舀生水灌进肚子里，一边喘息，一边听空空如洗的胃囊里水发出的呵呵声。他们已经皮包骨，骨头还硬实着。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三岁，一个一岁，蜷缩在草席上昏睡，三岁的那个，其实已经昏迷多日，一岁的这个，偶尔会醒来，声音低弱地哭泣。
　　我们家的附近，纳雍县维新中学及其周围的田野，找不到一棵野菜，人们为了刨食折耳根，所有田埂都被夷为平地。野草的根，野草丛里偶尔跳跃的一只蚂蚱，都给饥饿的人带来渴望。但是我母亲没有力气迈出门槛，我父亲也是。
　　很快地，那个昏迷的孩子，我们的大哥，在某天早晨，太阳还来不及温暖大地，他的小身躯就变得冰冷、僵硬。母亲俯在他猫咪一样小的身躯上，想哭喊却没有声音，她浑身发抖，哀嚎被滞留在喉咙里。
　　为了埋葬这个自来到世间就没有吃饱过的孩子，父亲拆开一架床，取床板给他做个小棺材。揭起床板的瞬间，床底角落里的一簇绿色重见天日，那么喜悦，生机盎然地显现在父亲眼前。他伸手捞起，是一块干瘪的洋芋，上面已挺立着四五根翠绿粗壮的芽。母亲轻声而急切地说：“赶紧，煮了它，喂孩子。”“不行，有毒。”父亲说，他在饥饿的全面侵蚀下还保持着几分清醒和理性。
　　父亲和母亲，本来是皮包骨，后来却开始浮肿，人一天天地肿胀起来，皮肤里面好像有了越来越多的空气，要带动干瘪的骨头起飞。母亲已经无法走路。父亲默默地端详着发芽的洋芋，那些芽秆仿佛就要长成大树。他缓缓地挪进厨房，取出那片早就锈迹斑斑的菜刀，小心地，顺着芽秆的间隙，将土豆切成几瓣。然后，他又挪出厨房，小心地带着它们到了房后，用菜刀刨几个小坑，将洋芋埋了进去。
　　“我把洋芋，种下了！”他回到屋里，给母亲说完，奄奄一息地倒在她身边。
　　此后，他们惦记着屋后种下的洋芋，相信他们一家三口，可以活下来了。
　　洋芋好像明白这一家三口的惦念，茁壮的绿芽很快钻出了土壤，一天天绽放出叶片。到了乍暖还寒的二月，又开出了白色的花。
　　二月还没过完，母亲实在不能等了，父亲已经开始昏迷，她怕他再也醒不过来了。她爬到屋后，抓住一株洋芋梗小心地扯——一些白生生的像鸽子蛋那么大小的洋芋，被带出了泥土。洋芋结果了，有了小洋芋了，虽然还没长大，但是那么新鲜，那么漂亮，让人的希望没有落空。
　　“就是煮了那几个小洋芋，我和你爸你哥，没在三年大饥荒时期死掉，活过来了！”
　　母亲的故事是一直说反复说的，尤其到了晚年，她能记得的就是这些了。我们小的时候，听她的故事，不会感动，因为我们同样被饥饿折磨着。但我们不缺洋芋，洋芋总能将我们解救。我们上学的时候，书包里藏几颗烤熟的洋芋，就可以在学校安心地上一整天的课。冬天的深夜，我们围着火炉讲故事，炉火的热灰里就煨着洋芋，故事讲完了，洋芋也煨熟了，咬一口，粉如沙，暖肠胃，吃饱喝足，自然很快进入梦乡。我们读完了小学和中学，要去县城上高中了，家里没有其他食物给我们，母亲放进我们的背包里的，仍然是洋芋。直到离母亲和故乡远了，母亲的故事才像音乐一样挥之不去，萦绕耳畔，让我每每虚构那个没有见过面的哥哥的模样，感受围绕他的一团悲凉，以及我年轻却无力的父母的苦楚，便会落泪如雨。
　　在贵州乡村，贫瘠的土地里，那无处不在的沉默的我们的洋芋，就是大家所说的土豆，它的滋味在我的记忆里多么甘甜。如果没有它，又怎么会有我们在故乡的岁月和生命呢？
　　我去过很多地方，品尝过无数美味的食物，吞咽过中国的、外国的土豆。但是，它们和我们小时候的洋芋滋味全然不同。每每作这样的对比，我会感到茫然和迷惘。不是土豆和洋芋不一样，是此时此景和彼时彼刻不同，是人生境况的不同、生命体验的不同。我一直在找童年记忆里吃洋芋的那种甘美、幸福、满足，却很难找到了。我只能不断地回忆父亲母亲的故事，回忆我自己和我的兄弟们、小伙伴们的成长岁月。如果没有了记忆，生命就没有了甘泉，自我的世界就没有了来路，灵魂就不再神秘，我们将无法解释过往，无法表达对于这个世界的感情和期望。关于童年和故乡，关于亲人们的记忆，浓缩和凝聚起来，就如同一枚沉默的洋芋，踏踏实实地藏在我心里。（作者系一级作家，供职于广东省作协，现为广东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