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十三年冬，因平远老家祖坟被盗，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不得不向朝廷请假回乡修墓。朝廷批给他一年的假期，他仅带着随从张樵野陪同到平远牛场镇。
　　一到家乡，映入眼帘的那幅哀鸿遍野、满目萧条、四处饿殍的惨景，这让丁宝桢触目伤怀、百感交集。通过对眼前平远境况的多方探访，丁公认为，如此现状主要是官僚的无能和渎职造成的，必须选用德才兼备的干练州牧，施行大刀阔斧、理繁治剧的方略，才能救平远之民于水火。
　　于是，丁宝桢急速拜会了贵州巡抚和藩司，向当政者商讨选用州牧和治理平远策略。经查阅档案，多方了解，反复比较，他举荐了素不相识的威宁候补知州钱埙署任平远知州。举荐了钱埙，丁公又三次赴贵阳催促行文，最终丁公在修墓假期内见到了钱埙的到任。
　　果然不负丁公所望，钱埙到任后，在丁公的帮助下雷厉风行地实施了一系列治理方略。钱埙首先抓住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首要问题，用丁公从山东借来的二万五千两银款，购进粮食放赈，救济饥民，使在外逃荒的民众先后回乡重振农桑；同时又实行了招耕策略，从耕作技术较先进的川南川东一带招来数百户农户落户平远，助力恢复生产。由于长期疏于治理，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混乱，而要恢复和发展生产，必须有安定的社会秩序。钱埙双管齐下，一边发展生产，一边治理社会环境。他事无巨细，逐一审理堆积如山的案卷，一月内即令“政平讼理，案无遗牍”；对一些民愤不大的外逃案犯，张榜公布，促其回来自首，改过自新，不加追究，并尽力缉拿和惩办要犯，使社会秩序很快得到较大改善。钱埙到平远后，平远得以大治，一跃而成为黔西北知名重镇。光绪三年七月，钱埙以政绩显著而升迁，在离任别去时，州民以清水明镜设案焚香送行，送行队伍长达5里。
　　举荐钱埙使平远在短时间内得到大治、百废俱兴，臻于“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这只是丁宝桢举荐的人才事例之一。在丁公的举荐奏折中，还能找到更多的名字，其中有不少为了清王朝和黎民百姓做出了彪炳史册的业绩。
　　重览丁公举荐人才的奏折，就有这样一批载入史册的名字：龚易图、帅嵩龄、孙喜述、蔣庆第、沈九龄、林溥、周麟章、潘骏才、长庚、李宗岱、文彬、薛福辰、薛福成、薛福保、吴德溥、文天骏、丁彦臣、黎庶昌、徐建寅、唐炯、张荫桓、吴自发、王祖源、全世琦、易复泰、崔藩、彭名堤、夏时、黄彭年、马映奎、华联辉……这些名字仅是丁公向朝廷保举的人才中的一部分。丁公保举这些人才纯粹出于一片爱才的大公之心，有多数人与他连一面之交都没有，而因为保举人才受牵连，他竟遭到两次连降三级的贬黜而没有向朝廷申诉和发半句怨言。
　　丁宝桢举荐人才，并非是随意而行，他有自己的举人标准，并且必须对所举荐的人有了较深的了解后才举，每举一人都独具慧眼。他的选人标准大略有四条：一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二是以事察人，注重实事求是；三是谨慎考察，不敷衍塞责；四是因地因职择人，适才适所。丁公认为“人才每难兼全，而用才亦贵得地。凡一应政令张弛，大约以熟悉地方情形为要。盖情形熟而利弊审，利弊审则措置宜。故同一才也，人地有生熟之分，即办事有难易之别。”丁宝桢以自己独到的选人用人理论和标准，严格遵循《礼运•大同》“荐贤举能”的古训举人，并以此为己任，毫无功利，不避风险，勇于担当。丁公每向朝廷举荐贤能，总是概括人的德才特点，建议适合所任职务、地点。例如同治七年《保潘骏才、李宗岱片》中说：“盐运使衔候补道潘俊才，沉细精明，熟悉军事；布政使衔候补道李宗岱，朴实明爽，练达戎机。”同治十年《密保各员片》中说：“兖州沂曹济道长庚谋勇兼优，胆气绝伦。”“贵州道吴德溥，心术正大，贞固不摇。”光绪元年《保举薛福成、黎庶昌暨徐建寅创办机器片》中说：“薛福成学堪致用，识略宏深。”“江苏候补知州黎庶昌，志节坚毅，抱负甚伟。”“同知候选知县徐建寅，志正才明，洞精西学。”在同治十一年，丁公有目的地保举“两司各员”，先后保举了薛福成、周恒祺、钟谦钧、张荫桓，同时又专折保举了丁彦臣（此人与丁宝桢不是同族，没有宗亲关系）。丁公认为，薛、周、钟、张四人“心术共信，其忠贞才华颇形其发展”。丁彦臣“才识开拓，器局宏深”，这些人完全“堪胜两司之任”。
　　丁宝桢举荐的一大批人才，在清朝末叶为清王朝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有的人为中华民族立下了汗马功劳，和丁宝桢一样，成为一代名臣。其中有两个人在清末历史上声名远播，值得一书。一个是贵州遵义人黎庶昌，一个是江苏无锡人薛福成。
　　光绪元年，丁宝桢以《保举薛福成、黎庶昌暨徐建寅创办机器片》保举黎庶昌：“江苏候补知州黎庶昌，志节坚毅，抱负甚伟。”光绪二年，在丁公的极力保举下，清廷委派黎庶昌为三等参赞，随同大使郭嵩焘出使英国。从此以后，黎庶昌就走出国门，在清廷与列强的交往周旋中展现出爱国忠贞和外交才华。黎庶昌在欧洲4年，足迹辗转于英国、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的马德里。在此期间，他广泛接触了“也有二千年文明”的欧洲现实社会，把所接触的西方现实社会各个领域的见闻，客观地反映在《西洋杂志》中。他徜徉于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天文地理、机械制造、音乐美术、建筑艺术、军事战役的海洋之中，虽然还不能接触到核心技术，但极大地开阔了眼界，完全改变了对当时世界的陈旧观念。把十九世纪的欧洲文明与清王朝比较，他为中华的积贫积弱感到十分忧虑。欧洲4年的历练，使黎庶昌以全新的眼光看世界，他也从参赞升为大使。后来黎庶昌两度于光绪七年和光绪十年出任驻日公使，光绪十七年离职回国。在日本游历6年多的时间，黎庶昌更充分展现了各方面的才华，赢得了日本朝野的尊重。在日本期间，他还做了一件嘉惠后世的好事，就是搜集整理校勘了散落在日本的一批汉学古籍，编辑刻印成《古逸丛书》一套。这部《古逸丛书》刻印了一百套，黎庶昌捐银一万八千两。《古逸丛书》搜集了唐宋时期的古籍二十五种，多数是已经在国内失传了的、堪称国宝级的珍本。其珍举一例足以说明——《广韵》是北宋时期官修的一部韵书，是宋代以前音韵的集大成者，此书流传到明清之际已是版本各异，以讹传讹，黎庶昌刻印的《古逸丛书》中就收录了宋版的《广韵》，目前所使用的《广韵》版本中公认的首选版本就是黎庶昌录入《古逸丛书》中的宋代版本。
　　丁宝桢保举黎庶昌时，黎庶昌的身份是“江苏候补知州”，“候补”就是等候有缺位时才有机会补缺，而要补上，要等多少年是不知道的，许多人等了一辈子也没补上。丁公保举黎庶昌，为朝廷举出了一个栋梁之才，使黎庶昌得以崭露头角，施展才华，成就勋业。后来黎庶昌被誉为“贵州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黎庶昌也深知，此生因有了丁公的保举，才使其人生得以绽放光芒。丁公去世后，黎庶昌满怀深深的感恩之情和一腔眷恋，含泪倾情为丁公写下了《诰授光禄大夫赠太子太保四川总督丁文诚公贵州专祠碑文》，其中有一句说：“黔自建省以来，名臣硕望接踵代兴，考其勋德之隆，未有如丁公者也。”
　　丁宝桢在光绪元年同一奏折中保举的人，值得一书的还有薛福成。在丁宝桢保举的人中，有薛福辰、薛福成、薛福保三兄弟，其中薛福成得到保举三次。丁公与薛氏一门既非亲戚，也非世交，这样不遗余力地保举薛氏三才，其爱才如命之举，时人引为美谈。　　　
　　光绪元年，得悉朝廷下诏“博采荒言，用资治理”，薛福成正在“候补”。他便看准了机会，精心撰写了《应诏陈言》一疏想上奏。可是他不够上书朝廷的资格，只好带着《应诏陈言》去找山东巡抚丁宝桢代为上奏——当时其胞弟薛福保在丁公麾下任幕僚。丁公阅览了《应诏陈言》，看出了薛福成的学识文采及胸中韬略，实为饱学之士，暗自欣喜，便毫不迟疑地答应代为上奏，同时还上奏举荐薛福成。这篇《应诏陈言》很快得到朝廷采纳，并流传于官场，薛福成因此一鸣惊人、声名鹊起，从此步入“中兴之臣”的行列。
　　光绪十四年，薛福成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光绪十六年又率使团赴欧。赴欧期间，他考察了英、法、意、比、俄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任务。他经过和英国的多方周旋，与英订立条约，解决了滇缅边界旧案，收回了被英国侵占的大片中国领土。
　　薛福成是近代著名外交家，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起者，近代著名散文家。他一生著述甚丰，著有《庸庵文编》四卷、《筹洋刍议》十四卷、《出使四国日记》六卷、《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牍》十卷。这些著述翔实地记录和介绍了欧洲诸国的文明和发达状况，警醒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和贫弱蒙昧的国民。其日记体散文《观巴黎油画记》，以简练优美的笔触、生动细腻的描写，寓情于景，被作为范文，选入当代中学课本。
　　时至今年，丁宝桢已离去130年，在白驹过隙的流光里，丁公渐行渐远。然而，他那惜才如命、荐才而不遗余力、不惜丢官弃爵、以发现人才为乐事的精神，可谓无私无畏、大仁大义，今天依然闪耀着智慧之光。（作者系市政协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