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光绪十二年（1886年）三月，四川总督丁宝桢感到身体已不能再承担繁重的操劳，为了不辜负他一生铁心效忠的大清王朝委以的重任，他坚请辞职和推举贤能接替川督之职。一个月后的4月21日，丁宝桢在四川成都任所辞世。此日正是公元1886年5月24日。
　　丁宝桢辞世后，光绪皇帝赐诔祭奠外，许多朝廷大员写祭文吊唁和记录丁公生平言行，以彰正气和激励后人。当然，在这些给丁公留言的官僚中有像丁公一样的少许廉吏，更多的是那些总有些许非议的人物。其中，曾任清末四川总督、湖广总督、北洋大臣的贵阳人陈夔龙记录丁公的言行颇为具体。陈夔龙在丁公督川时曾是丁公的幕僚，后来凭自己的精明世故以及善于逢迎、讨好上司、夫人攀附等手段平步青云，被时人讥诮为“巧宦”。就是这么一个名声不那么好的清廷重臣，也不得不对丁公大书一笔，将丁公的言行记入其笔记《梦蕉亭杂记》中。由此不得不令人感叹：丁公之德行，确实可感天地、动鬼神。
　　陈夔龙在笔记中称丁公为同乡，把丁公比为《论语》中的令尹子文之忠、陈文子之清，并言“公之清有非他人之所能及，亦非他人之所及知者”，这句话可以丁公经历的几件国事家事为注脚。
　　丁公任山东巡抚时，黄河山东段多处决堤，丁公一上任就不遗余力地治理。特别是侯家林、贾庄决口因多年失修，汛期一到，百姓遭淹之苦惨不忍睹。朝廷令五省协调共同治理，丁公深知当时官场积弊和那些官僚们如栈鹿溷豕，只想饱食终日，安坐衙斋，当即上疏朝廷，请求由山东独自承担工程。原先河道官员乔松年计算需工料银470余万两，丁公事必躬亲，精打细算，最后仅用152万两，就将侯家林、贾庄决口修好。朝廷也不禁为之感动，下旨言：丁宝桢节省帑银数百万两，叠赏头品顶戴、太子少保衔。
　　督川十年，四川大治，时人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俨然已臻太平盛世，而丁公过的却是俭朴甚而是清苦的日子。当时那个社会，老百姓都说当官的是“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主要是“外水”。作为总督，丁公要在地大物博的天府之国一年捞个十万八万，实为易事，何况是督川十年。丁公当时每年的正当收入有例解公费一万二千两、川盐局应给公费三万两、养廉银一万三千两，然而丁公只取养廉银一项，而且此项除去一些藩司分摊，实则每年仅得不到一万一千两。这些银两按月定时送达，算来每月到手的不足千两。丁公是一个仗义疏财的人，亲朋故旧所需资助者有求必应，而且出手大方，因而自己常处于捉襟见肘的窘态，每月还没有收到月俸就早已透支了。有一次，丁公的厨子向丁公讨账出言不逊，丁公很生气，想叫厨子滚出去可又没有钱还清欠厨子的旧账。正在无奈之时，属下王莲塘来见。王莲塘见丁公面带怫色，问丁公所为何事，丁公把实情告诉王莲塘说，因藩司没有按时把本月的例禄送来，他又不便去催，欠厨子的工钱，厨子说了一些不礼貌的话，所以为难。王莲塘当天即致函藩司将廉俸送来，才解了这个纠结。
　　丁宝桢自己过的是俭朴甚而清苦的日子，按理说，每月近千两的可支配银两要吃山珍海味、穿绫罗锦绮不在话下，可有两件事每每使丁公陷入拮据。一是对亲朋故旧的不断而频繁的资助；二是祭典之事。丁公每天的日常饮食仅是五谷杂粮、粗茶淡饭，偶尔吃一次家乡特产“宫保鸡”就算是奢侈的了。可对待亲朋故旧他却是慷慨解囊，出手大方。当时祭典颇多，几乎每月要有一两次，每次都马虎不得，祭品要丰盛，仪式要隆重。这两件事使得丁公经常入不敷出。这样的境况使丁公多年不能多制一身价格比较昂贵的官袍。每当年节及丁公诞辰，当上下相互道贺的场合，丁公只能以一双朝靴、一顶官帽勉强应付。当丁公去世后，竟然连买一口棺材的钱也是亲朋故旧们拼凑的，难怪陈夔龙也为之动容而在《梦蕉亭杂记》中写下“身后一棺萧然，几不能自给”的语言。
　　丁公虽然常处窘境，不过他也有一个无可奈何的应急方法。他托人做了一个漂亮的衣箧，用自己的印封了，当用度告急时，就叫人把这个衣箧拿到当铺去典当二百两银子，收到薪金后马上赎回来。实际上衣箧里空无一物，当铺老板也是知道的。人家知道丁公的为人，知道丁公的清廉，明知道这是在糊弄人，可愿意让这样高尚的人糊弄。在那个社会，别说是一省总督，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各级地方官吏，恐怕也难有一个典当应急的。这种事只有平民百姓才会去做，而丁公的做法在当时普天之下难找第二人。丁公典当的是廉洁，是信誉，是民心，是人格，是威望。丁公常言“举世混沌，清士乃见”，可是，如此之清，恐怕在当时的神州大地也仅二三子而已。难怪陈夔龙要说：“平远丁文诚公，清风亮节，冠绝一时。”“冠绝”之叹，名副其实。
　　丁宝桢从履职山东巡抚到在四川总督任上故去，做了20年的封疆大吏，在那“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社会，像他这样的大官僚，能做到一尘不染，实为奇事；能走到这一步，坐上这把交椅而没有后台，没有帮伙，更是稀奇。丁公一生没有靠山，更没有与谁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梦蕉亭杂记》中说丁公“平生赋性耿直，不谙世故。持节二十年，与连圻诸将帅有公义而无私交，独於合肥兄弟深鲍子知我之感”。这里指的“合肥兄弟”即李鸿章、李瀚章兄弟。丁公与合肥兄弟的交情犹如春秋时的管仲与鲍叔牙。正因为丁公与李氏兄弟的深厚交情，时人乃至后人都把丁公归为湖广一派。当然，李氏兄弟也想把丁公拉入湖广派系，但丁公一直以“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的古训为座右铭，不与任何人结党，我行我素。与李氏兄弟交往的两件事足以彰显丁公的人格。
　　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丁公在山东巡抚任上请假回乡修祖先墓茔。途经汉口，时任湖广总督的李瀚章听说丁公到汉口，热情邀请丁公逗留几日，他们班荆道故，秉烛长谈。临行，李瀚章对丁公说：“我知公官清如水，一钱不名，可是此番回故里遇到亲戚朋友与熟人中贫困者，公定要解囊相助，特为公准备三千两银子以壮行色，聊表友谊。”丁公见李瀚章情辞恳切，不便推辞，就将银子收下。因当时所带银两还能自给，而携带现银不大方便，就原封不动将李公所赠银两寄放在寓所，等回来时奉还。次年九月，修墓事毕原路返回，丁公就取回银两原封归还李瀚章。随行向丁公建言说，原封不动退还，人家看见银两不曾动过，于交情上说不过去。不如全部拆开重新封好归还，这样就让人觉得你领人情了。当将银两拆开后，一点数少了三百余两，丁公欲将此情向李瀚章说明，可是已经拆了封就说不清楚了，况且人家是赠送的而不是借的。丁公料想定是李公手下所为，只好筹措了三百多两银子凑足三千两奉还。
　　另一件事是光绪二年（1876年）冬天，丁公升任四川总督进京朝见光绪皇帝，按行程丁公不经过天津，李鸿章得知丁公要进京，便专函恳切邀请丁公到津门一叙阔别之情。丁公到津门与李鸿章盘桓了两日。临别，李鸿章深情地对丁公说：“现在督抚一级的官员觐见皇上，在京应酬的费用比以往要多数倍，我知道老兄两袖清风，一无所有，已为你准备了白银一万两，存在京城的银号里，到时就去取来支应。”丁公当时正囊中羞涩，再加上不忍心负了李鸿章的深情厚谊，就改变一贯的风格，破例收下了这份友情。不料到了京城，正赶上某宰相的生日和一百多名贵州举子在京城等待来年春天的会试。宰相的生日，那些各省官员精心备办了丰厚的贺礼，丁公不想和别人攀比，但也不能差得太远；待考的举子有多数出身寒门，需要大力资助。这两项相加，李公所赠银两无论如何也还是差了许多。丁公思忖再三，心想，只好一客不烦二主了，他一边无奈地轻声叹息，一边写信给李鸿章请求再借给白银一万两。李鸿章接到丁公的信，毫无吝啬，又赠与丁公白银一万两。丁公回川后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想着凑集两万两白银还李鸿章，可是，由于清操自持和仗义疏财的秉性，使其到辞世都无法筹还这笔廉吏心中的巨债。临终之前，丁公自知今生已无力奉还这笔昭示义薄云天友情的心债，只好给李鸿章写信，表明将此事永远记在心中，只希望来生结草衔环，再续管鲍深谊。
　　丁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混沌的时代，而他却坚守清操峻节，像一枝出淤泥而不染的清莲，在污浊弥漫中浸出微弱的清香；丁公所处的时代，也是中国最腐朽的时代，他却是那样超拔骇俗，更像一株孤傲地挺立于峰巅的苍松，那是中华民族道德和人格的永远贞标。丁公之风，山高水长。（作者系市政协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