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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前的一盏明灯
——毕节一中前身的那段红色历史
作者:文|吴昌荣  发布日期:2017-4-13 阅读次数:
毕节一中老教学楼(供图/聂宗荣)
  今天的毕节一中,是人民政府在1950年1月将原毕节县立中学与私立弘毅中学合并改组而建立起来的,始称毕节县立中学。同年3月,毕节专员公署根据省政府的决定,将毕节县立中学进行改组,于4月1日成立贵州省立毕节中学,简称毕节中学或毕中;1963年改称“贵州省毕节第一中学”,简称毕节一中。2011年毕节撤地设市后,校名改为“贵州省毕节市第一中学”,仍简称毕节一中。
  作为毕节一中的前身,毕节县立中学和私立弘毅中学有一段光辉的红色历史。七八十年过去了,今天的毕节一中人仍然对那段历史念念不忘。毕节县立中学和私立弘毅中学师生与反动势力作斗争的英雄壮举仍然被世人所传颂,革命先驱的壮志豪情仍然被史学家们所讴歌。
  黔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驱
  毕节县立中学和私立弘毅中学先后建于1931年和1942年。那正是祖国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年代。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三省,1937年制造“七七事变”,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日本侵略、民族危亡的危急关头,国民党当局却采取消极抵抗、积极反共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良知的中国人无不为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生存忧心忡忡。
  1933年,出生于毕节的热血青年林青和缪正元,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英租界巡捕逮捕入狱一年多后,适逢庆祝英王登基“特赦”提前出狱。
  这时的林青已在狱中经狱友、地下党员吴亮平介绍入党。林青、缪正元出狱后,面对上海内外敌人严密统治的一片白色恐怖,找不到组织,难以进行工作,经反复密商后,决定回毕节开展革命活动。
  1933年秋,林青和缪正元经长途跋涉回到家乡毕节,很快与毕节县立中学青年教师秦天真取得联系。
  秦天真是个满怀革命抱负的青年,在贵阳读书期间就已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骨干。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追求进步和光明,曾邀约几个同学找一位张姓朋友带武装投奔湘西贺龙部队,但中途被告知张姓朋友的队伍已拖垮,只好回毕节当中学教师,利用在学校任教的有利条件,组织本地爱国青年和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林青和缪正元的到来,使三个儿时的伙伴再次聚到一起,三个青年救国救民的崇高向往一拍即合,革命活动随即开展起来。
  为了便于开展活动,他们在年轻的共产党人林青的领导下,针对青年师生喜爱文艺的特点,成立了“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以下简称“草原社”),以初创的毕节县立中学教师为骨干,以毕节县立女子小学(今毕节二小)为基地,以文艺研究、话剧演出、歌咏、绘画等为活动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广泛发动群众,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开展。从此,《草原之歌》(毕节县立中学校歌)、《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河船夫曲》《大路歌》等一首首革命歌曲唱响毕节山城。由于毕节县立中学广大师生的积极参与和草原社成员的积极努力,仅一个多月时间,毕节县立中学和私立弘毅中学就教唱了几十首革命歌曲。
  毕节县立中学和私立弘毅中学的革命宣传活动中最有特色的是话剧演出。草原社一直把话剧演出作为一项重要的宣传活动。草原社的创始人林青在成立大会上明确提出该社宗旨:文艺要走出“象牙之塔”,歌咏不唱靡靡之音,话剧要演有进步意义的剧,绘画要画刚强的人,文学要写劳苦大众。在这一宗旨的指导下,草原社曾演出过《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最后一吻》《火的跳舞》等剧目,除了在校园演出,还到川祖庙、万寿宫、陕西庙等热闹场所公演。毕节县立中学校长李仲群还编写话剧《教育与人生》《阿三与甘地》,亲自在学校主持演出,宣传民主思想。
  1944年,贵州大学教授葛天回受聘出任私立弘毅中学校长以后,组建了弘毅话剧团,自任团长,又同朱桐仙等教师一起,指导初中生组建“娃娃剧团”,经常排演话剧。到1948年年间,弘毅话剧团演出了不少话剧,其中有外国话剧,如莎士比亚的著名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果戈里的揭露沙皇俄国官僚腐败的著名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也有中国话剧,如曹禺的代表剧作、反映20世纪30年代半殖民地中国大都市光怪陆离社会生活图景的四幕话剧《日出》。私立弘毅中学的教师还自己创作话剧,《铁血将军》就是国文教师朱桐仙的剧作,该剧讴歌抗日将领,由弘毅话剧团演出,受到很高评价。毕节县立中学也在1947年演出陈白尘的三幕五场政治讽刺喜剧《升官图》。
  一首首革命歌曲,一出出进步话剧,受到了社会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唤醒了迷茫与彷徨中的山城民众。草原社在教唱革命歌曲和演出进步话剧的同时,还书写了上千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誓死不当亡国奴!”等标语,一次又一次地贴满毕节山城的大街小巷。一时间,整个黔西北重镇毕节,从学校到街道,从城镇到农村,反蒋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革命烈火越烧越旺,且风驰电掣般地蔓延到黔西北各县,传播到云南的镇雄、昭通和四川的叙永、泸州等地。
  贵州地下党的第一个支部
  创建贵州地下党第一个支部的是年轻的共产党员林青。
  林青原名李远方,又名李肃如,1911年出生于毕节县城。林青的父亲李吉安是从四川来毕节的挑夫,靠开“吉安旅社”招待到四川背盐巴的苦力的微薄收入度日。因家境贫寒,林青13岁辍学到商号当学徒。他不堪忍受老板虐待,便随住他家旅店的挑夫出走重庆。林青爱好文艺,经人介绍到重庆一个进步剧团参加演出。在1927年3月的重庆“三•三一惨案”中林青被捕,经营救出狱后考入西南美术专科学校,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林青经组织派遣到上海接上了团的组织关系。在沪东区委工作期间,他意外遇到同在沪东区委工作的“小老乡”缪正元。
  1926年,缪正元离开毕节,由其兄缪象初安排到汉口二中读书,经教务主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杨献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按照当时的组织原则,缪正元到1933年已转为共产党员。
  林青和缪正元回到毕节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秦天真的表现,林青认为发展秦天真入党、建立党支部的时机已经成熟。
  那是1934年1月的一个早晨,大雪纷飞,在毕节城南的一座庙里,由林青主持入党宣誓仪式,正式接收秦天真加入中国共产党。林青宣布,从即日起,中国共产党毕节支部正式成立!林青任书记,缪正元和秦天真任支部委员。秦天真成为毕节一中历史上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林青、缪正元和秦天真成了毕节历史上的第一批共产党员,毕节支部成了毕节乃至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共党组织。毕节地下党支部是在黎明前照亮黔西北大地的一盏明灯,是白色恐怖下一粒不灭的火种,是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高原举起的第一把火炬!
  在新生的党支部的领导下,草原社成员发展到200多人,并把活动范围扩展到农村。然而,正当这批热血青年的革命势头迅速发展的时候,不幸的事件发生了。
  1934年四五月间,林青的妹妹被国民党毕节驻军的一个军官调戏、猥亵,林青的弟弟气愤至极而去找那个军官说理被当场打死,林青妹妹所在的学校畏惧军队权势而将林青妹妹开除,在双重受辱之下林青妹妹自杀身亡。
  突然发生的两条人命激起了林青和许多学生的极大愤慨,学生们抬尸游行,要求追责,却被国民党当局诬称“共产党煽动闹事”,一下子把矛头指向刚刚秘密建立起来的毕节党支部。1934年6月,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进一步加强,禁止草原社的演出,密令逮捕林青、秦天真。
  为了避免革命力量的损失,中共毕节支部的全体成员及草原社部分骨干撤出毕节,转移到镇雄、安顺、贵阳等地,开辟新的战场,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继续开展斗争。安顺、贵阳的局面很快打开,贵阳的贵阳中学、达德中学、男师、女师等学校和安顺的一些学校都建立了党的支部。1934年底,全省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10多个,党员发展到40多人。虽然工作开展比较顺利,但林青一直想找到上级党组织的心愿还是没有实现。
  1935年1月,红一方面军长征进入贵州,到达遵义。林青好不容易从国民党控制的、难辨真假的报道中看到了红军前往遵义方向的消息,便从贵阳经榕江、思南等地辗转到遵义找党组织,意外地见到了在上海英租界狱中介绍他入党的吴亮平。此时的吴亮平已是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经吴亮平引荐,林青向中央组织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详细汇报了建立毕节支部及在贵阳等地的工作情况。
  红军进入贵州时,按照中共中央掌握的情况,贵州是没有共产党的地方组织的。毕节地下党支部的突然出现及林青介绍的情况让人大感意外。当林青的党员身份经吴亮平证明、李维汉立即向中央汇报林青及贵州党组织的情况后,中央马上承认了贵州地下党组织,并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任命林青为省工委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省工委委员。这是红军长征途中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党组织。
  到1935年4月,经省工委的积极工作,全省已有11个县、市和贵阳地区10多所学校建立了中共县委、支部或小组,形成以省工委为核心的党组织体系,领导全省各族人民开展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
  1935年7月19日,由于叛徒出卖,地下党机关设在贵阳万宝街的联络点被破坏,林青不幸被捕。在狱中,林青坚决拒绝了敌人的高官厚禄收买,承受了各种酷刑和死亡威胁,保护了党的机密和组织。敌人在威胁利诱失败之后,于9月11日将林青押赴刑场。行刑前,林青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高唱《国际歌》,大义凛然,从容面对死亡。凶残的刽子手为阻止林青呼喊,竟用刺刀刺进他的口腔,将舌头搅烂。林青壮烈牺牲,年仅24岁。
  林青等支部成员转移后,毕节草原社的工作由毕节县立中学教师邱在先和学生杨杰、王树艺等人负责,活动由公开转为秘密、集中变为分散。1934年9月,党组织派中共党员邓止戈来到毕节,打入国民党犹禹九部队做兵运工作。他根据林青、秦天真的介绍,联系了邱在先和杨杰,再次把革命活动开展起来。在学校发动组织学生自治会,编写油印刊物《合一》,宣传进步思想和共产党的主张。办刊积极分子还有学生周遵立、罗应和、洪文硕、高大光等。《合一》为半月刊,出了4期即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1935年8月,邓止戈介绍毕节县立中学教师邱在先和学生杨杰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重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毕节支部,邓止戈任书记,杨杰为组织委员,邱在先为宣传委员。邓止戈随犹禹九部队移驻安顺以后,邱在先接任书记。1937年10月,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派特派员徐健生(曾是毕节县立中学学生)到毕节开展党组织清理工作。同年11月,清理委员会又发展了毕节县立中学学生宁起鲲、宁起枷等加入中国共产党。毕节的党组织继续发展壮大。
  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毕节县工作委员会成立,邱在先当选为毕节县工委第一任书记,熊蕴竹任副书记,邱在模任宣传委员兼妇女委员。熊蕴竹、邱在模都曾是毕节县立中学学生。
  中共毕节县工委成立以后,首先利用毕节县立中学的文化优势做了两件事:其一,开办“群益书店”,利用书店传播马列主义真理。这个书店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由学生参加经办,借供销中小学课本的机会,到贵阳、广州等地秘密购进大批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如《列宁选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论持久战》《鲁迅全集》《新华日报》等,不仅在毕节经销,还派专人到云南的镇雄、昭通和四川的泸州、叙永等地销售。其二,组建“孩子剧团”,宣传全民团结,一致抗日。中共毕节县工委利用毕节县立中学放寒假的机会,动员师生组成“孩子剧团”,在毕节、大定、黔西等地演出。通过话剧演出,呼吁停止内战,宣传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一切力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秦天真、徐健生、熊蕴竹等人士,后来都成了贵州党组织的领导骨干,为贵州党的工作和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毕节早期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的黄金时代”
  1936年2月初,毕节县立中学已放寒假。贺龙、萧克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冲过乌江天险鸭池河,进占黔西、大定(今大方),一路风尘仆仆,向毕节赶来,准备建立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的黔西北革命根据地,并将已在大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迁至毕节。
  毕节县立中学的师生们听到红军将到的消息,喜出望外,激动万分,接到中共毕节支部通知后,仅仅几个小时,全部党员和200多名草原社成员就汇集到毕节县立中学,精神抖擞,待命出征。徐健生向他们布置如何发动和组织群众迎接红军的任务后,将他们编成若干小组,分头深入到各条街道和附近郊区以及显要的商号、餐馆做发动群众迎接红军的工作。师生们在毕节党支部书记邱在先、支部委员杨杰等的带领下,利用各种形式,日以继夜地向群众宣传“红军是劳动人民的军队,爱护百姓,买卖公平,抗日救国,为群众谋利益”等等,动员商号、餐馆,红军到来时,都要把货物全部摆出来,欢迎红军选购。各条街道、各所学校都通宵达旦地书写标语,制作三角小旗,烧茶水,做好迎接红军的准备。
  当红军队伍浩浩荡荡开进毕节山城,与毕节地下党及其武装胜利会师时,毕节县立中学的广大师生与全城各族人民一道,一个个手执五彩缤纷的小旗列队公路两旁夹道欢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等口号,街道两旁的人家都摆满茶水,“新阩”“庆泰昌”“少白楼”“一枝春”等商号、餐馆,摆满了货物、饭菜,像接待亲人一样热情,货物任随红军选购。新中国成立后,老红军们回忆起在毕节这段峥嵘岁月时都深有感慨,如国防科工委顾问彭方复、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刘转连、著名红军作家陈靖等,都说在红军十分困难的处境下,毕节人民给了红军很大的支持,到了毕节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这段时期是“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的黄金时代”。
  红军在毕节创建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期间,毕节县立中学的广大师生以空前的热情和高昂的斗志,全力以赴投身到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去,他们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为红军、为新生的苏维埃人民政权、为自己的翻身解放,写标语、发传单、贴布告,给红军带路、送情报、提供土豪劣绅的线索,在红军的带领下走向街头、深入农村,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大讲苏维埃人民政权的好处,大讲红军是人民自己的子弟兵,动员广大青年积极参加红军等等。中共毕节支部委员杨杰被派到红军在毕节成立的党的临时区委(又称毕节中心县委)机关工作。师生们的行动得到了红军的高度赞扬,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红二、六军团在毕节时期,吸收了许多进步青年参加红军。后来极受尊敬的革命前辈、任过私立弘毅中学董事长的周素园,就是这次随红军参加长征到陕北的。毕节是红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一次招兵扩大队伍最多的地方,也得到了大量生活物资的补给,毕节县立中学师生在其间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1995年,已88岁高龄、曾任红六军团军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的萧克将军特为毕节一中题写校训“严谨、勤奋、求实、创新”。
  涤除旧污的热血
  1942年弘毅中学建立和毕节县立中学重建后的三年,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三年,师生们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为抗战胜利尽自己的一份力量。1945年8月,抗战终于胜利了,他们为盼望已久的胜利的到来欣喜若狂。10月1日,毕节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当天晚上,毕节县立中学和私立弘毅中学师生与其他学校的师生一道,举行了别致的提灯游行。弘毅中学师生在葛天回校长的率领下,用卡车载着由女学生汪淑娟扮演的“自由女神”参加游行,引起观众极大兴趣。
  抗战胜利了,人民却没有过上太平日子。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发动了内战,原本就经济贫困的毕节山区,更是到了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的地步。毕节县立中学是靠政府拿钱的,而国民政府的经费大量用于战争,办学经费就失去了保障,教职员工连最低生活都难以维持,以致出现几次校长辞职。弘毅中学是私立学校,也失去了经费来源,几乎停办。国民政府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在学校推行反共教育,进行“戡乱”训导,引起师生们的反感。而正是这一时期,社会民主思想、人民革命思想涌进了校园。毕节县立中学和私立弘毅中学师生以自己的方式——话剧演出、歌咏,加入了当时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1947年,毕节县立中学演出了陈白尘的政治讽刺喜剧《升官图》,这是一部通过“笑”的艺术发出的“怒声”,强烈要求民主政治的“怒书”,矛头直指国民党腐败的官僚政治,是当时澎湃于全国的民主运动浪潮的反映,也是澎湃于师生们心中的怒涛的反映。弘毅中学也演出了多出进步话剧,积极宣传民主思想。
  弘毅中学是一所具有民主精神和浸染了进步思想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往往就是年轻的革命者成长的摇篮。校长葛天回、李仲群以及董事长周素园都是接受了进步的社会民主思想的民主人士、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张的知识分子,学校中还有一些接受了革命思想、向往社会进步、追求光明前途的教师,在他们的积极影响和支持下,思想敏锐而又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们掀起的学潮更是此起彼伏,连续不断。
  弘毅中学教师刘近谦1926年生于毕节县,1948年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毕业后,不愿为国民党军队的“演剧队”服务,1949年3月返回毕节,到弘毅中学任教。刘近谦在学生中传播进步思想,公开向学生宣传鲁迅的战斗精神,传阅《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进步书籍,教学生唱《义勇军进行曲》《月儿弯弯照九州》《朱大嫂送鸡蛋》等歌曲,以进步书籍和歌曲为武器,跟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1949年夏末,国民党当局为其军队围剿民主联军“胜利”举行庆功晚会,刘近谦借机指挥学生上台演唱解放区歌曲《山那边呦好地方》,遭到当局嫉恨。同年8月27日,弘毅中学举行纪念孔子诞辰大会,国民党贵州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刘鹤鸣在会上发表反共演讲,刘近谦愤然退出会场,以示抗议,许多师生也随之退场,国民党当局对刘近谦极为不满,遂起加害之意。
  弘毅中学学生任叔轩1928年生于云南省镇雄县,1946年考入弘毅中学高中,1949年3月参加革命,是学生进步活动的积极分子。任叔轩与镇雄的革命武装队伍——中国民主联军有密切联系,受民主联军滇黔川边区第二纵队政委张承业、政治部主任王培芳的指示,在毕节组建民主联军毕节支队,与同学糜崇习、钟绍奎、秦心诚等联系开展活动,在毕节县城几所中学和社会进步青年中发展革命力量,其发展工作还做到宋官屯等乡镇。1949年5月9日,民主联军即将在云南镇雄举行武装暴动。任叔轩得知消息,率同学钟绍奎、钟学诗、周令中等星夜赶往镇雄,向张承业、王培芳汇报毕节情况,纵队留下任叔轩随军学习,代表毕节支队参战,其余3人返回毕节开展工作,支援民主联军在镇雄的暴动。民主联军攻占云南威信县城后,任叔轩奉命回毕节购买弹药给养,两次运去弹药及汗衫等物品。同年7月,因国民党当局集合滇、黔、川三省大批军队围剿,敌众我寡,民主联军失利,暴动失败,人员分散活动,部分骨干和伤员来到毕节,任叔轩将他们安顿隐蔽。同年9月初,任叔轩回校继续读书,并当选为弘毅中学学生自治会理事长。此时正值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头目、毕节督导区主任陈文彬以历史教师身份在学校进行特务活动,镇压学生运动。任叔轩以陈文彬授课无能、误人子弟为由,组织高三学生罢课,在李仲群校长的支持下,把陈文彬驱逐出学校。因此,国民党特务决定对任叔轩下手。
  1949年9月9日,国民党当局派特务头子陈文彬带领武装特务,将弘毅中学教师刘近谦、学生任叔轩以及其他学校进步师生共8人秘密逮捕。在狱中,敌人要刘近谦在写好的“悔过书”上签字,遭到严词拒绝,便对他多次施以酷刑,灌辣椒水、过电刑,刘近谦仍摇头拒绝。敌人对任叔轩则先以封官许愿、美女金钱利诱,任叔轩不为所动,敌人只好对任叔轩采取严刑审讯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任叔轩受尽酷刑折磨,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吐露半点组织秘密。
  1949年11月26日,解放军开进毕节的前一天晚上,刘近谦、任叔轩及进步青年刘应康、马正邦、李世藩被反动派残酷杀害于毕节西郊大水口,刘近谦时年23岁,任叔轩年仅21岁。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他们抛洒了青春的热血,奉献了宝贵的生命!
  毕节解放后,人民政府于1949年12月12日为刘近谦和任叔轩等8位遇害的进步青年举行追悼会,各校师生1000多人参加大会,弘毅中学董事长、毕节县支前委员会主任周素园写了挽联“热血涤除旧污点;英名附入新简编”。1987年,贵州省人民政府追认刘近谦和任叔轩为革命烈士。(作者系毕节一中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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