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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英雄本色
——中共毕节地下党支部早期成员杨杰的故事
作者:文|本刊记者 孔维军  发布日期:2017-2-24 阅读次数:
杨杰老人(前排右二)“全家福”(供图/杨大愚)
  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渡过乌江上游鸭池河向黔(西)大(定)毕(节)进军。9日,当红军逼近毕节时,国民党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命席大明率部到城南归化、梨树坪、头步桥一带布防,自己则带领卫兵撤离毕节,有意避免与红军作战。红军先头部队一到,与席大明部遭遇,双方各自对空放了一阵空枪,席大明部假败后撤,并迅速控制了俯瞰全城的虎踞山,接应红军长驱直入顺利进占了毕节。
  红军进入毕节城如此顺利,是何原因?是国民党军队不禁打,还是红军太强大?也许都有,但是红军如此顺利就进入黔西北重镇毕节,与毕节地下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加入地下党 迎接红军进城
  为了追寻这段历史,1月18日,记者采访了毕节地下党支部早期成员杨杰之子毕节试验区优秀民营企业家、中共贵州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杨大愚,听他介绍杨杰参加革命的故事。
  1933年末,林青、缪正元、秦天真共同分析了全国的革命形势,针对贵州和毕节的现状,反复讨论和研究了如何发动和团结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和抵制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政策的办法。通过讨论,一致认为,毕节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对建立党的组织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应该成立一个合法的群众组织,用文学艺术的形式进行宣传,唤醒民众,在斗争中建立党组织,建立自己的武装。最后,决定以学校为阵地,以进步师生为对象,以原有的进步力量为基础,团结广大的爱国青年和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成立“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 (以下简称“草原社”),从开展文艺宣传入手,充分发挥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在外地参加革命的经验,以及拥有的文学、诗歌、绘画、音乐等特长,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毕节城区组织联络抗日救亡先进分子,为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打基础。“草原社”成立后,参加的人员除了毕节中小学的部分学生和进步教师外,还有社会上思想进步的青年,很快发展到200多人。据杨大愚介绍,他的父亲杨杰那时是毕节一中的进步学生,和班上的进步青年熊蕴竹等人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成为“草原社”的骨干成员。
  林青、缪正元通过“草原社”的活动,对秦天真等人进行了严格的考察,认为秦天真已具备入党条件,决定先吸收其入党。1934年1月,林青、缪正元介绍秦天真入党,三人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并正式成立了毕节党支部,由林青担任支部书记。
  中共毕节支部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组织和发展了由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包括范建章、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等地方武装),在毕节城乡开展宣传中国共产党反蒋抗日政治主张的活动,扩大中国共产党在滇黔边境的影响,遭到国民党驻毕军阀犹禹九的镇压。为避免损失,党支部决定,党支部成员和“草原社”部分骨干撤离毕节,转移到贵阳、安顺等地开辟新的活动阵地。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人离开毕节,到安顺、贵阳等地继续活动。杨杰等一些“草原社”成员在毕节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34年夏秋之交,邓止戈、黄大陆到贵阳后,黄大陆结识了进步人士尹素坚、谷友庄,通过尹素坚、谷友庄的介绍,邓止戈、黄大陆与在贵阳活动的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很快就取得了联系,并商量,决定以贵阳为中心,分头到全省各地去寻找社会关系,寻找职业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同时派人去上海,通过“左联”的关系找党中央。随后,邓止戈通过黄大陆的关系到黔军犹禹九部任参谋,不久随犹禹九部队到达毕节。
  邓止戈到毕节后,根据在贵阳时林青、秦天真、徐健生等向他介绍的情况,很快与毕节一中的进步青年教师邱在先和青年学生杨杰、糜克蓉、宁必恭、高大光等人取得联系,并通过他们在进步青年中灌输革命思想,发展和培养积极分子,依靠邱在先、杨杰等人,在学校组织“学生自治学会”,秘密组织青年阅读进步书籍,并用“自治学会”的名义编写油印《合一》半月刊,宣传进步思想。邓止戈还为《合一》写了发刊词,以杨杰的名义发表。在邓止戈的教育、影响下,周道立、康庆长、罗应和等许多青年又走进了革命的行列,毕节的革命活动又蓬勃发展起来。
  1935年7月19日,贵阳山城发生了震惊全省的“七•一九”事件,省工委书记林青、省工委委员刘茂隆先后被捕。9月11日,林青在贵阳英勇就义。
  1935年8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省工委的安排,邓止戈接受了到川滇黔边区搞武装斗争的任务,第二次来到毕节。邓止戈到毕节后,一方面努力做争取武装的工作,一方面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此时,在毕节继续活动的邱在先、杨杰等及时向邓止戈汇报了邓止戈离开毕节后“草原社”社员继续坚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邓止戈掌握了这些情况后,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继续以学校为阵地深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5年10月,经过认真的考察和实际工作的考验,邓止戈发展了邱在先、杨杰入党,成立了党支部,由邓止戈任书记、杨杰任组织委员、邱在先任宣传委员,中共毕节地下党又一个支部宣告成立。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毕节抗日救亡等革命活动又蓬勃发展起来,很快进入高潮。到1935年冬天,杨杰又发展了周道立、罗应和、康庆长入党,毕节地下党组织日益壮大。
  1935年4月,蒋介石为加强对中央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和红二、六军团的围追堵截,以及对地下党的活动进行控制、清剿,在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的黔西北地区设置贵州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统辖毕节、大定(大方)、纳雍、黔西、织金、威宁等县,并特调江西“模范专员”——江西德安第四行政督察专员莫雄到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任专员兼保安司令。为便于工作,莫雄把江西德安专署科长以上全班人马搬到毕节。打入莫雄部任德安专署司令部参谋长的中共中央特科成员卢育生等地下党员,也随莫雄一道来到毕节,任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总务科长和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卢育生根据莫雄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时,被蒋介石撤去师长职务,闲居期间与中共地下党有过密切接触,是共产党的秘密朋友以及在德安任专员期间同我党默契配合的情况,多次做莫雄的统战工作。
  l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渡过乌江上游鸭池河向黔大毕进军,毕节的国民党军政头目和地方土豪劣绅胆战心惊,坐立不安,纷纷向莫雄献计:停止派兵对席大明部围剿,招安席大明借以防堵红军,让红军来削弱席部,一箭双雕。莫雄采纳了士绅们的建议,派人招安席大明,委以“保安团长”“清乡司令”等职。席大明没有被高官厚禄的“优厚”待遇所诱惑,而是立即去找邓止戈、杨杰等请示对策。邓止戈、杨杰经过认真的分析,决定让席大明“将计就计”,假以接受“招安”,借机把队伍开到毕节接应红军,并向莫雄提出要提供子弹、粮饷才能接受“招安”。席大明完全赞同邓止戈、杨杰提出的意见,随即把“招安”的条件告诉莫雄,莫雄欣然应允,并派人给席部送去10箱子弹、500块大洋,给席部官兵发了一个月的薪饷。这样,席大明乘机把部队开到了毕节。红二、六军团进占大定后,邓止戈写信派人送去大定,把这一情况告诉在大定的红二、六军团首长。1936年2月9日,当红军逼近毕节时,莫雄按上峰电令,命席大明率部到城南归化、梨树坪、头步桥、梓桐阁一带布防,自己则带领卫士撤离毕节,有意避免与红军作战。结果,红军先头部队一到,邓止戈密令席大明以红披毡为标志,派人前去接洽,双方各自对空放了一阵空枪,表示接上“火线”,随后,席部假败后撤,并迅速控制了俯瞰全城的虎踞山,接应红军长驱直入进占毕节。
  不忘初心 英雄本色
  1933年至1936年四年间,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杨杰完成了从普通学生到进步青年再到中共地下党员的蝶变,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为毕节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据杨大愚介绍,其父杨杰在毕节一中读书时,秦天真是其地理老师,经常向学生宣讲革命真理。受秦天真的影响,毕节一中有一群进步学生经常围绕在秦天真身边,杨杰就是其中之一。1934年的一个夏天,秦天真突然离开毕节,还带走了杨杰班上的女同学熊蕴竹,有些人认为这是秦天真带着熊蕴竹私奔,而杨杰等人则知道,这是由于秦天真宣传革命道理,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国民党毕节军阀犹禹九要逮捕他。
  秦天真离开毕节后,邓止戈通过黄大陆的关系到黔军犹禹九部任参谋,不久随犹禹九部队到达毕节。一天,邓止戈找到杨杰,通过杨杰联系到学校的其他进步青年,继续通过他们在进步青年中灌输革命思想,发展和培养积极分子。这时,杨杰才知道秦天真、熊蕴竹已经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而邓止戈是来接替秦天真工作的。之后,才有了中共毕节地下党又一个支部(邓止戈任书记、杨杰任组织委员、邱在先任宣传委员)的建立。
  为了隐蔽好自己,邓止戈与外界的联系工作几乎都交给杨杰。这一段时间,杨杰频繁与南京陆军学院少将黄大陆、云南人杨一民等联系,成为邓止戈与外界联系的通信员。按照组织纪律,杨杰每次收到信之后都马上交给邓止戈。信的内容也不避讳杨杰,邓止戈把杨杰当成了亲密的战友。
  红二、六军团进入毕节后,在毕节地下党的有力配合下,在毕节百花山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周素园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据杨大愚介绍,当时,红军到毕节后,看见一处深宅大院,认为这是地主恶霸的家,要把这家的主人周素园抓起来。杨杰知道后赶快上前解释,说这是毕节爱国人士周素园,这才避免了一场误会。
  为了加强对地方工作的领导,红二、六军团成立了中共毕节临时区委(一说中心县委),由六军团群工部部长李国斌任书记,杨杰参加区委工作。中共毕节临时区委成立后,配合红军政治部及武工队,组织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社员、进步师生、爱国志士等深入城镇、乡村宣传共产党、红军的主张,组织并印发了《为抗日讨蒋告工农民众爱国战士书》等文告、传单,组织妇女为红军赶制军服,护理伤病员等。
  红军在毕期间,杨杰配合军团首长王震、夏曦工作,与夏曦在一起工作的时间比较长。红军要离开毕节的头一天晚上,夏曦对杨杰说:“你明天早点过来,我有事要和你交代。”杨杰听了后又去参加“提灯会”(组织群众游行),开完“提灯会”已经是晚上11点了,杨杰就在南关桥一个亲戚家寄宿,第二天早上赶到夏曦的住处时,红军已经走了。杨杰马上联系周道立、罗应和,但发现康庆长不见了。于是,杨杰和周道立、罗应和到处打听,听说红军朝朱昌方向走,他们一路追赶,但是仍然没有追上红军。几个人只得回到杨家塘杨杰家中休养。
  这时,杨杰才回忆起红军准备撤离毕节时,邓止戈曾经对他说:“万一你找不到我,有人会来和你接头,暗语是‘老板叫我来找小K’,对上暗语就是自己人,你要尽全力帮助。”这一段时间,杨杰等人为避免暴露,分别寻找职业作掩护,隐蔽待机活动。
  半年后的一天,有一个人用暗语和杨杰联系上了。原来,为了让红军主力顺利离开毕节,红军留下一支队伍在毕节周边与敌人周旋,制造让敌人感觉红军没有离开毕节的假象。这支部队就是由余泽鸿领导的忠义救国军,也叫滇黔游击纵队,大约有一个营的规模,已经在黔西北大地上与敌周旋了半年,粮食和枪支弹药急需补充,于是向毕节地下党求助。杨杰得知这个情况后,利用一切关系,为游击纵队筹钱筹粮,通过康庆长联系到滇黔游击纵队女干部阚土英,源源不断地向这支部队补充供给。再后来,这支部队被国民党军队打散了。在文革期间,当时的新疆军区司令员刘复初看到这个材料时,认为是假的,说这支部队是由于叛徒出卖才被打散的,怀疑杨杰就是叛徒,后来经在武汉工作的阚土英出来证明,才洗清了杨杰的嫌疑。
  红军离开毕节城后,夏曦不久就牺牲了。文革期间,由于与夏曦在一起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原因,杨杰也受到怀疑,有人认定杨杰是叛徒,认为夏曦是杨杰出卖才牺牲的。后来,王震牵头清理红军在毕节这段历史时,才证实夏曦是在劝说席大明跟随红军长征,在回来的路上因涉水过河不幸溺水牺牲的,他的牺牲与杨杰无关,才使杨杰洗脱了嫌疑。
  由于与黄大陆、杨一民接触的时间长,黄大陆回到贵阳被逮捕并牺牲以及杨一民失踪等,杨杰都成了嫌疑人,文革后,已经当上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的邓止戈出来证明:“黄大陆被捕是由于在回贵阳前就被国民党特务盯上,杨一民失踪是因为他加入了滇军参加抗战”。这才洗脱了杨杰的嫌疑。
  杨大愚在讲诉这段历史时说:“在那个年代,像父亲这样遭遇不公正待遇的大有人在。比如曾打入国民党毕节县党部当上机要科科长的周道立,曾利用有利的身份,几次把情报通过杨杰传递出去,成功救过徐健生等同志,但是在文革期间仍然被当成叛徒,最后在郭家湾劳改农场自杀身亡。”在杨杰发展的中共地下党员中,康庆长在红军离开毕节后,为了掩护其身份,通过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亲戚,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兵,官至军需处处长,一直到解放战争中,主动联系人民解放军,在大方羊场坝帮助说服这支国民党部队投诚。后来在“三反”“五反”中被当成叛徒关押,直到文革结束时才出狱。出狱时已经60多岁了,被安排在贵阳自来水公司退休,直到逝世都没有恢复党籍。
  红军离开毕节后,杨杰考取贵阳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一直与革命人士黄大陆、杨一民书信来往。有一年,杨杰回到毕节,周道立马上告诉他:“国民党省党部来了一个逮捕令,要逮捕你。”杨杰听闻后马上到乡下的亲戚家躲起来,一躲就是一年多。有一天,杨杰在贵阳师范学校读书期间的同班同学刘裕远找到杨杰的家,告诉杨杰家人,叫杨杰不要躲了,并把杨杰介绍到哥哥刘熙乙手下做事。杨杰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当上了刘熙乙企业的主办会计(相当于大管家),一直受到刘熙乙的保护。
  毕节解放后,杨杰找到政府讲了自己参加地下党的经历,政府只是给他安排工作,没有承认他是中共党员。作为一名有着“历史问题”的人,杨杰先是被安排在偏远的二塘钢铁厂、妈姑钢铁厂工作,后由于自己知识比较高、能力比较强被调到毕节电灯厂、交通局工作,1963年被调到毕节工业局下属企业振兴机械厂工作,当上了一名普通干部。70年代末,王震牵头清理红军在毕节这段历史,再加上阚土英、邓止戈等的证明,杨杰才被恢复党籍,并享受副地级干部待遇。
  “父亲得知被恢复党籍时,非常平静,因为他坚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杨大愚回忆说,“尽管遭到不公正待遇,但父亲总是坦然面对。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他都是兢兢业业地干,从来都是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地完成单位交给的每一项工作,就像参加地下党时不折不扣地完成党交给的每个任务一样,因此,在每个单位工作,他都是积极分子。”在对子女的教育上,杨杰教育子女要永怀感恩之心,诚信友善做人,用心用情做事,他的7个子女有的从政、有的办企业、有的当工人,都在父亲的教育下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
  1995年11月,杨杰病逝,享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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