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茶，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从唐朝“茶圣”陆羽的《茶经》所言“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到今天“茶为国饮”的时代，从自古以来的民间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到今天茶文化在神州大地的缓慢复兴，茶作为滋养中华文明和民族健康、饱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和民族感情的圣物，已从中国传遍世界。从当今国内国际的茶事看，黔西北作为茶树发源地的中心地带，茶业似乎刚在起步，而茶文化的传播却几乎是一片空白。
　　南方古有嘉木　早秀乌蒙群山
　　陆羽在《茶经》中记载：“茶者，南方之嘉木也。”陆羽所指的“南方”在哪里呢？同在《茶经•之出》中载，“南方”就是指唐朝行政区贞观十一道中的“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江南、岭南”以及开元十五道之一的“黔中”等中国南方地区，其中还提到“思、播、费、夷、鄂、袁、吉、福、建、韶、象十一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茶经•之出》还说：“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当时的思州即今天的贵州沿河一带，播州即今天的遵义一带，费州即今天的思南、德江一带，夷州即今天的凤冈、绥阳一带。而这几州用“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说明陆羽没有对地处偏僻的“黔中”进行过考察，只是有人送给他这些地方产的茶，而这些茶经他品尝后认为“其味极佳”。“其味极佳”，用了一个“极”字，当时的制茶工艺比起现在来，就差得太远了，而“黔中”的制茶工艺比起其他地区当时的工艺来更显得差了几等。为什么在那样的条件下，当陆羽品尝到“黔中”所产的茶时，会用“极佳”来品评呢？最佳的注释是黔中适宜茶树生长，茶的本身品质就“佳”，即使制茶工艺差一点，没有把茶的品质发挥到极致，其味也能“极佳”。陆羽的《茶经》没有把离播州很近的平夷（今毕节）写进去，实际上比它更早的史籍已经写进去了，这就是比《茶经》早400多年的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成书的《华阳国志》。
　　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这样写到：“平夷县……出茶蜜。”后来在《大定府志》中这样记述：“《华阳国志》云：‘平夷产茶蜜’。止大定土物之见于古籍者。外是，则载籍鲜及。”这就是说，平夷这地方产“茶”和“蜜”，仅见于《华阳国志》，其他古籍还没见到。在清朝乾隆年间成书的《贵州通志》有这样的记载：“茶出平远山岩间，制如法，味甚佳。”而清朝陆廷灿著的《续茶经》引《贵州通志》所载：“威宁府茶出平远，产岩间，以法制之，味亦佳。”平远（今织金县）产茶，茶生长于山岩间，而威宁吃的茶就出自平远，如果制作得法，茶味是很好的。此外，前几年在金沙县清池镇鱼塘河川黔两省交界的地方，发现了建于清嘉庆和同治年间的“贡茶碑”、千年古茶树，特别是千年古茶树的发现，更进一步地证实了毕节这一区域自古以来就产茶，古人在很久以前就在此创造了饮用茶的历史。
　　据史料记载，我国西南地区3000多年前已产茶。常璩著的《华阳国志》是最早记载有关我国产茶地区的文献，他认为“安南（今四川乐山）、武阳（今四川彭山县）皆产名茶”。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考证：“自秦人取蜀之后，始有茗饮之事。”因此，可知最早的饮用茶，起于西南地区。当代茶圣吴觉农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科学地论证，这片土地的自然条件极适宜于茶树的生长，是茶树的原产地。根据近20年的科学调查，得出了支撑这个结论的依据有四点。
　　一是茶树所属的山茶科山茶属植物起源于上白垩纪至新生代第三纪，它分布在劳亚古陆的南缘，适宜山茶科植物生长。目前，全世界发现的山茶科植物有23属380余种，我国就有15属260余种，且大部分分布在云南、贵州和四川一带；已发现的山茶属有100多种，云贵高原就有60多种，其中以茶树种占重要地位。从植物学的角度看，许多属的起源中心在某一个地区集中，就表明该地区是这一植物体系的发源中心。山茶科、山茶属植物在云贵川地区的高密度集中，说明这一地区就是山茶属植物的发源中心，当属茶的发源地。
　　二是由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地质地貌发生过重大变化，引发了众多植物变异。植物学的结论是，某种植物变异最多的地方，就是这种植物发源的中心地。西南地区群山起伏，河谷纵横交错，地形变化复杂，形成了许多小地貌区和小气候区，在低纬度和高海拔高低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形成较大气候差异，从而导致了茶树种类变异，发展成了热带型和亚热带型的大叶种和中叶种茶树以及温带的中叶种和小叶种茶树。
　　三是从茶树的进化类型来看，茶树总是经过不断的变化才得以成熟的。后天源于先天，野生茶树是茶树的原生基础。各类研究和观察分析表明，云贵高原的大茶树具有原始茶树的形态特征和生物特性，足以证明这一地域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和起源中心。
　　四是茶籽化石的发现。1980年，在贵州省黔西南州晴隆县笋家箐，农业科技人员发现了一块茶籽化石。此化石中有３粒茶籽，其中两粒发育正常、一粒发育不全。经鉴定，这是第三纪时期残破堆积物中形成的茶籽化石。从茶籽化石出土点的三叠纪地层，说明茶树的发生期约在中生代末至新生代，距今七千万年左右。这一发现，是茶树的发源中心在云贵高原的更有力的证据。
　　根据近年来的调查，云贵高原是世界上最早发现野生茶树，目前野生大茶树最多、最集中的地区。由于地质变迁及人工栽培，茶树由此普及全国，并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经考证，印度发现的野生茶树也是从中国引入的茶树的变种，特别晴隆茶籽化石的发现，更进一步地缩小了茶树的发源中心，这个中心地域应是云贵川的交界地带 。
　　从地图上看，发现茶籽化石的晴隆和历史上有产茶记载的毕节市织金县直线距离不过100公里，几乎同在一个经纬度中，而毕节市又处于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中心地带。如果说云贵川三省是世界茶树的发源中心，那么，毕节理所当然地在这个中心之内。从物种起源、历史记载、专家考证、茶籽化石的发现及金沙县清池镇古茶树和“贡茶碑”的发现，可以认定，“南方之嘉木”的“南方”必然包含整个毕节市在内。毕节这片大地比《茶经》中说的其他“南方”产茶更早，也很适宜于茶树的生长。
　　勃兴已据势　插翅能腾飞
　　毕节肯定是茶的发源区域。然而，当茶从云贵高原传播到全国乃至世界时，茶文化已经在不同地域形成了各自异彩纷呈的特点，而当各类名茶以其各自的优势跻身名茶之列，早已品类济济，留于史册和茶学专著之中时，毕节这一区域却声名杳然。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是虽然毕节处于茶的发源中心，但自古以来贵州这片地域是文明进步最缓慢的区域，毕节更是被包裹在四周比较发达地区的中间。据《大定府志》载：“唐谏……自请于朝，愿献宅以其地修学庙，别献材助建，朝廷允之。于是，毕节始建学。”这指的是毕节指挥唐谏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第一个开始在毕节办学校的事，比起孔子在春秋时大兴学校，至少要晚两千年；比起贵州第一个办学的尹珍在当时的毋敛办学的时间，至少要晚1300年。除此之外，自古以来毕节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就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
　　翻遍《大定府志》，在这部权威地记载毕节历史的地方志中，仅在877页、879页见到两个“茶”字。除此之外只有《相见礼》一章出现“执事者进茶”“茶毕”“坐待茶毕”“饮茶叙语毕”等“茶”字，而“都司、守备见提督……不设茶”，这些饮茶之事已是明末清初才有。当江南茶礼茶俗已是人们的婚丧嫁娶必须之礼的时候，毕节这一区域却还没有人以茶为礼，没有人知道江南盛行的“下茶”“定茶”“合卺茶”是何物事。向朝廷进贡茶的事东汉已经开始，而金沙发现的“贡茶碑”为清朝嘉庆年间所制，时差至少是1700年。在《大定府志•输纳》一篇中，通常看到的是纳粮、纳钱（银子）、纳马匹，通篇没有见到“纳茶”的文字。由此推断，社会发展滞后，这是致使很有开发价值的茶得不到开发来利国利民的重要原因。
　　二是生长茶树和制茶的历史不成正态。有一流的原料却不出产一流茶品，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现在。关于茶的饮用和传播，业内研究者都认为巴蜀是发源地。中国人的饮茶习惯，是秦统一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巴蜀茶业在我国茶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王褒的《童约》中才有记载，“武阳卖茶”“烹茶尽具”这两句话，反映了西汉时成都一带的茶叶已经商品化，出现了“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不仅饮茶成风，而且出现了专用茶具。后来，茶和制茶技艺一同从巴蜀传遍了神州大地，传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各种各样、异彩纷呈的茶品，然而就是唯独没有传到贵州毕节这与巴蜀仅一衣带水的穷乡僻壤。民国《贵州通志》中载：“茶，思、播、费、夷诸州往往有之，其味极佳。”这句话是从《茶经》中来，但没有谈到毕节。《贵州通志》的一些关于茶的句子“茶，府县皆有”“茶出独山州，九名九姓苗，其族以茶为业”“阳山茶色类松萝”“黄庭坚答从圣使君云‘此邦茶乃可饮，但去城或数日，土人不善制，度焙多带烟耳，不然亦殊佳。今往黔州都濡月兔两饼，施州入香六饼，试将焙碾。尝都濡在刘氏时贡饱也，味殊厚。恨此方难得，真好事者耳’”，也没有说到毕节。直到清朝雍正年间的崇安县令陆廷灿写的《续茶经》中才有一句提到毕节：“茶出平远山岩间，制如法，味甚佳。”前面说的“府县皆有”所指的府县有龙里、贵定、务川、安顺、兴义、遵义、仁怀、石阡、湄潭、铜仁、贞丰等地。在民国的《贵州通志》中还有这样一段话：“黔省各属皆产茶，贵定云雾山产最有名，惜产量太少，得之极不易，石阡茶，湄潭眉尖茶昔皆为贡品。其次如铜仁之东山，贞丰之柳坡，仁怀之珠兰，茶均属佳品。而安顺茶味尤盛，滇商往来购去改充普洱饼茶。”从这些记载可以想象，到清朝中后期，贵州茶产品已如雨后春笋，各州府都有好茶产出，而贩茶之风逐渐旺盛，但仅有的关于毕节的记载，就是陆廷灿的那句“威宁府茶出平远，产岩间，以法制之，味亦佳”。其实这句话里有几个概念值得研究。所谓“威宁府”，据《大定府志》载：“康熙四年十一月，初设大定、平远、黔西、威宁四府。”显然“威宁府茶出平远”指的是康熙年间的事。“茶出平远”，指的是平远的茶品传到威宁，威宁人饮的茶就是一直流传到现在的“乌撒烤茶”，这种饮法是把平远的茶品经过二次加工制成的饮品，是结合地方的地域环境的再造，后面的“以法制之，味亦佳”，不言而喻，指的是二次加工的“制法”，经过如此再“制”后，就产生了适合威宁人饮用的更好的味道。其实平远的饮茶方法是“煮茶”，因为平远生产很好的砂器，其中有茶罐。用此茶罐煮茶早已是寻常百姓的生活必需，而用茶罐煮出的茶别有风味，威宁的烤茶也是在此基础上得到的灵感。然而，在四面都是茶业兴起的时候，对平远的这一笔轻描淡写，给出的提示是茶的商品化比周边晚了许多时日，而且仅在本地方的狭小范围内，需求量很有限，价格低廉。
　　以上所列举的“茶”，说的都是制好的成品茶。诚如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所言“土人不善制，度焙多带烟耳，不然亦殊佳”。贵州是生长好茶树、有上乘原生茶生长、茶叶的生物品质很好的地方，毕节也包含在内，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极缺的是制作好茶品的技术。之所以在中国及贵州早期没有好茶跻身名茶之列，到清朝末年才出现一个都匀毛尖，主要原因就是技术十分欠缺。当翻开各县县志查找时，从民国时期，毕节就有不少人在制茶了。到解放后，在毕节区域内建起了一些小茶场，茶叶的生产就像雨后蘑菇，各县都在做茶业。可是，那些茶似乎不能让人们接受，在本地区内卖不出去，拿到区外去更不能卖钱，于是，那些茶场又如阳光下的蘑菇，一个个蔫了下来。据统计，全毕节市原有的各县茶场最多时有30多个，到现在已屈指可数。究其原因是人才奇缺。缺的是什么人呢？一缺茶园茶场生产的高管人才；二缺制茶师，特别是高级别的制茶师；三缺评茶师；四缺茶营销人才。茶业发展得越好的地方，像《茶经》中提到的那些古代的中华大地的“南方”，像毕节周边的地区，这些出名茶的地方一定是专业人才荟萃，而毕节在这方面却是短板。
　　三是茶文化在毕节时至今日还是一片荒漠。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经历了至少四千年的历史。《华阳国志》载：“（巴国境内）园有芳剪香茗”，还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平夷……出茶蜜”。时至今日，中国的茶已定型为绿茶、白茶、黄茶、青茶、黑茶、红茶六个类别，其品种名称数万个，评出了十大名茶：铁观音、碧螺春、黄山毛峰、西湖龙井、君山银针、武夷岩茶、六安瓜片、信阳毛尖、祁门红茶、都匀毛尖，贵州都匀毛尖有幸跻身十大名茶之列。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各行各业自古就浸润了行业历史。饮食文化中茶文化可谓独树一帜、特色鲜明，是茶业的灵魂。这更应该同其它饮食门类区别的是，茶文化是自有饮茶史就伴随着产生的。中国的茶俗、茶艺、茶道的产生和发展为什么会先从文化发达地区兴起，就因为茶的发展与文化伴生的规律让文化发达地区抓住了——当然这是无意识的，但是当巴蜀茶馆文化传播到毕节这片与巴蜀接壤的地域时，由于地方文化发展的滞后，在民国时期流行了几十年后又在此消失了，不仅是茶文化消失，还连带茶产业也总是不能得到健康地发展。
　　改革开放释放了茶的文化能量，在茶行业发达的地区，文化推动行业发展，从20年前就成立了省、地、县乃至乡的茶行业协会、茶文化研究会、茶学会等各种组织。这些各级各类茶行业组织，给行业注入了文化的灵魂，极大地推动了行业发展。如果说，茶产业是一枚火箭的话，现在缺的就是作为灵魂的文化燃料。
　　他山取石随处有　精心拈来攻我玉
　　作为茶的原产地，贵州出好茶是全国都认可的。目前中国茶园面积最大的已是贵州省；茶业发展最好的是福建省，武夷红茶、安溪铁观音、福鼎白茶等都做得较好；茶业发展势头迅猛的是河南省，在发展信阳毛尖名绿茶的基础上，全力发展信阳红、牡丹红等红茶产品。
　　长期以来，在世界茶叶生产工艺与消费结构中，红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市场困窘状况显示，中国茶业在国际上影响较弱，茶产品价格较低，国内7万家茶叶企业的销售额难敌一家英国立顿公司，国内成千上万个产品不及英国立顿公司一个袋泡红茶。近年来，由于绿茶保健作用的日益发现和产品推广力度加大，全球绿茶平均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增速明显快于红茶。最近10年，绿茶的比重从22.9%提高到30.9%，红茶比重从72.4%下降到60.4%，绿茶增速明显快于红茶。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国际流行的速溶茶是饮用茶的主流产品，而贵州的茶叶产量大、质量上乘，这是开发速溶茶的强大基石；但又回头来看，有专家指出，黔茶现在的状况是一流原料、二流加工、三流价格，而且这个格局短时间不能改变，尤其是目前外需紧缩的情况下，要找准自己的优势，尽量压缩劣势，知彼知己，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上做出正确的抉择。面对现实，黔西北茶业应该怎么办？每年举办的贵州茶博会应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有几点值得我们研究。
　　一是毕节茶业应该怎样定位。从贵州茶博会得到的信息是：虽然贵州茶种植面积已居全国第一，但我们还没有真正形成有影响的茶业龙头企业，没有在全国叫得响的品牌。全国各地早在几百年到上千年前已出现了“十大名茶”，而毕节直至现在还没有一个在某个县和全市叫得响的茶名。如果稍懂点茶知识的人都知道，一个名茶品牌都有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比如乌龙茶的来历，比如西湖龙井与乾隆皇帝、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联系，都匀毛尖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与伟人毛泽东的联系。那是因为什么呢，并不是拿一点“土人不善制”的粗茶就可以换得伟人青睐。好的名誉要先有好茶生长，再有好的技师制作，再有好的冲泡技艺，再遇伟人名人的赏识和宣扬，这才有名茶。一个品牌，它包含的内容有自身品质的，有制作技艺的，更有人文精华的要件。如此说来，要创造一个茶品牌，就是必然三十、偶然七十了。宋朝诗人陆游有诗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要创一个名茶品牌，要在这个方面“后发赶超”，有好长的路要走，但是不能因此而放弃，还得积极地先把质量基础打牢。而要提升质量，就必须思考“贵州出好茶”所讲的“好茶”是什么。所谓“好茶”指的是贵州种植的百分之百无公害茶，而不是作为商品的茶品，那么提升质量的环节就是加工和品评了。而加工和品评就需要人，这就是毕节茶遇到的“人的因素第一”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在短时间内解决好。在没有解决好“人”的问题之前，毕节的茶只能是向别人提供好的原料。
　　二是尽最大努力保持和发挥优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原所长陈守懋说，贵州拥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高海拔、少污染，在茶产业的发展上具有先天优势，而且在历年的茶叶抽检中，农残含量都是全国茶区最低的。据统计，目前贵州无公害茶园达到100%，通过有机认证的茶园有50多万亩。贵州省茶科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仅纳雍县，有机茶园就突破了10万亩。贵州的整体有机茶园发展目标是达到总茶园面积的三分之一。”贵州在茶叶质量安全上一直保持在全国最安全的地位，这是很难得的，要“死守”住这个关口。食品安全问题与企业诚信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消费者追求的已不是品牌第一，而是安全第一了。
　　三是采取多种措施培育市场。据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有60%的人喝茶，但喝红茶的只占7%。而绿茶都是喝新鲜口感，不适宜长期存放，如果存放一年后就会失去绿茶本身的风味。毕节茶产量不大，在贵州省处于下等产量。据统计，毕节现有已投产茶园仅为30万亩左右，而仅有的近几年来在纳雍、金沙等几个县兴办的茶厂产的茶，在市场上的价格太贵，不适应本地消费水平。往往在茶叶销售店里看到的本地茶叶价格每公斤算来要合1000元以上，包装也很讲究，可是销售情况不好。中国国家茶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茶叶研究所所长杨亚军说，目前茶叶外销内销压力都大，主要的问题是茶叶已越来越贵族化，而茶叶的功能已资产化、定位奢侈品化。按市场规律，商品的稀有是价格贵的前提，茶并不是稀有商品，就应该认真思考它在某种市场环境下的价格定位，而不应当以投机的方式来做产品。毕节的茶业应该说刚刚起步，要脚踏实地地做好毕节市场，要目光远大，更要有自知之明；要了解外面的市场，更要洞察本地实情。要重视市场开发，品牌创建，就必须从开发和培育本地市场开始，要开发本地市场就必须重视大众消费市场培育。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让人放心的、价格适中的好茶。在这里举个例子来说明别人是怎样定位和经营的。四川省雅安市是藏茶的主要产区，年生产藏茶约2.5万吨，产值约5000万元，为茶农实现收入1600万元以上。他们生产的茶每公斤价值2元！当然，还要采取其他措施培育市场，比如提倡“茶为国饮”，大力宣传茶的保健作用，诚如唐代大医学家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写下的那句被千古传颂至今的警世之言：“诸药为各病之药，唯茶为万病之药。”还要运用古今专家名家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绿茶及本地茶的“无公害”“有机”“绿色”特点，不时地举办一些茶事活动、茶文化知识讲座，以此推动发展。
　　四是尽快建立更多的茶行业组织，主要是茶文化研究会。纵观中华大地，凡是茶产业发展得好的地方就有品牌，每个品牌都富含着茶文化气息，有了文化的茶与没有茶文化作为灵魂的茶和茶业相比，后者往往总是夭折，而前者则乘着文化的长风破浪前行。建立茶行业组织的必要性还在于：第一，可以凝聚业界人士力量，抱团共赢。虽然黔西北茶业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但也有部分业界人士经营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也有在外经营有一定成就回乡的，这部分人深知行业在毕节的“水性”，可以把各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拾取共享。第二，可以将行会作为内外交流的平台，让业界人士、爱好者互相学习和对外交流学习，把别人的成功经验移植过来，促进茶业的发展，还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向外宣示，毕节要将茶产业做好做大做强，请外面的专家学者、业界知名人士和我们联手创造茶业的明天。第三，可以借助茶文化研究会帮助业界人士搞好茶文化、茶知识的培训，还可以培训消费者的兴趣，向社会传播和普及茶文化知识，培育消费群体，拓展市场空间。第四，可以利用茶文化研究会规范行业行为，提升生产和销售环节的职业道德素质，化解业内矛盾和行业与消费者矛盾，同时还可以及时有效地规避行业风险和提示正确导向，减少盲目性。
　　黔西北是茶的原产地。愿茶业和茶文化迎来一次大的发展！（作者系市政协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