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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试验区文化旅游发展的路径选择
作者:文|李 虹  发布日期:2021/4/21 阅读次数:
九洞天风光(罗仕华 摄)
可乐古墓群(供图/赫章县委宣传部)
  文化旅游是一种新的文化经济形态,它的要义在于让文化成为旅游的灵魂。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它的思想有多么深厚,它的想象力有多么活泼,创意有多么灿烂奔放,它的自我挑战的企图心有多么旺盛,彻底决定一个国家的真实国力和它的未来”。文化对一个产业的意义同样重要。文化通过与旅游结合,联动发展,不仅能够为旅游和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产品、新技艺、新思想及新创意,而且能够提高对现有资源开发利用的能力,有利于将各种资源转化为旅游和区域发展的经济资本,为区域的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在21世纪的国际视野中,文化旅游已被提高到人类发展模式的高度,成为全球多样经济模式的一个重要来源。
  毕节试验区历史文化悠久,地域性文化呈现丰富性、多样性和稀缺性,是旅游资源差异性、特色性、不可复制性的重要构成元素,发展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和强大的文化资本。把独特的地域文化元素融入到旅游对象、旅游项目、旅游产品、旅游节庆等方面的开发中,不仅有利于塑造毕节试验区的个性、主题、品牌和特色,提升区域文化空间的消费价值,还能为旅游产品注入一种唯我独尊的气氛和品质,从而达到拓展市场空间、实现价值增值的新发展。在打造毕节试验区改革发展升级版的历史进程中,在充分认识经济规律和文化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文化旅游发展的路径,使文化旅游成为毕节试验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助推毕节试验区抵达国际知名山地康养度假旅游目的地的战略目标。
  一、毕节试验区具有成为国际知名山地康养度假旅游目的地的文化资源禀赋
  地域首先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地域文化受一定历史条件的影响而与其他地区文化相区别。地域又是一个人文地理概念,地域文化是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的影响下历史地形成的。地域文化作为一个地区历史形成的特质文化,是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独特精神创造。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演变,各地域人群在历史进程中积淀的独特文化心态,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不同区域内形成的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物建筑、心理性格和价值观念上留下烙印,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这种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是文化旅游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毕节试验区有着“洞天福地•花海毕节”的美誉,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婀娜多姿的民族文化、凝重灿烂的红色文化、神奇秀美的自然生态文化,是毕节试验区独具的文化特色和旅游业发展中最宝贵的资源,是支撑毕节试验区成为国际知名山地康养度假旅游目的地的基础,是毕节试验区综合实力和区域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1.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
  贵州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数量居于全国各省区前三名之列。毕节是省内史前时期考古遗址发现最多的地区,数量约占全省四分之一,所辖十个区县都发现有史前时期考古遗址。毕节在全省州市中,占据史前考古遗址数量第一,而且县县有分布,更独占了唯一。黔西县观音洞文化遗址,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三个文化区之一,与山西的西侯度文化和匼河文化、北京周口店文化齐名,是我国长江以南旧石器时代的重要代表。七星关区朱昌镇牛鼻子洞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陶片和谷粒,表明新石器时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已经掌握制陶技术和稼穑之术。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生活繁衍在毕节这块土地上的人类文明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七星关区青场瓦窑村古房屋遗址的发现,说明当时的先民已能建造屋居。自从司马迁的《史记》问世以来,古夜郎就成为一个神话中的国度,2001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赫章可乐遗址,向世界证明,消失的夜郎不是神话,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战国至秦汉时期确实存在着一个叫夜郎的王国。可乐被考古学界称为“贵州青铜文化的殷墟,贵州考古的圣地”。2005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威宁中水考古,为研究中国史前时期祭祀活动和早期宗教信仰提供了新的资料。1904年,一个名叫塞缪尔•柏格里的英国传教士用自己的智慧、奉献与生命在威宁石门坎创造了一个神话。因柏格里的存在,石门坎曾经是西南地区的“文化圣地”,被国外基督教人士誉为“海外天国”,那时国外来信,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就能送达。石门坎和柏格里的故事,石门坎独特的文化现象,具有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的文化色彩。
   2.婀娜多姿的民族文化
  毕节民族风情艳丽精巧,具有浓厚的民族和地方神韵。在黔西北这座风光如画的高原上,世代居住着汉族、彝族、苗族、回族、布依族等18个民族,民族文化绚丽多彩。非物质文化遗产独具特色,威宁《撮泰吉》、纳雍《滚山珠》、赫章《铃铛舞》、纳雍箐苗服饰、大方漆器制作工艺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赶毡制作工艺、威宁彝族酒礼舞、素朴金钱棍、文琴戏、花灯戏、化屋苗族文化空间、苗族射弩、砂陶制作工艺、四桐鼓舞、烟火、仡佬族吃新节、彝族年、苗族大迁徙舞、划筷奠祖苗俗、彝族咪古、大屯三官寨彝族祭祀、薅秧歌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民族文化是活跃的旅游资源,是文化旅游业取之不尽的创意资源宝库,是经济发展的潜在资源优势。
   3.凝重灿烂的红色文化
  毕节是一块英雄的土地,这里承载着一段辉煌的红色历史。1934年中共贵州省较早的一个党支部在毕节建立;1936年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毕节诞生;1936年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组建;1988年,全国第一个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在毕节建立。1998年,毕节市有7县(市)被命名为革命老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贵州省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旧址、鸭池河战役旧址、七星关战役旧址、钱壮飞烈士陵园等30多处革命遗址,见证了毕节红色历史的光荣。
  4.神奇秀美的生态文化
  毕节市属滇东高原向黔中山区丘陵过渡的倾斜地带,分属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两大水系。地形切割强烈,喀斯特地貌与非喀斯特地貌交错发育。境内山高坡陡,峰峦重叠,沟壑纵横,垂直差异显著和类型多样的地形地貌,形成了毕节丰富而奇特、神奇而优美的自然景观。喀斯特地区特有的奇峰、峡谷、飞瀑、石林、溶洞、湖泊、杜鹃花林带星罗棋布。鬼斧神工的织金洞、雄放壮观的韭菜坪、奇秀谲怪的九洞天、争奇斗艳的百里杜鹃、激流湍急的总溪河、波光潋滟的高原明珠草海、幽深静寂的油杉河、旷远宏阔的百草坪、风情万种的支嘎阿鲁湖,是毕节试验区最具魅力的自然文化资源。毕节大部分地区属亚热带温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0.5-15.1℃,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宜人,可谓“避暑天堂”。 深厚的红色、绿色、古色文化的交相辉映,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资源富矿,是把毕节建设成为国际知名山地康养度假旅游目的地的决定性的因素和最坚实的基础。
  二、毕节试验区文化旅游发展的路径选择
  毕节具有高品质的旅游资源,但并不意味着就有高品质的文化旅游产业。在旅游发展中,谁占有资源固然重要,但善于利用资源的能力更为重要。如何展示自然旅游资源的文化意蕴,挖掘人文旅游资源的文化价值,推介社会旅游资源的文化情趣,是把毕节文化旅游业做好做强的关键。
  1.打造一批有分量的文化旅游品牌
  不同类别的旅游资源具有审美文化类别的差异,从发展文化旅游业的角度,毕节旅游资源具有两个“1234”文化资源优势,一个是国家级的“1234”,一个是地方级的“1234”,合起来是20个可以着力打造的文化旅游品牌。
  国家级层面的“1234”品牌是: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奇观——草海。2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喀斯特溶洞奇观——织金洞;特大复杂组合的伏流溶洞奇观——九洞天、总溪河。3个国家级森林公园:百里杜鹃国家级森林公园,毕节国家森林公园,赫章县水塘国家森林公园。4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屯土司庄园,奢香墓(包括奢香博物馆),观音洞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可乐夜郎汉墓群文化遗址。
  地方层面的“1234”品牌是:1个红色文化品牌:以毕节试验区精神为独特内涵,整合传统红色文化资源、现代红色文化资源和当代红色文化资源为一体的红色文化品牌。2个度假旅游品牌:一是涉及大方、黔西、织金、纳雍四县,连接织金洞、九洞天至总溪河、百里杜鹃、奢香墓、观音洞、东风湖等景区的水西湖综合文化旅游度假区;二是金沙县温泉旅游度假区。3个生态文化旅游品牌:一是横跨大方、金沙两县的油杉河—冷水河原始森林省级风景名胜区;二是位于赫章县境内的贵州屋脊上的韭菜坪原生态石林省级风景名胜区;三是位于威宁自治县境内的高原原生态草场百草坪景区。4个民族风情品牌:一是彝族舞蹈《撮泰吉》;二是苗族舞蹈《滚山珠》;三是苗族歌舞多声部原生合唱;四是民族风情歌舞《乌蒙欢歌》。这20个重点品牌中,有5个品牌又是重点中的明星品牌。一是巧夺天工的织金洞;二是争奇斗艳的百里杜鹃;三是水光浮翠的支嘎阿鲁湖;四是别具一格的民族歌舞;五是当代红色文化品牌——毕节试验区。它们不仅有利于塑造毕节的个性、主题、品牌和特色,提升地域文化空间的经济消费价值,而且还能够为本地品牌注入一种唯我独尊的气氛和品质。
  织金洞是毕节建成国内一流旅游目的地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基础资源。各种自然要素完美而和谐的天然配置,织金洞作为洞穴景观天下第一洞的地位举世公认,“黄山归来不看山,九寨归来不看水,织金归来不看洞”的赞誉,表明织金洞与黄山、九寨沟有同等的分量,是中国面向世界旅游市场的首席洞穴风景名胜,也是毕节试验区文化旅游产品中最重量级的品牌。百里杜鹃是毕节试验区在全国同类景观中具有花魁位置的文化旅游产品,杜鹃花大约15天左右的盛花期,打造百里杜鹃文化旅游品牌,首先要把这美轮美奂的15天做好精心策划,然后才是延长产业链的问题。世界和全国旅游市场上那些成功的节庆活动,直接的产业经济收入几亿甚至十几亿,而且产业带来的附加值更是难以估量。“洛阳牡丹甲天下”,每年谷雨前后,“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洛阳市旅游局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到洛阳旅游的中外游客,三分之一以上是洛阳牡丹花节期间去的。关键是思路和运作。支嘎阿鲁湖兼有西湖的美和漓江的秀,但又有自己的豪放气派和岛多、湖湾多的特色,依托支嘎阿鲁湖高原湖泊的滨水资源和六冲河的河流资源、喀斯特景观资源、文化资源和气候资源,构建高原滨水休闲度假旅游区,形成全国、全省著名的休闲度假旅游品牌,是毕节文化旅游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民族文化风情是毕节试验区文化旅游的灵魂,是夜郎水西异质文化鲜活生命力的生动展现。烙上地域文化符号的民族风情旅游品牌不仅是地域文化的载体,而且具有文化体验的消费功能。这些富含本土文化元素的品牌在吸引消费和实现消费的同时也缩短了地域与旅游者之间的文化距离,有利于增强地域的亲切感和地方认同感,并能使旅游品牌在无形中得到大范围的和深度的推广。在旅游市场上,中外游客如果不是为了亲身体验别样的生活情趣,领略别样文明的风韵,或在相近的文化氛围中体察文化的微妙差异,是不会拿时间、金钱和经历去进行无用或低效的投资的。依托彝族《撮泰吉》《乌蒙欢歌》,苗族《滚山珠》《铃铛舞》《大迁徙舞》,苗族歌舞多声部原声合唱等初具影响力的民族歌舞,打造古色古香、土色土香、野色野香的雅俗共赏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特色品牌,是毕节试验区文化旅游业中最有竞争性、最富进攻性的品牌。当代红色文化旅游品牌。毕节是全国唯一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试验主题的综合改革试验区,毕节试验区“三大主题”的试验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成功典范和“同心”品牌,构成了当代红色文化资源。这弥足珍贵的红色文化资源自身内在的价值和经济发展条件下衍生的价值形态的综合效应,将是无价的。高起点地打造毕节试验区这一当代红色文化旅游品牌,必然能转化成为巨大的吸引效应、投资效应、发展效应。
  2.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联动发展
  文化产业是文化战略创新的产物,具有“越界—扩散—渗透—联动”的能力,能够与其他多个产业包括旅游业实现联动发展,就是说,通过把文化元素投入到旅游对象、旅游项目、旅游产品、旅游节庆等开发中,能够大幅度提升旅游产业的文化内涵和附加值。提高文化资源的利用率,探索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联动发展是文化旅游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
  (1)生态建设与创意旅游的联动模式
  生态建设是毕节试验区试验的“三大主题”之一,经过28年的探索创新,在生态建设方面,毕节试验区先后进行了发展草地生态畜牧业、小流域综合治理、土地制度建设、林权林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试验,走上以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顺应生态经济、低碳经济的潮流,设计引领生态宜居的文化旅游体验聚集区建设,以高原文化、山地文化、乡村文化、生态文化、喀斯特文化、天然花卉文化等文化资源,通过传承、激活、嫁接、创新四大路径,把高原神韵、农耕文化、绿色生态产业连接起来,开发一系列创意乡村旅游产品,把观光农业和体验娱乐、创意设计和农副产品深加工,农业科普和动漫游戏等相应结合,采取以实体型和创意农业示范园为核心,以农副产品和旅游产品加盟店、授权店、连锁店经营模式为网络的规模效应,设立创意农业乐园网,开通网上销售渠道,实现线上线下互动运营,信息共享,形成文化旅游体验集聚区,不但能够让人们亲身体验高原农耕文化的劳作辛苦,而且能够与现代娱乐时尚相衔接。在本质上是文化的薪火相传,不经意间唤起人们原始的、古朴的记忆。这应是毕节试验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联动发展的新尝试。
  (2)影视演艺与体验消费的联动模式
  根据时代特点、中国特色、毕节特征,立足于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和具有世界级旅游资源水准的自然风光,把各种要素创造性结合起来,把艺术家的创作构思与现代企业文化的艺术管理模式结合起来,把有效的文化产业投资与民族艺术精品的追求结合起来,打造《夜郎神韵》大型山水实景歌舞剧和《奢香夫人》《夜郎春秋》等影视剧,以影视演出服务业为核心,依托影视演艺作品的传播效应和魅力元素吸引人流和商机,把影视制作及演艺和观光旅游结合起来,拉动休闲经济的发展,是毕节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联动模式的又一可行模式。成功的影视演艺文化集聚区能够成为一个游人如织的旅游目的地,同时带动周边商贸、餐饮、住宿、演艺、娱乐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盘活周边区域。
  (3)从美食产业到创意之乡的联动模式
  成都以“美食之都”的主题而形成了美食产业和创意经济的聚集,形成了逐步壮大的文化产业集群,为中西部地区发展创意经济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启示。2010年成都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创意城市”。毕节高原风味餐饮极有特色,少数民族菜、地方特色菜、地方特色小吃享誉省内外。依托人们喜闻乐见的美食资源,围绕生态、绿色、环保的文化理念,开发绿色、生态、特色食品,发展丰富多彩的美食文化经济,形成各具特色的创意经济和文化旅游产品,成为推动经济、文化和生态持续发展的动力,应是毕节试验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结合的又一路径。(作者系市社科联原副主席、《乌蒙论坛》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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