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奉当时的中革军委（亦称中央军委，下同）之命，转战来到黔西北，在此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革命活动，之后又奉中革军委命令，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遥程，北上抗日。红二、六军团在毕节的这一段历史，被称为红军长征途中的“黄金时代”。
1934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目的是开赴湘西，与红三军取得联系，建立新的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长征。10月24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六军团之一部在贵州印江木黄（一说石梁）与贺龙及红三军一部胜利会师。之后，红六军团其余部队与红三军接应部队相继会师，27日在南腰界进行了整编，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红六军团在原17师、18师的基础上缩编为49团、51团、53团。两军团整编后，形成了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夏曦等为核心的红二、六军团领导集体。
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围剿”，形势非常严峻。红二、六军团面对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审时度势，决定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11月19日，为争取主动，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地区出发，开始新的战略转移，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根据地。1936年1月中旬，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12日攻占石阡县城，19日在石阡召开会议，讨论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决定放弃在石阡、镇远、黄平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西进到乌江以西、长江以南的川滇黔地区活动。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在进军途中，接到中央军委电令：“二、六军团可在滇、川活动”，“应以佯攻贵阳之势，速转黔大毕地区，群众、地形均可暂作根据地”。军团领导人进一步分析了黔西北条件后认为，中央红军曾到过黔西北，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使这里的人民深受启迪，有革命之欲望；贵州地下党和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黔西北活动频繁，而国民党川滇黔三省军阀矛盾重重，各自为政，是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这些都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中央军委指示完全符合实际，红二、六军团迅速开往黔西北，着手创建黔西北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同志的率领下向黔西、大定（今大方县）、毕节地区挺进，于2月2日强渡天险鸭池河而进入黔西县境内，2月3日占领黔西县城。2月5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在驻地黔西川祖庙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黔西会议”。会议根据此前石阡会议作出的决定，全面分析了面临的各种形势，再次强调了在黔、大、毕开辟新的根据地的重要性，并决定成立中共川滇黔省委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替代原有组织机构。
2月6日，红二、六军团进军大定，国民党大定县长马仁生率保警队弃城逃跑，红军顺利进占大定。曾受地下党影响的进步人士彭新民在红军到来之前，组织顾炳清、王南轩、喻金廷等人动员群众迎接红军入城。他们书写“欢迎红军入城”“红军是干人的队伍”“大定民众拥护红军”标语，制成100多面三角小旗，组织群众100多人到大定南门城外迎接红军。
2月8日，中共川滇黔省委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大定城内孔庙召开，1000多名群众参加大会。大会宣布新组建的中共川滇黔省委由任弼时（任书记）、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夏曦、李达、甘洒淇等人组成，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由贺龙任主席，陈希云任代主席，朱长清任副主席。会上，任弼时和陈希云发表讲话，阐述了共产党、红军、革命委员会的宗旨，号召各族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参加抗日反蒋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会后发布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详细阐述了革命委员会是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担负着抗日反蒋的神圣职责，是抗日救国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省人民群众的抗日革命政府。同时，革命委员会宣布了临时政府的八条施政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各级革命政权、组织民众抗日武装力量、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保证红军和民众的物质供给、提高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惩治反革命和汉奸。
2月17日，中共川滇黔省委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迁往毕节百花山福音堂办公。红二、六军团占领毕节后，很快建立了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军团领导与地下党负责人商议，在百花山召开群众大会，选举朱绍清任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主席。
为了加强对地方工作的领导，红二、六军团成立了中共毕节临时区委，由六军团民运部部长李国斌任书记。
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黔西北大多数区、乡、村都建立了革命政权。据不完全统计，有滥泥沟、瓢儿井、响水、海子街、鸭池、朱昌、何官屯、长春堡等八个区级苏维埃临时政权；建立了黔西的城西、城北、沙窝，大定的城东、城南、对江，毕节的鸭池、梨树坪，赫章的江南等95个乡村级苏维埃政权。
为了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壮大革命力量，红军地方工作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以及毕节中心县委等组织了数十支地方武装工作队深入城乡传播革命思想，发动群众参加红军游击队，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
首先是组织人员书写标语和布告到县、区、乡张贴，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政府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边区广大民众的临时革命政府”，阐明红二、六军团来到黔、大、毕的宗旨，标语和布告的内容深入浅出、脍炙人口，如“大家不要怕，跟着红军吃饱饭，穿暖衣，打天下”“打土豪，分田地”“红军保护工商业，发展工商业”“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少数民族平等相处”等。
与此同时，红军地方工作部等还在群众集中居住的地区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演讲宣传，如在黔西滥泥沟街上、谷里小学、黔西中学、大定文庙、毕节小校场、毕节大校场、毕节五里坪等地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每次集会，到会群众少则千人以上，多则上万人，通过宣传，消除了民众对红军的多种疑惑，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各级苏维埃政权还搭台唱歌演戏，利用革命歌曲、快板、舞蹈等形式，通过不同角色的生动表演，深入浅出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红军、组建游击队的抗日救国热情；组织毕节各界人士成立“抗日救国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团”等民众团体，与“草原艺术研究社”社员一起，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印发《为抗日反蒋告工农民众爱国战士书》，号召工农、学生、商人和爱国军人“不做亡国奴”，加入抗日救国联军与红军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共同挽救中华民族；各地苏维埃政权组织裁缝和妇女为红军赶制军服，护理伤病员，为红军带路等；根据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的施政方针，武装民众进行抗日战争，团结广大工农民众及一切爱国志士加入抗日队伍，不分政治派别，不论成份，一致联合起来，组织抗日救国军。红二、六军团以地下党掌握的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三支武装为基础，组建了抗日反蒋武装——贵州抗日救国军。由贵州辛亥革命元老、曾任大汉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的毕节爱国人士周素园任司令员，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任参谋长。第一支队司令员由席大明担任，六军团民运部部长李国斌任政治委员；第二支队司令员由周质夫担任，六军团18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廖明任政治委员；第三支队司令员由阮俊臣担任，六军团18师欧阳崇庭任政治委员。红二、六军团还抽调了一部分营、连干部到三个支队去工作，加强对支队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后，发表了《告群众书》和《致川滇黔地方武装的代电》，号召民众团结起来反蒋抗日、拥护红军。贵州抗日救国军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各族青年纷纷前来参军入伍，在短短的10多天里，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由10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第二支队由5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第三支队由2000多人发展到4000多人。
尊重少数民族及其风俗习惯，搞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启发他们的革命意识，是我们党长征时期一贯的民族政策。黔西北地区除汉族外，世代居住着彝族、苗族、回族、白族、布依族、蒙古族和仡佬族等少数民族，是多民族聚居地。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搞好少数民族工作，红军专门印制了对少数民族的标语：“红军是扶助苗族解放的武装！”“苏维埃和红军绝对保障苗族的解放与自由！”“苗族的民众只有在共产党、苏维埃领导下实行土地革命才能得到彻底解放！”等，在指战员之间和各地散发，广泛宣传党对黔西北少数民族的各项政策，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如红4师经过彝族聚居的大定黄家坝时规定，不准侵犯少数民族的祠堂，不准乱动彝族的灵房、神龛，过年期间群众家里的灰渣打扫后不许倒到屋外去，不在民族聚居的村寨里打土豪等等，使少数民族同胞认识到红军与歧视、压迫少数民族的国民党军队的确不一样，因此，当红6师奉命在黄家坝阻击敌人时，彝族同胞帮助红军侦探敌情，为红军带路，许多少数民族的优秀儿女还参加红军北上抗日。
组建游击团（队），开展扩红工作，是中共川滇黔省委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根据地建设中的重要工作之一。红军地方工作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及毕节中心县委等组织数10支地方武装工作队深入各地城乡传播革命思想，发动群众参加红军游击队，组织起来同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红军官兵通过多种形式，用朴素的语言、诚挚的感情与贫苦人民谈心，宣讲革命道理，使贫苦百姓和红军结成了兄弟之情，许多人主动要求参加红军，要求红军帮助他们建立游击队。
除此之外，红军还特别注意了对绿林武装、少数民族人士、旧军队遣散投诚人员及旧政权人员的宣传动员和改造工作。毕节县王张村由孙可成领导的一股绿林武装在与红军接触后，深感红军的宗旨与自己打富济贫的目标一致，在红军营长陈华堂的帮助下，主动表示愿意接受红军的改编，组建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在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中表现突出，后来孙可成本人还随红军北上抗日；毕节豪沟游击队第4中队队长靳志同也是在红军浩大的声威及革命政策的感召下，主动带领自己的武装投奔游击队，接受改编的；在红二、六军团首长特别是王震的亲切关怀下，红军干部到八堡六寨开展工作，成立了“苗族独立团”，下辖6支苗族游击队，选举了自然领袖、苗民自卫队队长李绍北为团长、李正芳为副团长，各支队队长由各寨头领担任，军团领导任命谢中光为政委，拨给独立团枪支和数百银元作为经费。独立团成立后，很快发展壮大，出入八堡苗山，打土豪、分浮财，在黔西北少数民族中影响很大。对于旧军队遣散和投诚人员，红军加强了改造利用工作。毕节层台人刘光汉，参加过北伐战争，曾在王家烈独立2团担任团长，后被遣散返家，红军到来后，经周素园介绍，红军对其进行了耐心的引导和帮助，请他出面组建了100多人的游击大队；毕节长春堡游击大队队长龙云祥，原在国民党25军王家烈部担任排长，在玉屏投诚红军，随军到毕节后，受红军委派，回乡组建游击队；对旧政权人员，红军针对其特长，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对一些立场转变较好的人员，委其担任游击队要职。
在红军以实际行动的感召下，黔西北儿女纷纷响应号召，广大群众革命的热情如潮水般汹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组织众多的担架队、妇女队、儿童团，配合红军作战，做好各种后勤保障工作。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北革命根据地期间，参加红军的人数5000余人，共组建游击队近百支共4000多人，其中毕节海子街等51支游击团队在解放后被组织部门考证落实认定。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还认真落实“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改善民众生活”和“实行土地政策，没收地主阶级和一切卖国贼汉奸的土地财产分给雇农、贫农、中农、士兵、失业者和难民”的施政方针。过去，在军阀统治下的黔西北，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群众苦不堪言。各级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宣布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黔西北地区共打土豪1600多户，其中黔西县共打土豪140余户、大定县500余户、毕节县370余户，缴获大量的银元、大烟及粮食等财物，大部分分给了群众，一部分留作军饷，有力地充实了部队、救济了穷人。
红军和游击队的革命行动，分化瓦解了敌对阶级营垒，最大限度地孤立了那些隐蔽财物、对抗红军、破坏游击团队、对人民极端仇视的地主恶霸。对于民愤极大的反动势力，红军毫不手软，坚决镇压，枪毙了一批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罪大恶极的恶霸、土匪和奸细，如以“登、清、步、海”四大天王为首的汪登云、黔西谷里区反动区长刘熙、大定沙厂恶霸地主杜保庭、毕节海子街反动区长吴顺和、吴成宣和大土豪钟定久等。红军在游击队及广大群众的帮助下，还处决了一批混入红军、游击队为土豪劣绅通风报信、威胁游击队员的国民党秘探、土匪、兵痞、流氓等反动分子，有力地巩固了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
在开展宣传发动群众的同时，红二、六军团还进行了大大小小几十次反围剿斗争，如枷担湾之战。蒋介石不容贵州这块重要阵地为红军所据，他本人亲自飞赴贵阳，命令顾祝同等五个纵队直奔黔大毕追击红二、六军团，并调万耀煌纵队回贵州与郝梦龄纵队14个团的兵力经遵义抢先占领黔大毕北部具有一定战略地位的黔西县属打鼓新场（现金沙县）和三重堰，对红军新开辟的根据地虎视眈眈。6日，万耀煌纵队到三重堰后停止向南运动，于是，红六军团团长萧克率17师到三重堰三十里的牛场坝，红6师18团到大协厂、新开田驻扎，准备迎击敌人。6日、7日、8日，万耀煌纵队仍固守三重堰不动。鉴于这样的形势，红二、六军团领导决定把二军团直及三个主力师轻装与敌人周旋。2月9日，除红17师在三重堰附近诱敌出击外，其余队伍由牛场坝架木（今嘎木）迂回到万敌侧后夹击敌人。50团1营在龙洞沟（今英雄桥一带）与三重堰出击之敌遭遇。敌凭借八角庙居高临下地形，进行火力封锁，打伤我军数人。50团1营在枷担湾南面的安家大坪，高火崂、张二沟、象鼻岭一带修筑工事，居高临下阻击敌人。万耀煌纵队在水沟之侧渭河之滨的桥头坡、火金山、青杠寨一带修筑工事，当天12时许，万敌向红军阵地发起进攻，双方据阵对射，相持不下。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天黑，红军与万敌短兵相接，展开了殊死的肉搏战。红军战士英勇顽强地坚守阵地。这次战斗，敌人陈尸200余具，红军18团参谋长贺崇禄在这次战斗中牺牲。至今，红军鏖战枷担湾的故事仍然在当地流传，红军的顽强精神永远鼓舞着毕节地区人民群众。1936年2月18日发生了黄家坝阻击战。黄家坝狙击战红军缴获敌轻机枪一挺，长短枪60余支；击毙敌团长一名，营以下官兵百余名。黄家坝狙击战成功地阻滞了敌人的行动，缓解了红军从大定、毕节顺利撤离的压力，为红二、六军团组织战略转移赢得了时间。还有将军山战役。将军山位于大定县城西北，距县城十多华里，海拔1900米，传说唐宋时有将军据险筑城驻守，因此得名。1936年2月14日，万耀煌纵队第13师占领黔西后，18日占领大定县城，依靠飞机的配合，由少校营长伍琮琦带领，开出大定城北门，沿公路向毕节进发。红18师撤离大定县城后，就退到离城5.6公里的将军山待命。当晚，红17师也赶到将军山。红军用三个团的兵力部署在将军山一带的大小山坡上，形成伏击圈，让敌人钻进来后再吃掉它。10时许，敌“尖兵营”进入伏击圈。为了不使敌人后逃，49团一部迅速迂回到敌人西侧，51团也迅速切断了敌人的后路。埋伏在杨梅坡上的51团在团长贺庆积的指挥下，机枪、步枪一起向敌人开火，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敌人留下一具具尸体，狼狈地败退下去。这时两个山头的红军冲下山来，犹如饿虎扑羊，敌人招架不住就往雷打树方向退去，拼死占领了雷打树坡高地。此时埋伏于将军山一带高地的49团在师长刘转连的亲自指挥下，从雷打树坡后侧一拥而上，向敌人发起猛攻，机关枪、冲锋枪、手榴弹声混成一片，敌人又丢下40余具尸体，被压在山脚下。雷打树坡高地被49团占领。敌人又企图向东关林方向突围，但埋伏在小营坡、周家坡的红军一起杀出，挡住了敌人的去路。紧接着，红军四面逐渐缩小包围圈，把敌人全部围进雷打树坡脚的麻窝里，敌人成了瓮中之鳖，被红军痛击，又死伤多人，余者全部投降，伍琮琦眼看全军覆没，绝望地开枪自杀，副营长王福、政训员蔡国璋被红军生擒。整个战斗仅一个半小时，全歼万耀煌苦心栽培的号称“声威显赫、连克数城”的“尖兵营”。这次战斗，战果辉煌，缴获敌人步枪300余支、轻机枪9挺，毙敌100多人，俘敌300余名。将军山战役，从2月19日七家田遭遇“尖兵营”开始，红军与敌展开了大小10余次战斗，历时8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制止了敌人对红军的追击，使敌人不能迅速进犯毕节，形成在毕节、大定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活动的东面屏障。
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北创建的革命根据地，震惊了蒋介石，蒋调动了几十万大军，亲临贵阳“督剿”红军。根据当时黔西北的险恶军事形势，红二、六军团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经过“乌蒙山回旋战”后，又先后转战于镇雄、彝良、威宁、盘县等地，于1936年3月31日进入昆明境内，挥师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投入抗日战争。
红二、六军团离开黔西北后，红军组建的川滇黔边游击纵队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在广大地区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组织群众抗捐减租、惩治贪官恶霸，大部队坚持斗争6年之久，有的一直坚持到毕节解放前夕。
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长征在黔西北地区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和开展的革命活动，遍及当时的9个县、500多个乡，占全区总人口的70%以上，地理面积75%以上。毕节是一片红色的土地，红军“坚定信念、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坚韧不拔，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长征精神将会激励黔西北各族人民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征程中不断取得辉煌成就。（作者系原毕节地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