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贺龙等的带领下到达镇西卫（今贵阳市清镇市），先头部队第六师在师长郭鹏的率领下，强渡鸭池河进占黔西县城。
　　早在红军到来之前，黔西县城内受国民党当局的宣传，散布谣言，说什么“共产党共妻共产”、“红军红口獠牙吃人不眨眼”等，弄得人心惶惶，胆小的跑到乡下亲戚家躲起来。2月3日，红军到黔西县城后已是深夜，他们不扰民，就在街边檐下蹲下或躺着休息。第二天天刚亮就起来打扫街道，还帮孤寡老人挑水。看到这些大兵和蔼可亲，老百姓打消了顾虑，和红军聊起了家常。
　　2月4日，红四师、六师在师长卢冬生、郭鹏的率领下，开赴沙窝、洪水等地，并深入到沙窝的五里、化石、水淹坝、勾腰坡，洪水的大寨、新桥等地村寨开展打土豪、分浮财、镇压恶霸，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建立游击队等革命活动。红军所到之处都用石灰水在沿途的大石头上、墙上写上醒目的大标语：“红军是干人的队伍！”“当兵就要当红军！”“北上打日本，建设新中国！”等。
　　2月5日，红二、六军团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在黔西县城川祖庙召开会议，研究建立根据地和战略活动等大事。
　　沙窝石门坎是布依族聚居的地方，石门坎彝族土司安经余家有家财万贯，100多条枪，红军将其列为首要打击对象。2月4日，红四师一个连由陈参谋长带领，组织一支30人的便衣短枪队为前锋，80余人的长枪队为后援，直奔安家营。
　　早在红军到来之前，安经余已带着家人及部分家丁携带贵重财物逃往织金，只留下两个排的家丁守卫安家营。安家营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化冲河），地势十分险要。安氏又从白龙坡至老鹰岩山脊上修筑了一道高5-6米，顶宽2米，长约2-3千米的石城墙，城墙上有枪眼和炮台，把5平方千米的安家营围护得如铁桶一般。当年石达开带领的太平军到此，攻打了五天五夜，死伤数十人都未能攻进安家营。安经余留守的70余名家丁都是训练有素、骁勇慓悍的青壮年，妄图以易守难攻的安家营阻挡红军的进攻。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身经百战的红军战士个个勇猛如虎，交火不到半天，红军就攻破了安家营的大门。安氏家丁们只好退到三道岩据险固守。红军将其包围，但因二道岩地势十分险要，一时不易攻下。战斗打到天黑，安家兵自知不是红军对手，趁着夜色的掩护，凭借地形熟悉而安全撤离。
　　第二天拂晓，红军将安家来不及搬走的粮食以及衣物、腊肉等物资全部没收分给当地穷人。在洪水大寨，红军没收了地主戴成之、史寿棠家粮食财物分给穷苦人家。　
　　2月5日，由任弼时主持，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川祖庙召开会议，即黔西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川滇黔省委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以领导根据地建设，同时撤销原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
　　2月8日，沙窝街上的游击队配合红军，打五里乡土豪熊淑凡。熊是前任国民党区长，有三四十条枪，但熊已将财物藏匿，带着家人逃跑了。红军便发动群众，寻找熊家转移的财物，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当地有一位贫苦农户提供了熊家藏匿财物的线索。红军由他带路在五里坡麻窝的马槽坑内搜出了熊淑凡隐藏的木箱、背箩等20余件，内装大烟、银元、子弹、衣物等，红军动员群众50多人运到沙窝。除留下弹药、部分银元及烟土外，其余的分给了附近的穷人。区保长胡述清长期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穷人无不切齿。红军在游击队员的协助下，在沙嘎坡将其抓获，押往县城后处决。
　　红军打土豪时，采取区别对待、打击首恶的策略，根据其善恶表现区别对待，着重打击的是那些作恶多端、为富不仁的劣绅，而对那些民愤不大或配合红军做过好事的开明绅士，则给予保护。这对瓦解敌人、团结和争取部分开明绅士起到了良好作用。如白泥田的侯赓言（清代廪生），在红军大部队到来前，曾有3个药商来过他家，侯热情地招待，安排食宿。红军来后，周围的土豪都受到了打击，只有他家财产丝豪未动，住宅完好无损，原来那3个药商是红军侦察员化装的，他们在侯家门上留下了“β”样符号，因而侯家得到了保护。
　　在县城，红军只打了人们普遍愤恨的刘寡婆，对西门中书巷和南后街的开明士绅刘家、黎家不但不打，红军还派人加以保护。贺龙和任弼时还抽出时间去看望了生病的黎斗恒老先生，并让军医为老人家治病。因为黎斗恒的儿子黎又霖曾是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二师师长杨其昌的参谋，贺龙曾是该军第一师师长，他们有过几次交往。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滇军驻贵阳办事处处长黎又霖，曾帮助中央红军毛泽东、朱德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和大渡河，是共产党和红军最好的同志和战友。黎家和刘家还拿出钱财资助红军。
　　在大关滥泥沟等地也有类似情况，郭鹏师长的办公处设在八大盐号，任命万正洪为大关区区长，开仓放盐，打了几家大地主，把粮食和钱财分给穷苦人家。但对开明的清末秀才杨春谷等几家富户却丝毫无犯，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红军轰轰烈烈地开展打土豪、分浮财的活动，极大地鼓舞了千千万万的穷苦群众，给他们带来了挣脱枷锁和束缚的欢乐，获得解放的自由，从而使他们认识到只有红军才能拯救穷人，群众对红军更加信任和爱戴。
　　革命洪流，汹涌澎湃，城乡漏网的土豪劣绅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但他们不甘心灭亡，仍蠢蠢欲动，伺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沙窝拆坤桥官僚胡云村派的两个爪牙，到勾腰坡刺探红军军情，被红军查获就地处决。另有3个土匪混入红军驻地，趁吃午饭时偷窃武器，也被抓获处决。
　　沙窝惯匪，乡兵班长邓丙轩、唐绍清平时替土司收租催款，还经常带一帮兵痞到处抢劫，为非作歹。红军来后，他们奉其主子——安经余之命，混入红军队伍，企图刺探军情，偷劫枪支，被两位游击队员认出，红军将其逮捕，群众大胆地揭发了他们的罪行，经查实后将这两个大坏蛋处决。群众拍手称快，说“要不是红军到这里，谁又敢把他们怎样？”
　　沙窝街上惯匪李银生纠集一伙人，竟然冒充红军在四棱碑一带拦路抢劫，以破坏红军声誉。一天，几个驮盐由鸡场去狗场的小贩，途经内庄时被其抢劫，红军接到报告后，立即追到内庄将其捕获，押到白泥田，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处决，群众交口称赞：“只有真神才能压倒邪恶，只有红军才能为民除害。”
　　红军借群众的东西，用后归还，损坏照价赔偿，秋毫无犯。驻勾腰坡的红军撤离时，一位小战士为还群众的东西，摸黑走了十多里，迷路掉队，惨遭土豪杀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少数民族地区，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驻雨朵勾腰坡的红军，尊重布依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与他们和睦相处，亲如一家。2月6日（正月十四）那天“过大年”，在黔西县城、大关、沙窝、洪水大寨等地的红军，杀猪宰羊备办酒席，邀请附近的贫苦干人和红军一起过年，喝酒吃肉，其乐融融。一些布依族同胞还特意做了汉族战士喜欢的汤圆招待红军。红军借和大家过年的机会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政策，号召青年报名参加红军，为穷人打天下。
　　红二、六军团在黔西的日子里，深入全县大部分乡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以战斗来保卫胜利成果，保卫根据地。这样，游击团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全县城乡。
　　红军足迹所至的地方，都成立了游击队。县城有城西、城北两支游击队，大关有以万正洪、万家林父子为首的大关游击大队，沙窝有游击大队。除此之外，在沙龙、五里、石门坎、寄仲、雨明、土城、滥泥沟、谷里、甘棠大寨、洪水大寨、高家场、狗场、山海、桃井、白泥、白泥新街、木渣黑等地都成立了游击队。游击队人数不等，最多的千余人，一般百余人，少的也有20多人，全县游击队员共3500多人。
　　各地游击队成立后，积极为红军介绍当地情况，充当红军的助手，配合红军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在红军的指导下，游击队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并作了建立土地革命委员会及分田地的准备工作，为建立工农政权积极创造条件。
　　沙窝游击大队由沙窝、水淹坝、沙井、勾腰坡、蒿枝坝的游击队合并而成，共1000多人，声势最为浩大，由陈丙清、谢述清（后参加红军，现在西安）、张渭全、曾丙清担任大队领导，陈伯川担任大队文书，辖两个支队，红军派有一名干部指挥大队行动。游击队以大刀、长矛、棍棒为武器，活动在沙窝、水淹坝、化冲河、拆坤桥、白泥田、勾腰坡、田坝寨以及雨明、狗场一带广大地区，有效地打击了土豪劣绅及反动武装，积极配合红军宣传“抗日救国”“红军是拯救穷人的军队”“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等标语的道理。他们还号召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或游击队。游击队以红军作榜样，每次行动都集体唱“打土豪要归公，买卖要公平。工农的东西，不可拿半分，讲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的歌，并向群众做“穷人还要当红军，当了红军自己人，打倒土豪分田地，抗日反蒋救国兵”的宣传。
　　受革命和斗争的熏陶，游击队和群众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革命热情日益高涨，经红军干部提议，以沙窝为中心成立土改委员会，准备进行分田地。当年担任沙窝游击队文书的陈伯川深情地回忆说：“可惜这项工作正在筹备中，红军就开拔了，要是再有个把星期，这件事就办成了。”
　　红军在领导游击队打土豪、分浮财的同时，对游击队进行初步的军事训练，讲授浅显易懂的政治课，加强思想教育。并积极组织演戏、唱歌等文娱活动，使队员感受到集体温暖，感受到集体活动的快乐，逐步习惯集体军事生活。当时大家都爱唱“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指挥员、战斗员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游击队员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红军及时提出“打到别处去”“不消灭（土豪）不回家”等口号，把游击队员整批编入红军队伍。
　　在扩红的热潮中，沙窝的10多支游击队和纸厂游击队整批编入红军队伍，甘棠大寨游击队几十人编入红军连队；与此同时，城关、大关、狗场、雨朵等地的游击队，大部分队员都参加了红军。
　　雨朵热情好客的布依族小伙子，熬起过年做的甜米酒，盛情邀请红军战士和他们一道开怀畅饮后积极要求参军。朵朵坝穷苦青年张锡文，在滥泥沟得到一张红军传单，带回来给乡亲们看后，他和张锡银、李文华等几个青年，互相邀约到县城，报名参加了红军。
　　群众想红军、爱红军，红军是穷人的子弟兵。山乡父老见到青年踊跃参军，笑在眉梢喜在心，他们把孩子交给亲人——红军，一百个放心。沙窝张银喜就是他父亲亲自送到部队的，与张银喜一道参加红军的还有林少武、徐忠义、王雁鸣、蔡尚先、郭子平、郭占奎、安绍舟、刘吉武等人。甘棠双马乡青年宋坤多次前往县城，要求参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在全县城乡，有不少女青年参军的事例。沙窝五里乡的先幺妹，亲自感受到红军是为了穷人谋利益的，便同结婚不到一年的丈夫王占荣双双报名参加了红军。在他们的影响下，有20多个青年报名参军。与他们同时参加红军的女青年还有沙窝张家桥的吴幺弟、洪水乡的杨八妹、杨九妹，纸厂乡的杨幺妹等。
　　红军在开展宣传和打土豪、分浮财、组建游击队等一系列活动后，采取了战略扩军。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参加红军达2052人，其中四师在沙窝的成绩最为显著，扩红达1300多人，苗族、彝族、布依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占50%以上，仅化石、五里、勾腰坡一带布依族聚居的地方，参加红军的布依族子弟就有200多人。其他各区扩红人数为：雨朵40多人、大关57人、洪水39人、谷里14人、纸厂39人、林泉79人、城关500余人。当红军撤离黔西时，嘹亮的军号响彻山川,“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的歌声回荡在高原上，2000多黔西儿女踏上了革命征程。（作者系黔西县政协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