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 记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句话出自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1927年研究积极侵华政策的内阁会议——“东方会议”出台的《对华政策纲领》一个核心内容，它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自明治维新走上强军之路后就一直阴谋蚕食、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英勇的中国人民也渐渐觉醒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在这个艰苦卓绝的进程中，只有始终爱国爱民、无私无畏、坚忍不拔，才能最终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实现国家独立、民族振兴的伟业。国家民族如此，政党势力如此，个人的奋斗依然如此。这一点，从毕节的爱国民主人士周素园先生的身上就有非常明显的体现。
周素园，原名周增艺，又名培艺，别字树元、澍元，贵州毕节人，1879年农历润三月初七出生于毕节城内钱局坡老宅的一个破落户家庭。周素园自幼饱读诗书，16岁时考取秀才，后为贡生。甲午之战（1894年）中国惨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这对刚满16岁的周素园刺激很大，唤起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逐步倾向革命。后来他创办了贵州第一张报纸《黔报》，与张百麟发起成立了贵州自治学社，参与领导贵州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成立贵州军政府，被推选为军政府行政总理。
在贵州军政府被反动军阀颠覆后，周素园外逃流亡重庆、武汉、北京、上海近10年。他奔走于各大军阀之间，希望为贵州革命党人伸冤，但各大军阀忙于争权夺利，都只在意笼络贵州的实力派，甚至袁世凯还以铲除贵州革命党人为交换条件拉拢云贵军阀唐继尧，明令通缉周素园。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颠沛流离之后，1925年周素园回到故乡毕节，闭门读书，同时总结自己亲身经历的经验教训，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直至1936年红二、六军团来到毕节。这10余年里，周素园认真研读了许多马列主义原著和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认为马列主义更能挽救危局中的祖国。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在1935年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之后，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祖国危亡迫在旦夕，民族生存危如累卵，但国民党反动当局一心“剿共”，无意抗日，周素园内心焦急如焚。于是，出现了红军到来时地方乡绅纷纷逃离而周素园却安坐家中等待红军的戏剧性一幕。
1936年初，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长征到毕节。这支部队虽不足两万人，但这支队伍有能独立应对复杂形势的政治领导人，也有能征善战的军事领导人，更有坚定的信念和正确的理论指导，因此，这支部队千里转战，不仅胜利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而且还要突出重围与其他红军主力会师，实现北上抗日。这支队伍的主要领导人就是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
红军进入毕节后，周素园作为“打土豪”的对象被关押起来，但在抄家时却意外地发现他家里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翻开一看，圈圈点点，读得十分认真。抄家的同志们很奇怪，“地主还读马列？”就向红六军团首长作了汇报。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马上找周素园谈话，问他的经历，问他为什么读马克思主义的书？问他为什么不走？周素园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在和红军首长的多次交谈中，周素园了解了党和红军，完全赞成共产党反蒋抗日的政策，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他毅然出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
贵州抗日救国军改编自共产党掌握的几支毕节民间武装和游击队。1935年8月，中共贵州省工委派邓止戈回毕节开展武装斗争迎接将要长征过毕节的红军，邓止戈到毕节后，在黄大陆、杨逸民、王冠兰等地下兵运工作者的大力帮助下，很快掌握了活动在毕节周边一带的席大明、周质夫等的绿林武装，并与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取得了联系，与阮俊臣游击队取得了密切联系。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毕节前夕，席大明部借接受“招安”防守毕节城之机引红军入城，红军顺利进占毕节城。红军占领毕节城后，将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的部队整编为贵州抗日救国军，下设三个支队，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分别担任支队长，邓止戈任参谋长。
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的消息一传出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许多老百姓出来支持和拥护红军；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的农村农会如雨后春笋，很快就建立起30多个；“扩红”工作也很顺利，部队吸收了5000余名新兵；部队军需得到了很大的补充，许多战士穿上了新衣服。
面对蒋介石在黔西北的重兵“围剿”，红二、六军团被迫离开黔西北，继续战略转移。贵州抗日救国军席大明支队不愿离乡，继续留在毕节周边牵制敌军；周质夫支队部分人员编入红军一起长征转移，后周质夫率部分人员留在毕节继续开展斗争；阮俊臣支队奉命去川南寻找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未果，返回毕节时红二、六军团已经离开毕节，遂与部队失去了联系，继续留在毕节境内战斗。在敌人的重重“围剿”中，席大明、阮俊臣部经历了异常艰苦的斗争，最后先后失败，二人均壮烈牺牲；周质夫部坚持斗争了一段时间，后来也失败了。
已57岁的周素园不顾自己年迈体弱，毅然跟随红军长征。根据红军首长的安排，周素园利用自己的影响和与滇军上层人士的故旧关系，分别给滇黔绥靖公署主任龙云、滇军“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孙渡及滇军旅长鲁道远写信，晓以民族大义，揭露蒋介石借“追剿”红军兼并西南的阴谋。滇军将领颇为所动，消极“围剿”，红军最终突出重围，胜利北上。
行军途中，任弼时、贺龙、王震等担心周素园年迈体弱，不能经受艰苦的长途行军作战，准备拨200两黄金和一些经费送他去香港，为党做一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让邓止戈去做动员工作。听了邓止戈的话后，周素园非常激动，他说：“我今年快60岁了，以前都没有找到光明。今天参加了红军，正是我一生最光荣的时刻，死也要死在红军里。我不愿离开。”贺龙听了邓止戈的汇报后非常感动，猛击一下大腿，霍然而起，说：“我就欣赏这种人，抬也要把他抬到陕北。”
历经千难万险，周素园跟随红军杀出乌蒙山、穿过云南、渡金沙江、翻雪山、过草地，历时9个月，行程近万里，最后到达陕北。期间，他以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的名义在红军电台发表了《对李宗仁元电广播稿》，支持“两广事变”，希望李宗仁能与红军合作，共同抗日反蒋。在甘肃岷州，成立甘肃省人民委员会时，他被任命为教育部长。
周素园到达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接见和慰问。毛泽东同他多次亲切长谈。10天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周素园利用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一些关系给何应钦、张学良、吴忠信、冯玉祥等数十人写信，希望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联共抗日，并代朱德起草了给刘湘、邓锡侯等人的信。这些信，曾受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赞赏，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积极作用。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1937年上半年，周素园为《红色中华》写了《纪念一二八的感想》一稿；为红军大学写了名为《洪宪叛国始末记》的近代史教材，讲述了袁世凯的发迹和复辟帝制失败的经过；给美国纽约《新历史社》写了题为《世界人类如何才能完成普遍裁军》的论文，提出只有实现人类权力平等，放弃人压迫人的制度，只有取消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放弃人剥削人的制度，才是消灭战争的基本方法。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期间，毛泽东让周素园给冯玉祥、张继、吴忠信、张道藩、冯自由等国民党要员写信，以大量事实驳斥了国民党中反对国共合作的各种滥调，冀望国内实现团结，达到共同抗日的目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他准备随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尽自己之力。但他后来患了足疾，身体日愈衰弱，生活不能自理。他觉得自己不能工作，反而成了党和八路军“坐享优待”的累赘，于是动了回贵州继续为党工作的念头，并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
1937年10月6日，毛泽东给周素园复信。信中说：“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先生所提回黔并工作的计划，如果已下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些的话，我是全部同意的。……临走时请留下通讯处，并告我。何时走，我来看你。”毛泽东的这封信，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爱国民主人士到延安来去自由，体现了对周素园的尊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
临行前，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为周素园饯行。毛泽东对他说：“周先生，你虽没有入党，总算红军的一员，交情如此，不可以不知道历史，行前你可否简单地写一点留给我？”次日，周素园送了自传去，毛泽东复信说：“你以往的已足以自豪了，今后更辉煌的将来，应该是我执笔来补写。”
关于离开延安后的工作问题，党中央要周素园带着毛主席的亲笔信，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身份，访问国民党的西南各省当局，要求释放政治犯，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扩大政治影响。
1937年11月，周素园到达重庆，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冷遇，交涉未果，只好离开重庆去成都。
“到成都，接洽颇为圆满，代理省主席邓汉祥允汇法币四万元补助陕北公学经费。四川省动员委员会的张澜、胡景伊乐意把彭德怀同志论游击战的小册子大量翻印，送给群众阅读。”（引自《周素园自传》）
在一次宴会上，周素园经邓汉祥介绍认识了张澜，并向张澜详细介绍了共产党。周素园把在成都活动的情况报告到延安，毛泽东闻讯很高兴。
1938年1月12日，周素园到昆明，在那里，他除了对龙云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还和广大群众接触，介绍了朱家璧等一些青年去延安学习，又把西安寄来的理论书籍留给郑一斋、徐嘉瑞、刘惠之等，鼓励他们举办座谈会，作初步研究。郑一斋还慷慨捐助了巨款，购买创伤特效药“白仙丹”（今名云南白药）二万盒，航空邮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运前方应急。周素园在昆明的活动，恼怒了国民党反动分子，他们对他下了“逐客令”。
1938年4月13日，周素园回到贵阳。这时，贵州反动当局根据成都、昆明两地特务机关的密报，对他布置了周密的防范和监视，他只好回毕节。在毕节期间，周素园一直同贵州地下党保持联系，直至1941年地下组织被特务破坏，他同党也就失去了联系。
周素园参加红军长征，又从延安回来，对西南几省各阶层人士均有震动。周素园的亲身经历，使他们了解了团结抗日的统战政策，了解了许多被国民党歪曲、封锁的事实真相，起到了非常有效的宣传作用，在一部分人心目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国家和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不惜羸弱之躯，不怕艰难险阻，置生死于度外，以自己的坚毅果敢和远见卓识，毅然决然参加红军长征，追随共产党，投身到革命和抗日的洪流中，彰显了中华儿女爱国救国的赤子情怀。（作者单位：毕节试验区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