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府志•职官谱•惠人志》记载了明朝毕节卫28位指挥使中有一位杨大勋。志中的记载是：“杨大勋，籍贯未详。”因28位指挥使的在位年代跨越了整个明朝276年的政治渗透、列土封疆、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大变革时期，仅3人有几笔简略记载附于其他人物或事件的记载中，其他25位都仅如杨大勋的记载。修志者因史料的严重欠缺，在载完28位指挥使后，无可奈何地补充了一句话：“姑识于此，以俟知者之补辑。”“姑”、“俟”二字，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的悬案和需要填补的空白。
　　笔者多年研读《大定府志》，对书中所记载的28位毕节卫指挥使有所探究，但因史料欠缺，收效不大。2013年清明节，朋友相邀到毕节东关坡观看杨家上坟的热闹场面，见墓碑上赫然刻着“大明武略大夫杨公大勋之墓”，突然想到《大定府志》中的记载，职业灵感告诉我，杨大勋的悬案终于应该有答案了。经过对杨大勋及其墓茔的探究后，得出一些认识，分述如下，与行家和爱好者分享。
　　据《杨氏族谱》载：“大勋公，湖南宝庆府人氏，洪武十四年宦游黔中，知毕节卫。初授武略大夫，职世袭指挥，因而留守毕阳。丕基城外双井寺黄果树石碑弯居住。造祠堂于牌楼坡，修祖茔于东关坡。”宝庆府即今湖南邵阳市、新化县、邵东县等地。洪武十四年即1381年，据《明实录》载，当年9月，朱元璋命令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率领明朝南征军远征云南，当年腊月底收复元朝右丞实卜统辖的乌撒（今威宁），旋即一边修筑乌撒城，一边夺取七星关到达毕节。洪武十五年正月初七，傅友德南征军趁热打铁，在征服区域内建立了包括乌撒、水西、普安、乌蒙、芒部在内的14个卫。杨大勋应是在洪武十四年作为傅友德军的一名将领随军征战云南到达毕节的。毕节建卫是洪武十六年（1383年），杨大勋作为南征军的中级将领，征伐有功，明朝廷授予武略大夫衔。鉴于当时云贵地域多民族杂居、战乱频仍的局面，明朝廷的政治策略是要改土归流，使既征服的疆域尽揽于掌控之中。毕节当时的形势是地方势力已统治了1000多年，可谓盘根错节，如果当即推行流官制度，显然有些操之过急，势必造成后患，于是明朝廷权衡利弊，采取了列土封疆的方法，逐渐削弱地方势力，先后在毕节周围建立了乌撒、赤水、层台、毕节四个卫，先从地方势力区域内分割出几大块地盘，实行军管，杨大勋便在当时“知毕节卫”，授指挥使之职。据杨大勋到毕节的时间推算，他应是毕节卫的第一任指挥使。这里还要说明的是，《杨氏族谱》中提及的“留守毕阳”。“留守”说明杨大勋是随军征战的将领，在“留守”之前都在南北转战，马不停蹄。征战到毕节后不再走了，南北转战生涯就此暂停。而“毕阳”的意思是什么呢？在中国古代地域文化概念中，山之南、水之北为阳，山之北、水之南为阴。所以，经常在中国地名中看到“阴”、“阳”之称，如“贵阳”、“淮阴”、“襄阳”等。“毕阳”是因水的方位来取的名字，毕节城区旧称毕阳镇，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大定府志》卷十九《治地志》载：毕节“城之水出自芒中，走城东，逼南隍折而左，《志》所谓毕川是也。”现在所称的“倒天河”，古代就称为毕川，毕阳之名是由“毕川”而得。毕阳镇就在毕川之北。毕节是先建有千户所，再由所升格为卫的。建卫时杨大勋作为指挥使留守毕阳，暂时停止长期南北转战的状态而安定下来，于是才在毕阳镇周围建府邸、修祠堂、辟田园、置家族墓地、将家眷从湖南移来毕节定居。
　　杨大勋墓位于今毕节七星关区东关坡粮库围墙外两米东侧，自古以来这一带的居民都知道这里有一所“杨家大坟”，甚而人们都把这一地段叫做“杨家大坟”。2013年，文物部门对杨大勋墓进行了初步考查。杨大勋墓现状为坐东北向西南，石围土封墓，墓围高2.1米、宽3.8米、长4.6米。明朝初期，为了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朝廷在全国设立了若干指挥使司，各司设指挥使一人，为正三品武官（当时的贵州宣慰使霭翠为从三品）。据文物部门考证，杨大勋墓按明初三品武官墓葬规格修建，墓前有四柱三门三楼式石牌坊。牌坊高4米、宽3.6米，其表面按三品武官规格精雕细刻各种浮雕和镂空图案。墓前还立有华表一对，按三品武官应享规格刻有相应的图案和墓主人生平事迹及朝廷对墓主人的封赠、评价等内容的铭文。紧靠墓前立石碑一通，高约1.8米、宽约1米、厚约0.15米，上刻墓主人官职品级及封号、立碑时间、立碑子孙的名字，也按明初三品武官规格建造。整个墓建造在半山的一个平台上，平台周围用料石镶边，墓周围还以石栏杆围了一圈。墓地有80余平方米，平台下有若干石级，春秋两季拜谒祭扫，必拾级而上。在对墓茔进行初略探测后，发现杨大勋墓茔有多处被盗痕迹，文物部门确认这些盗痕先后间隔时间跨越明、清、民国及新中国。
　　杨大勋故于毕节卫指挥使任上，按其族谱中记载的家族墓地，葬于现在墓茔所在地后，600多年来，杨氏后裔代代相传，每年清明节，无论他们身在千里万里、天涯海角，都要赶来给祖先上坟，香火从未停息。这其中也发生过不少感人的故事。据杨氏家族中口耳相传就有这么一件事。
　　1936年5月的一天，一支马队簇拥着国民党著名高级将领杨森朝毕节城郊东关坡西麓而来。这是杨森受蒋介石之命到云南去试探龙云后，经贵州威宁到毕节顺便了却祖上夙愿，省祭入黔始祖杨大勋之墓。
　　杨森从小就受家训知道其祖先由湖南到贵州毕节，后来又从毕节分支到四川。祖先杨大勋之墓作为家族的一份眷念，几百年来一直在二十几代人心中萦绕，因种种原故，不能来人省祭，这次杨森是负着二十多代人的重托而来的。按礼仪祭扫完毕后，墓周围已聚满了围观的人。见坟墓残破，荒草壅蔽，满目狼藉，境况显得有几分惨淡，杨森便问谁是族人，颇有几分责怪之意。一位自称杨大勋二十二世孙的老者站了出来，开口便问杨森谱系，杨森因无准备，竟一时答不出来，只知道自己是杨大勋的后裔，答应回去后一定查清楚辈份。随着，杨森又提出斥资重修祖坟，并派一个班的士兵长期守墓。而那老者却劈头泼了杨森一盆冷水说：“大勋公当年留下遗训，‘读书不为（wèi）官，为（wéi）官不争权，掌权不敛财，百姓才喜欢’。別看你这样大的官，你出得起钱修墓，派得出兵守墓，我们不稀罕；你说不清族谱，我看不是大勋公的后人！”杨森想不到自己古道热肠，一片拳拳深情，竟会遭到如此一顿无端抢白，无奈之际，百感交集，仰面对天，哀慨并生，一时泪涌满颊，挥泪一声浩叹，跨马扬长而去。
　　以杨大勋为入黔始祖的毕节杨氏家族，其堂号称“四知堂”，据其族谱记载，他们的更早祖先是东汉安帝时的太尉杨震。杨震为官清正廉洁，刚直不阿，当时被誉为“关西孔子”，可谓中华古代第一廉吏。他拒黑夜贿赂者称“暮夜无知者”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因此其后裔皆以祖先杨震为荣，以“四知”为堂号，这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不竭传承和坚守。杨氏家风从杨大勋传承到现在又过了600多年，这个家族已传到近三十代。其后裔已繁衍到近两万人，分散在全国各地，主要在贵州及四川、云南等省。从这样一个以冠以“四知堂”堂号家族的繁衍，让人仿佛看到不忘祖先、不忘根本的纵贯古今的道德凝聚力，这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价值和力量的彰显。
　　毕节的历史经历了1000多年的土司统治时期，毕节在建卫以前一直处于长期封闭状态。从明初毕节建卫开始，明朝廷就以建卫的策略，逐步打破千年来的封闭状态，将土司统辖的地域分割出来，纳入王化，引导同全国其他地区一道发展，这就是“改土归流”。明初是毕节从土司制度到建立行政区域制度过程的起始时期，从1383年毕节建卫到1687年建县的304年间，毕节卫经历了28任指挥使执掌。研究明朝毕节历史绕不过研究历史上地方最高长官。然而，从1383年毕节建卫到1687年建县的304年间，28任指挥使在地方志中有极少文字可考的只有3人，其余仅有一个名字而已。其中仅林晟一人有粗略踪迹可考，而且相关资料仅在其母亲蔡夫人的传记里有简略提及。至于实物资料，28任指挥使的蛛丝马迹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直至今日这还是一个难解之谜。而杨大勋墓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毕节卫28任指挥使中唯一的历史人物墓葬，因此，其实物的资料性显得弥足珍贵。
　　据毕节文物部门认定，杨大勋墓不仅是明初毕节卫最高长官之墓，也是新发现的毕节现存最古老的墓葬，是研究明初毕节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军事、民俗、社会变革等诸多方面内容的绝无仅有的宝贵实物资料。鉴于此，毕节文物部门已及时将此墓列为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登录点。按《文物法》规定，被录入国家文物普查登录点的文物，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一样受国家法律的保护。
　　杨大勋墓的唯一性，决定了其珍贵性。它是文物部门的一个新的重要发现。发现杨大勋墓的意义在于：它是为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毕节历史断链所找到的重要一环，也是为毕节历史一些领域至今还在紧闭着的大门所找到的一把钥匙，更是一件考证毕节融入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填补毕节某方面历史空白的精彩一笔，是蕴含诸多方面秘密的一份珍贵遗产，是诸多方面历史文化内涵的一个节点，是毕节明初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军事、民俗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内容的记忆。保护好这份遗产，以待对其进行研究，有可能改写和明确毕节以前有些语焉不详的史笔遗憾，重新认识毕节历史，从而增强毕节人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振奋我们的精神。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前人做过的事往往有人要进行记载和整理传承，以资镜鉴，这就是历史。而历史以文字的方式传承，不是任何时间、任何地域、任何条件下都有人去做和完全做好的，特别是不发达地区，往往会在被边缘化的同时失去历史文化的传承。当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后，回过头去寻踪时，那些失去的也许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再也打捞不出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偶有所获，就会意外惊喜——凡是对历史负责的有识之士都能体会到这一点。这是发现杨大勋墓留给我们的深层思考。（作者系市政协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