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乙在1929年至1948年的短短20年间，由一个小商贩发展成为当时贵州的富商巨贾，富甲黔西北。其传奇经历众说纷纭，像神话般一直在毕节人口头神秘流传，版本驳杂，令人莫衷一是。笔者最近阅读文史资料，偶然发现其胞弟刘裕远对其经商经历的述说，认为可正视听，经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从做“赶溜溜场”的引车卖浆之徒开始
　　刘熙乙又名刘光远，1906年出生于毕节南里白泥井马老五箐穷山沟里的一户农民家庭。原在家干农活，后随母亲到毕节县城，在砂石牌坊处设小摊卖魔芋豆腐。
　　1929年春节前，刘在街上设摊为农民写春联，得酬金小洋20余元，父母又为其筹借小洋55元，作为本钱，刘在城里买土布背下乡赶场贩卖，同时在乡下收买鸦片背回城卖。这种肩挑小贩，当地叫做“赶溜溜场”。
　　毕节邻近各县盛产鸦片，是川滇黔三省鸦片集中交易地。收购鸦片的坐商多来自贵阳。本城人刘玩泉开设“黔丰字号”收购鸦片，刘熙乙因售货给该号，得与该号掌柜蒲绍文交好。蒲以预付购货款方式先付给刘部分资金，刘则借本求利，两年间已有资本近千元，就自办鸦片5担（每担约1000两），利用蒲的关系，搭“黔丰字号”大帮运到贵阳销售。这一批次烟帮共发出鸦片300余担，雇人挑运。行至大定、黔西交界处的干堰塘，查税卡人员坚持要开箱验重，蒲交涉，送大洋200元，卡员不予放行。刘玩泉亲自交涉，增为400元仍不成。刘熙乙自告奋勇，上前与卡员说理，卡员见刘后，反而备酒席招待，分文不收即放行。原来此人曾在毕节宋伍街上客栈患病，刘曾为其延医治疗，并雇滑竿送其进城。此事博得了刘玩泉对刘熙乙的赏识，以后关卡，都推刘熙乙前去交涉，使烟帮得以顺利到达贵阳。这批大烟出售后，刘熙乙获利数百元，即将本利购进“华美牌”、“白金龙牌”香烟运回毕节，在大横街开设“隆昌永香烟店”，自任经理。这是1930年夏天的事。此后，刘熙乙又得到刘玩泉的资助，自办鸦片十担，仍搭“黔丰字号”大帮直运汉口，交由黔商伍效高经营的“隆大公司”（也称隆大土膏行）代销。此次，刘的本利已达3000余元，为尔后的经营，初步打下了基础。
　　经营百货、盐业暴富
　　1933年冬，刘熙乙在武汉约同去的毕节商人郭举安、吉振华、刘玩泉集资数千元，在汉口、重庆购进日用百货，经四川泸县、叙永运回毕节，于1934年春，在毕节开设“新升百货商店”。商店的陈设，都仿照渝、汉的大商号，装饰玻璃橱窗、大穿衣镜。分绸缎布匹柜、搪瓷五金柜、日用百货柜、文具柜、玩具柜、衣帽柜、鞋袜柜、化妆品柜等。经销的留声机、照相机、自行车、猎枪等更是毕节商场前所未有。商店开设以后，顾客盈门，生意十分兴隆。
　　“新升百货商店”资本共6000元，其中刘熙乙2000元、郭举安2000元、刘玩泉1000元，在店任职的张定原等共1000元。由刘熙乙任经理，张定原任副经理，招收学徒10人。学徒进店后，按月发给大洋10元，并统一发给店员、学徒衣帽。这些管理措施，颇得社会好评。
　　刘熙乙经营商店一年，业务日渐增多，货物供不应求。从上海、重庆、贵阳进货，似感资金短缺，因当时毕节还没有银行，他就利用商店在毕节商场中初步建立起来的信誉，向富户借款，并经营“渝票”汇兑业务（由商店开出汇票，在毕节收现款，半月后在重庆交款）。记得富户中瓦绍光一人就借给刘大洋5000元（月息2分）。资金增加，货源充足，商店的盈利也随之大增。
　　1936年春，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长征到达毕节。由于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刘熙乙心存畏惧，将商店货物分散隐藏。后见红军保护工商业，买东西按价付款，不差分文，留在店中的力士鞋、毛巾、牙膏、牙刷、马灯、搪瓷口盅等红军需要的货物供不应求，便将其余隐藏的货物全部搬回供应红军，一时盈利不少。红军走后，国民党中央军接踵而来，商店生意再次繁忙，两月之内的营业额，几乎等于过去一年的，获利甚巨。
　　1939年春，刘熙乙从百货店、香烟店提出部分资金，伙同刘玩泉、郭举安等筹办“新记盐号”。股本1万元，刘熙乙占60%，他自任经理，并在大定、水城设立分号。
　　川盐入黔，从叙永进口，称为“永岸”。运输以人背为主，兼用马驮。脚价（运费）是沿用以盐搬盐的老办法，即在叙永发盐一担（120斤），在毕节只收100斤，以20斤作为运费。马运则按银元计付运费。背盐的多是贫苦农民，交盐时缺少斤两，盐号要按价追赔。对于零售盐商，采取让价或赊销办法，以求薄利多销。因此，“新记盐号”的业务，在当时毕节的“隆裕”、“谦信通”、“兴顺荣”等“八大盐号”中，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鸦片一度禁运后又准运，刘熙乙安排水城分号经理刘敬斋（他的堂兄）将售盐款购进鸦片，运毕节销售。“新记盐号”兼营鸦片，一套本钱做两门生意，获利就更多了。
　　1937年秋，“一岸一商，官盐商办”新制度实行。川盐入黔，从仁怀进口的称为“仁岸”，从綦江进口的称为“綦岸”，从涪陵进口的称为“涪岸”，从叙永进口的称为“永岸”。这就是川盐入黔的“四大盐岸”。原各岸都有若干盐号，称为散商，改为“一岸一商”后，毕节原来的八家盐号与“新记盐号”合并，由盐务局命名为“贵州永边销区官盐运销营业处”（简称“永岸盐号”），由叙永人袁昭明任董事长，刘熙乙任毕节分处经理。
　　“新记盐号”并入“永岸盐号”后，刘将百货店交由张定原经营，更名为“元大商店”，将香烟店交由肖永祥经营，更名为“洽昌商店”。他将大部分资金从由他经手的富户借款中抽出，独资在“新记盐号”旧址大做鸦片生意。他从贵阳请来加工鸦片的工人10余人，办起大批“饼子货”。在此期间，贵阳特货商、台江人李文裳因在贵阳、汉口与刘相识，派其伙友李登明、潘鑫昌携带现钞3万元到毕节进货，住在刘处，托刘帮助。李文裳与刘怀卿伙同经营鸦片，因争权夺利，刘怀卿利用与当时贵州省主席顾祝同的亲谊关系，将李捕押，同时电令毕节督察专员何朝宗，将李、潘二人捕押，追缴带去款项。李、潘二人已将款项交刘熙乙，何朝宗传刘讯问，刘坚决否认其事，并当堂具结，何不满顾祝同的假公济私，也不加深究。刘将此3万元全部购进鸦片。数月后李刘纠纷解决，李等被释放，李文裳亲到毕节向刘致谢，二人合伙组成“义生字号”，专做鸦片生意。经营几批后，因禁运而结束。李为报答刘为其保存巨款之情，从3万元的盈利中拨出半数归刘，再加上本利所得，刘就暴发成万元富翁了。
　　从“永岸盐号”、“济时商号”到创办私人银行
　　“永岸盐号”董事会、总管理处设在叙永。1938年召开董事会和各分支处站经理会议，因当时盐务局对岸商的管理制度严密，各处盐仓统一由盐务局派监仓员管理，盐价调整须由岸商将调价资料报经批准，岸商合法利润有限，叫苦不已。刘熙乙在会上提出了官商两利的调价和销售余仓盐办法，得到与会者赞许。刘还建议在贵阳设立办事处，便于与盐务局接洽业务，经董事会采纳，并公推刘为办事处主任，孙蕴奇为副主任。刘于1939年到贵阳，租得醒狮路陈姓房屋，正式成立“贵州永边销区官盐运销营业处贵阳办事处”，开始与贵州盐务局联系一切业务。
　　与此同时，刘另筹资金3万元，创办“济时商号”，自任总经理，经营纱布批发业务，由广州韶关购进货物，经湖南、广西运贵州批发销售。总号设在贵阳，毕节设分号，由商会会长王渭清任经理，刘裕远协助其事，另派蒲绍文任长沙转运站经理，肖济刚、罗德泽等为采购。“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形势日趋紧张，物价不断上涨，刘和其他商人一样，经常掌握货物在手，存货不存钱，大发“国难财”。该号经营两年，获利超过资本数倍。
　　刘到贵阳后，场面比毕节广阔，于是他广交各路人员。当时贵州公路局有个职员叫王文诏，为生活所迫，求助于刘，刘予相帮。此后，王因有亲人在长沙任税务局局长，对“济时商号”过境货物暗中给予种种方便，减少了麻烦和开支。
　　盐业实行官督商办以后，“仁岸”承销商不善经营，造成盐傤积压（每傤盐在四川产地自流井起运时为10.8万市斤，“仁岸”原承销额为每月22傤，1940年增至26傤，每月积压10余傤），资金周转失调，被迫歇业。“永岸”所属的毕节、大定、威宁、水城、赫章、盘县销区较他岸小，每月承销14傤，也有积压。但因刘、孙二人经营得法，在办事处吸收游资，对存户付与较银行利率高的利息，并向银行贷款，资金周转灵活。随着盐价调整上涨，“永岸”盐反而获利较多。刘、孙二人又建议将总管理处移设贵阳，刘任总经理，孙任副总经理。
　　“永岸盐号”在刘的主持下，采取了种种措施加强和改善经营管理。设稽核处，以其弟任总稽核，对总处及各分支处的账目业务进行查核监督；购买汽车成立汽车运输队（当时川滇公路已通车），加快了运输，节省了运费；举办“从业人员训练班”，刘自任主任，培训财会和业务人员，向社会招考高中毕业生，培训3—5月后分配工作，每期30人，共办了4期；因当时物价波动，规定每月按物价指数计发职工工资，对个别生活困难的职工还给予补助；每年召开两次由各分支处站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业务会议，商讨经营管理办法。刘聘请王仲肃为老师，学习有关业务知识。刘工作认真负责，曾亲手拟定一些规章制度和职工守则，亲自审核处理各分支机构的表报函电，赴各分支处站检查业务。
　　“永岸盐号”在刘熙乙的主持经营下，盈利日增。资金多了，他就通过董事会的同意，向其他工商业投资。
　　刘善于借本求利。他为了进一步积累资金，为自己掌握的资金找出路，就与刘玩泉商量，筹办私人银行。当时财政部已宣布停止核发银行开业许可证。他们深知没有一个在政治上有地位、在地方上有声望的人出面，事情难以办到。刘玩泉与当时的大夏大学校长、曾任过交通部部长的王伯群有些交往，于是就向王许以董事长的名义，请王出面活动。王伯群带着刘玩泉去到重庆，通过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关系，顶得重庆一家银行的牌子，在国民政府经济部注册，改名为“聚康银行”。1941年，贵州第一家私人银行——“聚康银行”在贵阳市省府路58号正式开业。
　　“聚康银行”的资本，向经济部注册验资为法币1000万元，计刘玩泉200万元，刘熙乙、刘裕远兄弟50万元，“永岸盐号”50万元（以刘氏兄弟及孙蕴奇为代表），安顺、贵阳商人伍效高、帅灿章、戴子儒、邓若符、陈毓祥、田克成、丁纯武、丁达三、李文裳等共700万元。
　　王伯群在该行没有资本，经股东会议决定，除了按月支付大洋100元作为舆马费外，年终结算时，按50万元虚股拨给红利。
　　人事方面，董事会董事长为王伯群，常务董事为刘玩泉、刘熙乙、伍效高、帅灿章、孙蕴奇等。总经理刘玩泉，副总经理刘熙乙（实际工作由刘煕乙主持）。贵阳分行经理孙蕴奇，副经理肖济刚；毕节分行经理吴迪三。总行设有稽核处，聘曾任中央银行西康分行经理的蒋征琪为协理兼稽核处长。由大夏大学秘书长王裕凯任秘书主任，业务处长由刘熙乙兼任。刘裕远、保骏迪（留美学生、王伯群的妻弟）、何克昌（留美学生）、杨涛（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会计师）四人为业务专员。
　　该行“顶牌子”用去30万元，买省府路邹恒春的房屋用去220万元，修理门面和保险库、购买家具设备用去80万元，分支行的筹办花费数百万元。分支行开业后，资本差不多花光。但由于有刘熙乙、刘玩泉和安顺商人的雄厚资本和良好信誉作后盾，贵州商人仍乐于把款存入该行。存放款额大，利息收入多，该行的业务很是兴隆。后来该行逐渐发展，分支行设立远到上海。为了配合盐业需要，在四川五通桥也设立了办事处。
　　当时贵州1100万人，每月所需的11余万担食盐全部来自川、淮、粤，贵州的资金外流，每月达数十亿元。为了减少资金外流，刘熙乙在获悉有人在水城探测盐井后，便派人到水城考察，确认水城阿扎屯可以开凿盐井后，便与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商量，于1942年组成“贵州裕民盐井公司”，由韩任董事长，刘任总经理，并向各县绅商招股，募得资金2000万元，刘本人认股80%，向经济部注册，开始在阿扎屯开凿盐井。由毕节人糜君牧为井上经理，在四川自流井聘来“坐办”（工程师）樊姓父子二人主持施工。总公司设在省府路，办事人员有林子贤、张侠圃、肖星北等。由于法币贬值，这项投资又没有收益，股金不到一年就用光了，井上一切开支由刘垫付。1944年，盐井凿到八十几丈深时，抽水熬盐，已见成效，并发现天然卤水及伴生天然气。喜讯传到总公司，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刘熙乙亲自到工地视察，《中央日报》等报派记者前往采访、摄影。韩文焕派保安处教育长糜藕池（毕节人）率保安兵一队护送。刘等到达后，抽水化验，证实所报不虚。刘回到贵阳后，井上在下“隔水柱”的施工中，下到四十余丈时发生事故，中间部分爆裂。糜君牧恐受责备，隐而不报。井上职工向刘报告，刘极为气愤，停止供应经费，以迫使糜下台，另派人前往返工。但糜自作主张，在水城募款返工无效。刘此时正受杨森勒索，资金大为亏损，已无力顾及盐井，前功尽弃，甚感遗憾。
　　与上海财团争夺盐岸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四大家族”财团的触角也伸到贵州。以孔祥熙为后台，由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经营的大业公司，以其有权、有势、有钱、有人的优越条件挟持盐务总局，先后把川盐入黔的仁、綦、涪三岸的承销权掠夺过去，只有“永岸”仍由刘熙乙等经营。刘为了保住自己的盐号不被掠夺，使贵州盐业不被大业公司垄断，就在贵阳“四岸联合办事处”召集原“仁岸”盐商和“永岸”盐商一起到贵州盐务局请愿，提出“贵州人食盐，应由贵州商人承办运销业务”，要求盐务局将“仁岸”盐业承销权从大业公司退还贵州盐商经营。贵州盐务局局长张元怕得罪上司，不敢做主，把责任推到盐务总局。其后，刘再度发动贵州商人请王伯群、任可澄、郭润生、江竹一等去重庆活动，力争数月，仍无结果。刘又请邓汉祥（重庆川康企业公司总经理，曾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贵州盘县人）与王伯群一起出面找何应钦向孔祥熙交涉，孔被迫让步，才将“仁岸”盐业交还贵州商人办理，但仍由“仁岸”原承销额内拨出6傤交大业公司另组“黔南盐业公司”承办。
　　接办“仁岸”所需资金都是由刘熙乙、伍效高等负责筹集的，共集资5000万元（约值黄金5000两），其中刘氏兄弟及刘玩泉占十分之一，“永岸”盐号投资十分之一，其余大部分由安顺、贵阳商人认股。当即组织“利民盐号”来承办“贵州仁边销区官盐运销营业处”业务。公推邓汉祥为董事长，并按例给予虚股。推伍效高为总经理，孙蕴奇为副总经理，刘熙乙任常务董事。在接办“仁岸”盐务的整个过程中，刘熙乙奔走呼号、出谋划策，为筹集资金起到了重要作用。
　　涉足轻工业
　　1941年秋，刘熙乙出资购来两部小型卷烟机，在毕节开办“新黔卷烟厂”，以罗斌侯为经理，有职工百余人，用贵州烤烟制造“联珠牌”、“灵峰牌”、“555牌”香烟，向川边邻近各县推销，这是毕节机制烟工业的开端。
　　1943年，李文裳、曾韵青、张荣庭等在贵阳开办“南明烟厂”，刘停办“新黔卷烟厂”，把卷烟机运贵阳交李文裳等使用，并向“南明烟厂”投资。1944年，伍效高、帅灿章、戴子儒、陈毓祥等也向该厂投资。增资后的“南明烟厂”资金总额为700万元，刘煕乙兄弟占50%。刘熙乙任董事长，曾韵青任经理，李文裳任厂长，张荣庭任副厂长。有工人400余人，生产“三角牌”、“犀牛王牌”香烟，行销于贵州各县及四川、云南部分地区。原料以贵州烤烟为主，成本低廉，颇受消费者欢迎。抗战胜利后，1946年夏，刘向该厂股东提出增添烟厂股本，扩大经营范围，并组织中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烟厂。股东同意后，公司组成，刘熙乙任董事长，烟厂资本增为1亿元（因法币贬值，约合黄金6000两）。该厂当时的设备有卷烟机4部，切丝机3部，压筋机2部，破烟机1部，磨刀机1部，车床1台。厂址设在南明区广顺路8号，另租西湖路178号为仓库兼职工宿舍。生产能力由每月生产香烟320余大箱（每大箱250条）提高到500大箱。产品增加一个“还都牌”以庆祝抗日战争胜利，销路逐渐发展到湖南各县。
　　在刘熙乙的策划下，中隆公司在重庆和汉口又设立“南明烟厂”。重庆厂于1947年春成立，由曾韵青任经理。汉口厂于1946年秋成立，由曾韵青之弟曾文生任经理。重庆厂有工人800名，汉口厂有工人近千人，两厂资金都大于贵阳厂，刘氏兄弟的股本均在50%以上。这三个烟厂一直经营，直到解放后进行公私合营改造。
　　1943年，刘熙乙还与林子贤、刘玩泉合办酒厂生产茅台酒。刘熙乙出资50万元，刘玩泉出资30万元，由林子贤主办。因林住在原贵州军阀袁祖铭之父的公馆“泰和庄”，酒厂即取名为“泰和酒厂”。当时贵州生产的茅台酒，华家老厂为“华茅”，赖永初酒厂为“赖茅”，贵阳金慧章酒厂为“金茅”，“泰和酒厂”的茅台酒，也被人称为“刘茅”。
　　1942年初，伍效高与刘熙乙、帅灿章还组织了宏毅公司，开办辰溪炼油厂。由贵州购运桐油，在湖南辰溪设厂提炼代汽油、机油，出售给交通部使用。该厂经营不到两年即被政府经营的复兴公司强行接收。
　　1943年，刘熙乙与贵州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廖兴序合伙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其成员有专署秘书主任黄通（号更夫，南京人，黄埔军校毕业）、建设科长兼四区农改所长赵发智（兴义人，中央大学学生）、教育科长李思齐（水城人，云南大学学生）、吴颂平（毕节绅士）以及刘裕远共七人，试图利用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廖、刘出面向专署所辖各县商人招募股本，成立中兴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桐油、菜油、纱布运销业务。廖任董事长，刘任总经理，吴颂平为副总经理，资本不到百万元。一年之后，刘认为各县股东人多事少，钱少话多，难于应付，乃将股本本息还清，将公司更名为“新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共1000万元，刘占半数，“永岸盐号”投资半数。刘任董事长，赵发智任总经理，吴颂平任副总经理，业务不变。1946年，赵发智就任贵州农改所所长，吴颂平就任剑河县县长，改由刘裕远任公司总经理。公司收购贵州农副产品经广州运往香港销售，盈利颇多，资本增为1亿元。当时美国货充斥市场，刘氏兄弟怀着为国家争外汇、从帝国主义手中夺回部分资金的意图，将公司改名为“恒恒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减少运销农产品的业务，以大部分资本办加工出口产品的工厂。先在毕节办恒恒猪鬃厂，由黄启贤任厂长，收购原毛，聘请技工洗选加工，用“HH”的商标运销国外。又在贵阳创办恒毅制蛋厂，从上海购进机器设备，聘来技工，制造“飞蛋黄”、“干蛋白”两种产品，该厂由刘裕远任总经理，刘智先任经理，杨涛为厂长，谢远达为襄理。产品以“HG”为商标，用火车、飞机运往上海、香港销售。时价蛋黄每磅为美元2角5分，蛋白每磅为美元7角5分，按成本计算，获利两倍。
　　1946年，盐法又改“一岸一商”为“一岸多商”，“永岸盐号”由股东分散经营而结束。恒恒公司变为刘氏兄弟独资经营，由于盈利颇多，年终分红，员工皆大欢喜。刘动员职员将其所得转为股本，这样使职员更加尽责，关心企业经营，同时又为企业积累了资金。这是刘笼络人心的手段，可谓一举两得。
　　刘对与他有关的工矿企业和金融事业也乐于赞助，积极投资。如在贵阳向福田玻璃厂、水利农牧公司投资，在锦屏向采汞的益民公司投资，在重庆向四川建设银行、江庆银号投资。
　　虽然经营范围已转向工业，但对运销农副产品的企业和盐业，刘仍在继续经营。
　　1942年，刘曾独资经营粤盐运销，从广东省购海盐运广西、湖南销售，取名为“永济盐号”。湖南、广西沦陷时，装在火车上的数千担粤盐被日军劫去，损失不小。押运人员范琪等人逃去，日本投降后才回到贵阳。抗日战争胜利后，川盐允许自由运销，刘将“永济盐号”设在重庆，经营川盐运销，负责人为肖济刚和黄藉辛。
　　1945年，刘氏兄弟独资经营中国新民盐业公司，总公司设在贵阳，刘熙乙任董事长，刘裕远为总经理。下设四个区公司，贵州区公司设于贵阳，经理张定原；四川区公司设于重庆，经理肖济刚；两淮区公司设于上海，经理吴迪三；两广区公司设于广州，经理徐旭初。由于组织庞大、范围过宽、管理不周，以致发生徐旭初携款逃往香港之事，经营一年多就逐渐收缩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为了给贵州烤烟找出路，通过“永岸盐号”秘书章伯陵向当时上海国营大中华烟草公司总经理张伯伦商洽。刘与该公司签订烤烟供销合同，由公司先付部分订货款，然后按合同运烤烟到上海交货。刘组织贵州物产运销公司承办这项业务，由张定原任经理，章伯陵任上海分公司经理。由于章伯陵与张伯伦的关系，在交货、议价、预付货款等方面都占了不少便宜。
　　抗战胜利后，各大城市需要大量木材，刘接受李文裳建议，共同集资经营义孚木业公司。资本以黄金计，共2000两，刘占半数。刘任董事长，湖南人赵元卿为经理。该公司在贵州台江、剑河买山伐木，水运至汉口销售。1947年秋，刘裕远至汉口结束这家公司，收回资金，其后由赵元卿独家经营。
　　刘熙乙经营的事业既多且杂，地区分布亦广，与他有关的企业职工近5000人。刘每天处理一切业务函电及人事应酬，常到深夜两点才能入睡。有人问他到底有多少资金，他回答说，弄不清楚。这是事实，因为他常常把一文钱当作几文钱用，以一套资本经营几个企业，加上在银行外吸收的私人存款，东拉西扯，数目时有增减，根本无法计算出准确数字。（作者系市政协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