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每天都对着毛主席像，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高喊“四个伟大”。但平心而论，当时只不过是一种随大流的形式而已，并未真正完全理解“四个伟大”的含义。只是认为“伟大”就是“伟大”，是领袖就该“伟大”。虽然觉得有些抽象、神秘，不过对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也有所了解，故还是从内心信服的。但总认为这种“伟大”是超人的、神圣的，非一般常人所能及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上关于毛泽东生平的各种书刊大量出现，其内容多以描写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习惯以及他与同志、朋友、群众接触交往的活动为主要题材，从这些书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被神话了的毛泽东并非是高高在上、凌驾于万民万物之上的“神”，而同样也是富于感情、富于生活的人，他的伟大并不只是存在于他那震撼山河、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业和丰功伟绩之中，而更多的是在于平凡之中。我从毕节市博物馆的《红军在毕节地区的革命活动展览》陈列厅内一封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中，就直观地领略到了这种平凡之中的伟大。这封信是1937年10月毛泽东同志给我区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周素园先生的复信，全文如下：
　　
素园老先生：
　　示敬悉。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轻人，这一点，不但我们应顾到，先生自己也应顾到的，只有在比较更适宜的条件与环境之中，健康才有保证些，工作才会更好些。
　　先生所提回黔并工作的计划，如果已下了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些的话，我是全部同意的。路费拟赠300元，不知够不够，请你自己计算一下告我。将来我们经费较充裕的时候，可以每月帮助先生一点生活费，大体上等于在延安生活一样。这完全因为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丝毫也不是为了别的。临走时请留下通讯处，并告我，何时走，我来看你。
　　敬礼！
　　毛泽东
　　十月六日

　　周素园先生，原名周培艺，毕节人，辛亥革命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贵州光复，担任大汉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他是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他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拒绝国民党委以要职聘任，1925年回毕节。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长征至毕节期间，他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在毕节组建抗日武装“贵州抗日救国军”。当时周素园已年近花甲，仍老当益壮，毅然出任“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司令部就设在周素园先生的住宅（今为七星关区文化遗产管理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随后，他又毅然离开家乡和亲人，跟随红军长征。1936年12月到达陕北，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多次接见，曾被毛泽东、朱德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后来由于他年事已高，环境不适，身患重病久治不愈，自己认为不应成为共产党、八路军的“累赘”，就主动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请示回贵州并继续为党工作的想法，毛主席同意他的计划，就写了这封信。
　　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对一个积极要求革命的党外人士是那样关心备至、体贴入微，对周素园先生的工作、生活、兴趣、健康以及后顾之忧各方面都考虑得周周到到。信中语言是那样朴实无华、亲切诚恳，根本看不到一点修饰之词，更无丝毫官腔味。若不署名，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举世闻名的伟人毛泽东给一个党外人士写的亲笔信。
　　看到毛泽东同志这封洋溢着革命感情和充满人情味的信，不免使人想到一个问题：为何闻名中外的伟大人物毛泽东对同志、朋友（如本文中的党外人士周素园）和群众有如此真挚、诚恳、热烈的革命感情和人情味，令人可亲可敬。而现在的一些党员干部，说话办事却趾高气扬，官架子十足，不可一世，令人望而生畏；个别党员干部更是高高在上，对同志漠不关心，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两相对照，“伟大”与“渺小”不是显而易见了吗？！（作者系原毕节地区博物馆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