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素园先生是从书香门第走出来的一位传奇人物，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贵州省辛亥革命元勋，曾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参加红军万里长征则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段。
周素园先生早年追求进步，在参加辛亥革命后，因不满军阀混战与官场腐败，1925年辞职回乡。在家闲居期间，他虽然脱离了军政界，但追求进步、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思想没有变。他购买了大量进步书籍，订阅了许多报刊，每天伏案阅读，从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如《国家与革命》、《通俗资本论》、《共产主义ABC》、《新政治经济学》等，对他影响很大。通过对这些进步书籍的学习研究，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变化，使他从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者。对这一思想的转变，他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余近年常阅新书，加以冥思旁证，颇能日趋解放。”他在给老友彭明之的信中道：“弟此时脑府充满（对）劳苦大众之同情，以为无压迫、无剥削方式是人类社会的极则。”
1936年2月，红军长征经过毕节，因不知周素园先生的情况，在“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误把他当土豪劣绅抄家，抄出的东西中有许多马列著作及其他进步书籍，战士们发现书上圈圈点点，眉批十分认真，甚感惊奇，随即向红六军团首长作了汇报。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得悉后马上找他交谈，询问他的经历。当问到他为什么读马列的书、红军来了为什么不逃走时，他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是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当王、夏二人向他宣传共产党、红军的方针政策后，问他赞不赞成，他说：“赞成，完全赞成。”（引自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随后，红二、六军团首长常到家中与他亲切交谈，并邀他出来工作，他毅然同意，并出任了共产党领导组织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他当司令员的消息一经传出，在社会上震动很大，吸引民众纷纷前来报名参军，短时间，贵州抗日救国军就发展到了三个支队。随后，黔西、大定、毕节农村相继成立了30多个农会，红军也扩充了5000多名新兵。
1936年2月27日，红军离开毕节，周素园先生已是接近花甲的57岁老人了，但他不顾体弱多病，抛家离舍，毅然决定参加红军长征。红二、六军团随后转战于黔西北、滇东北。一路上，山高林密，道路崎岖，气候恶劣，风餐露宿，常有恶战，但周素园先生思想坚定，从不动摇。由于他体弱多病，任弼时、贺龙、王震等商量准备拨一笔黄金送他去香港治病，但他对委派去做动员工作的邓止戈（原贵州抗日救国军参谋长）说：“我今年快60岁了，以前都没有找到光明。今天参加了红军，正是我一生最光荣的时刻，死也要死在红军里。我不愿意离开红军。”（引自邓止戈《红军在黔西北》）听了邓止戈转达的意见后，贺龙同志霍然而起道：“好啊！我就喜欢这样的人，就是拿十八人抬大轿，也把他抬走。”
在毕节及长征途中，周素园先生利用他的影响，给滇军上层人士写信，宣传共产党、红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写信给龙云、孙渡和旅长鲁道元，拿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来鼓动他们，争取他们同意抗日和红军一致行动。”他在给龙云的信中写道：“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万步讲，即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道灭虢，史有明鉴。”（引自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他在给孙渡的信中写道：“目前中国已到了千钧一发最危急的时期，国家的独立仅有口号，民族解放将付东流。只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尚尔艰苦奋斗，欲挽此垂危之命。”（引自顾隆刚《周素园参加红军长征后思想的演变》）这些信对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分化敌人、利用敌人起到积极作用，正如萧克同志所说，周素园的信“打中了他的要害，所以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国民党追击主力从东面向我进攻，但孙渡纵队在西南按兵不动的态势，就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东面来的敌人”。（引自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
红军长征途中，周素园随军跋涉了千山万水，历经了爬雪山等艰难历程，于当年6月22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见到了朱德和刘伯承同志。在甘孜，周素园发表广播稿，揭发蒋介石降日卖国行径，呼吁多省起义抗日。
到甘孜后，周素园先生随红军总政治部行动，离开阿坝。过草地、越岷山、翻腊子口，进入甘肃。9月，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他被任命为教育部长。10月9日，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他跟红军一起出生入死，历经9个多月，行程上万里，千辛万苦到了根据地延安。
周素园先生作为一个无党派的爱国民主人士，以年近花甲的体弱之躯，参加红军长征，在全国恐怕仅他一人。
对于长征，周素园先生是这样描绘的:“在那几个月内，睡的是露天的绿草，虽说有个布蓬，但遇大雨就困在草荡里。”“两三间铺宽的地方，要困30来个人，真是手足都没处放。只要你抽身一动，就休想插进去。吃的呢，简直和猪食差不多，即便如此，也是饥多饱少。”“一个洋瓷盆，七八个人共用，洗脸、洗脚、烧开水、熬稀饭等。浑身是虱子，随便捕捉就几十上百。”他曾在一联句中写道：“欹枕未干额上露，开脸乍见眉际霜。”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红军首长和干部战士十分照顾他，他在一封家书中写道：隔一段时间，红二、六军团领导都会亲自送来5-10块大洋，供他购买草料；到甘孜前，王震同志与他同吃同住，同床而卧，对他百般照顾；过草地时，贺龙同志省下自己的口粮给他吃，有一次还让警卫员从很远的地方给他送去一小袋酥油烙的青稞饼；贺龙的女儿贺捷生（解放军少将）曾对周素园先生的女儿周平一满怀深情地说:“您知道吗？长征途中过河时，是我爸背你爸过河的！”父辈的革命友情，儿女们谈及时也溢于言表；行军途中，红军指战员们扶他上马下马，问寒问暖；偶尔获点黄豆大家煮着吃，怕他嚼不动，给他磨成黄豆汁……他深深地体会到了红军指战员们“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的革命友情。正是在指战员们的关怀照顾下，周素园先生凭着坚强的毅力，走完了漫漫长征路。对此，他在家书中写道：“你或者怀疑说我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我不惟活着，而且比在家里还健康一些，这不但出乎你们的意外，连我自己也想不到。”
到延安后，周素园先生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多次亲切接见，并同他长时间会谈，鼓励他继续学习和工作。到达延安10天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毛主席嘱他写信给何应钦、王伯群、张学良等人，并代朱德总司令起草了给刘湘、邓锡侯等人的信，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他还担任了红军大学教员，编写了名为《洪宪叛国始末记》等近代史教材。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期间，毛主席还请他给冯玉祥、张继、吴忠信、张道藩等国民党要员写信，寄希望促进国内团结、达到共同抗日的目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周素园先生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
1937年10月，肩负毛主席重托，带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给西南各省军政当局的亲笔信，周素园先生准备离开延安。临行前，毛主席、周副主席摆席为他饯行。席间，毛主席对他说：“周先生，你虽没入党，总算红军一员。”“先生参加红军的历史已经很光荣了，今后更辉煌的未来，应该是我执笔来补写。”（引自《周素园自传》）
“你虽没入党，总算红军一员”，毛主席的临别赠言，为周素园先生在红军长征中的历史给予了深情而明确的评鉴。
周素园先生已离开我们55年了。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努力奋斗、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不惧艰难险阻、不畏强暴威势、从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红军一员的革命精神，将激励我们奋发努力，为毕节试验区更加辉煌的明天、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作者系周素园先生外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