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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试验与中国当代政治发展(二)
作者:黄水源  发布日期:2012/3/28 阅读次数:
  [上接2011年第10期]
  
  政治家选择毕节作为多党合作支持建设的试验区,在政治思考上顺应了中国多阶层的利益诉求,解决了偏远地区的诉求渠道,为各阶层的利益表达找到了路径,各民主党派通过参政议政与支持试验区建设,既为自身内部的利益诉求与参与国内政治治理形成了契合点,通过基层参与为提高自己的参政能力找准了支点。而毕节试验区在20多年的实践中,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为主题的实践活动则有效地促进了各阶层的利益整合,形成了毕节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机制。
  对毕节这样多民族的西部边缘地区,在中国这样的高度集权与统一的国家,利益表达一直是相对欠缺与无助的。
  “利益表达(interest articulation)”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它在民主政治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当代中国社会严重分化的背景下,不同社会群体能否获得正常必要的“利益表达”形式和手段,是社会能否和谐的基本前提。中国的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一种意见和利益的表达。“利益表达”的目标是寻求各利益主体的注意。具体对毕节试验区而言,这种表达就是要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引起中央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关注。在复杂多变的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中,影响利益表达有效性的因素极为复杂。只有具有“组织性”的利益表达在中国才可能形成影响力,从而提升对政治系统影响的有效性。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博弈中取得了政治诉求的优先权,其具体表现就是沿海开放地区的政策优势;中部地区依靠地域差异获得了中央政府的长期关注,同时,长期的内陆文明也为中部地区的利益诉求得到支点,而西部则因为地域与文化的差异,一直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央对地方政府控制以大一统的方式进行,而西部独特的地域与文化背景往往人为地被忽略了。像毕节这样的喀斯特地区的特殊背景与自然环境的独特性在长期的中原农业文化的冲击下,失去了自我的保护能力。
  在计划体现高度集中统一,无视市场的经济体制状态下,任何来自权威的个人或者部门的指令都必须被接受。比如,自20世纪50年代后提出“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的工作方针以来,全国上下掀起大办粮食、大办钢铁的热潮。但是,问题并不是在该不该执行上(就中国国情而言,解决粮食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而是在该如何执行上。因为,任何决策只有在符合实际情况的条件下才可能具备有效性,这也是众所周知的道理。我国地域辽阔,自然、地理、历史甚至民族的差异都非常明显,如果主观上不正视客观存在的差异,工作方式上搞“一刀切”势必导致失败。而当时的毕节地区,尽管其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均不同于内地,但在特定的体制背景条件下,决策层长期在观念上、认识上不顾地方的实际情况及自身特点,机械地执行上级国家机关的经济计划,照搬上级国家机关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甚至受功利的驱动,盲目追求经济收入的提高,不尊重自然规律,缺乏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片面地执行由上而下的各种指令并不顾条件的“大干快上”,无疑会造成工作失误。它反映了人们观念上的非科学、非理性色彩。这种观念上的非科学、非理性色彩必然导致盲目开荒开发、在不适宜农作物生长的高寒草原开荒,片面加速发展,破坏当地的生态平衡,扩大石漠化面积,使农业、牧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改革开放,其实质是中央对地方放权。通过发挥地方的主观能动性,利用中央政府给予的政策优惠,形成经济发展的爆发点,而其中有几个最明显的亮点。一个是以深圳为标志的第一次开放,一个是以浦东开发为标志的上海发展,还有一个是以海南建省,成立最大经济特区为起点的尝试。这几个着力点与政治决策中心对地方价值的判断不无关系,也形成了相对而言的效率;最大的成功是造就了沿海经济的高速发展。源于沿海经济的优势,政治资源的长期中原垄断,沿海与内地的部分地区在利益表达与政策诉求上取得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也是西部大开发一直没有取得多大成功的基本根源之一。类似于毕节试验区这样的欠发达地区,只有在造成了大型的民生事件才会引起领导的关注,在以发展为主题的社会背景中,牺牲西部乃至中部地区的利益来保证发展是必然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利益表达机制,要引起社会的关注,引起政治中枢的重视是不可能的。
  毕节试验区的设计与各民主党派参与毕节试验区的建设在政治设计上有效的解决了这些问题。一是以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呼吁替代了区域缺少中央政府代言人的缺陷。这种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就不仅仅是简单地反映所联系、代表的一部分群众的要求,而是利用自身的组织优势,把分散的、个人的愿望和要求转换成为集中的、有组织的政治体系内的参与。在政治体系内形成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辅相成的又一重要的民意吸纳和提取机制,把人民内部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诉求纳入到政治体系之内得到充分表达。二是各民主党派在智力支持与决策咨询上为毕节试验区带来了决策科学化的基本保证,解决了毕节试验区文化基础薄弱,缺少人才的短板。由于民主党派与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参政议政活动能够将相当的政治资源融入政治体系之中;有利于协调社会的利益关系,化解由于社会结构日益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而形成的社会矛盾,促进政治团结和稳定。三是毕节试验区在形象塑造上具有了与其他地区相比更加明确的外在表征。各民主党派的法定参政地位和制度化的参政议政方式开辟了发扬民主的多种形式,畅通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使政党制度具有吸收和同化社会各个方面广泛参与政治的能力,为社会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化的组织程序和途径,保证了各阶层、群体和政党参与政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不仅能够吸收现代化所造成的部分新兴社会力量,缓解由于公民参政意识增强而形成的政治参与压力;而且实现了现代政治体系政策选择与决策的互动优势,使政策的输出能够反映社会的要求。这种政治设计从根本上保证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有序性,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索求,吸纳社会各个方面的不同意见和呼声,有效地适应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求扩大政治参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缓解了由于公民文化水平提高、政治参与意识增强、政治参与愿望强烈而形成的对原有参与渠道的巨大压力。[未完待续](作者系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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